你不能总是第一个进入要塞城墙的缺口，或是因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而引起将军的注意。你会在树丛中或壕沟里被打死，即使你去围攻一个鸡窝也要靠运气。你得把几个火枪手从谷仓中赶出去，离开部队时得根据当时的情况独自一人行动。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就不难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最不引人注目的事恰恰是最危险的事。在我们时代爆发的战争中，阵亡人数较多的往往是不很激烈和不很重要的战斗，比如攻打军事力量较弱的小城。
有人认为，如果不是在令人瞩目的场合牺牲，就会浪费自己的生命。于是，他选择默默无闻的生活，放弃了许多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但话说回来，所有的良机都能带来荣誉，我们应凭良心对每个人进行充分宣传，我们的荣誉是我们良心的见证。某些人的正直只是为了让别人了解后更加器重他，他只有在别人可能知道的情况下才去做好事，对这种人的期望值不要太高。在一年冬天最后的日子里，罗兰的所作所为令人难忘，此事至今鲜有人知。罗兰总是急着去做这种好事，而不是急着把做的好事告诉大家。他从来不去想只有别人亲眼看到，他的功劳才会被世人知晓。
应该为履行自己的义务去战斗，并耐心地等待奖赏。只要你做了好事，不管怎样隐秘，都会得到奖赏；就是行善的想法，也会获得报偿。正直的人，只要做了好事就会感到心满意足。表现勇敢应该是为了自己，而且会得到这样的好处，即内心十分刚强，能抗拒命运的任何打击。勇敢不会有可耻的失败，只会有完美无缺的力量。它无论得到还是失去荣誉，都不是出于公众的心血来潮。我们的心灵发挥自己的作用，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因为它出自我们的内心，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看见。它不让我们害怕死亡、痛苦乃至耻辱，它给予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忍受失去孩子、朋友和地位的痛苦，如有机会，它会让我们在战争中去冒险，这一切行为只是为了与美德相连的荣耀。
和一般的荣耀相比，这种荣誉的好处更值得去追求，一般的荣耀只是别人对我们的赞美而已。要平息一小块土地所有权的争论，只需从一大群人中选出十来个人进行评判；而对我们的倾向和行为进行评判，却是最困难的事，如果我们把它交给公众去办，就会发现他们是那样的无知和多变。
把智者的一生交给愚者去评判，这合情合理吗？这些人都是小人，集中在一起后，却令人刮目相看，没有比民众的评判更出人意料的了。德米特里曾开玩笑说，他既不看重来自上面的声音，也不看重来自下面的声音。他说得更清楚：“我以为，虽说一件事本身并不丑恶，可一旦被公众赞扬，便成了丑恶的事。”
任何巧妙的办法和灵活的思想都不能让我们追随一个没有目标的向导。当传言与浅薄的见解搞得我们晕头转向时，我们很难选择一条可行的道路。我们不能为自己确立一个游移多变的目标，我们要始终跟在理智的后面，如果公众愿意，就让他们带着赞同的意见跟随我们走。不过公众的赞同与否完全取决于命运，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们一定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但即使理智不是一条常规的道路，我还是会坚持走这条道路，因为我凭经验发现，这是最安全、最可行的道路。
上天赐予人类的恩惠既体面又有用。一位古代水手在一场暴风雨中对海神说：“海神，只要你愿意，你就能让我活命，只要你愿意，你就能让我丧命，但我仍紧紧地握住舵柄。”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很多人灵活善变，喜欢脚踏两只船。人们都认为他们世故圆滑，但这些人现在都已丧命，诡计总是会失败的。
在波勒斯出发去马其顿进行著名的远征之前，他特别告诫罗马的民众，要他们别对他的行动信口雌黄。如果对人们的言论不加约束，做大事时就会寸步难行。不是每个人都能不顾民众的反对意见，不是每个人都能坚定不移，宁愿让人们虚妄古怪的看法损坏他的名声，也不愿为了获取良好的声誉与公众的赞美而破坏他的工作。我不是不要赞美，可我并不认为善行的结果和目的在于得到赞歌颂词。我并不过分注重他人对我的看法，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看法，我想靠自己致富，而不是靠别人。外人看到的只是事物的外表，而每个人都会表现出沉着冷静，即使内心充满了焦虑和恐惧。
别人看不到我的内心，而只看到我外表的镇定自若。人们谴责战争时期的虚假行为是对的，对一个讲究实际而又胆小怕事的人来讲，最好的事不就是既能逃避危险又能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吗？能不冒险的办法多得很，我们可以欺世盗名一千次，而不用真正去冒一次险。即使我们陷入困境，也可以用合适的表情和言语来掩饰自己。
虚假的荣誉会让徒有虚名者感到高兴，控告只能使无中生有者感到畏惧。在屡立战功的人们中，有多少是辎重兵？但勇士们坚守的战壕是别人挖的，英雄要是没有50名工兵为他开通道路，并用自己的身躯来掩护他，他又怎么能建立功勋呢？
罗马在动荡中贬值，你也不要去纠正公众天平中错误的指针，不要在自己之外去认识自己。我们说提高知名度，就是指让我们的名字众所周知，并从许多人的口中说出。我们希望它被别人恭敬地说出，并希望它的荣耀能给我们带来好处，这是我们追求荣誉的最好理由。但如果这种嗜好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就会使某些人无法满足于别人的谈论。
特罗古斯在谈到希罗斯特拉图斯，以及提图斯·李维乌斯在谈到曼利乌斯·卡庇托利努斯时说，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名声大不大，而不是名声好不好。大多数人也一样，我们在乎的是大家在谈论我们，而不是如何谈论。我们对我们的名字能从别人的口中说出而感到满意，至于是什么原因，就不去管了。一般人认为，出名就意味着自己的生命处于众人的庇护之下。
我并不指望靠我的姓来获得荣誉，因为我没有完全属于我的姓—在我的两个姓中，一个属于整个家族，另一个甚至还属于其他家族。至于“蒙田”这个姓，在巴黎和蒙彼利埃都有用这个姓的家族，在布列塔尼和圣道日还有个姓“德·拉蒙田”的家族，只要改变一个音节，我们的纹章就混同起来，我就能得到他们的荣誉，而他们就得承受我的耻辱。我先辈以前姓艾凯姆，英国现在也有一个颇有声望的家族用这个姓。至于我的名字，只要愿意，人人随时都能获得。这样，我可能会把自己的荣誉给予某个同名的装卸工，即使这有什么特殊之处，在我过世后，它又能代表什么呢？也许它代表虚幻并让人喜欢虚幻？建在他的遗骨上的墓碑是否会因此变轻？有人说后人会赞颂他，但如今这英雄的亡灵、这坟墓、这遗骸，是否长满了野草？
在一场伤亡人数上万的战斗中，被人谈论的也不会超过15个人。个人的成功，即使是军官，也并非都能引起大家的注意，除非确实是有难能可贵的壮举，或在战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杀死一两个或十来个敌人，或临危不惧，这对人们来讲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即使那少数引人注目的英雄行为，对整个世界来讲，也没有什么，每天都会发生许多这样的事情。1500年以来，法国有许多握着武器牺牲的勇士，知名的还不到一百。从我们记忆里消失的不仅有统帅的名字，还有战役和胜利的成果。世上大部分人的命运因没有被记载而变得无人知晓，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罗马人和希腊人中虽然出了许多作家，但他们流传下来的作品却并不多。把他们的荣耀传到耳边的只是细弱的声音。一百年后，如果人们还能记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法国曾发生过内战，就算很了不起了。
难道我们每次被火枪射中，或遇到其他什么危险时，都会突然出现一位书记员，把这些事及时记录下来？这样的书记员就算有一百个，记录下的文字也至多能保留三天，很难被所有人看到。古人记载的文字能流传下来的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命运赋予了它们生命，也决定了它们生命的长短。因为我们对其他事情知之甚少，所以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没掌握的东西是好还是不好？人们不会把小事写进历史，写进历史的必须是征服一个帝国或一个王国的统帅，必须赢得几十次重大战役，总是以少胜多，就如恺撒一样，他的一万名战友和好几位著名的将领跟随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他们的名字只有在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世时候才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们默默无闻地死去了。即便是我们亲眼目睹的那些建立伟大功勋的人，在他们去世三年之后，人们也不再谈论他们，似乎他们从未来到这个世界。
能对事物作出正确评价的人都在考虑一个相同的问题，即怎样的人和事才能名垂青史。他们会发现，在这个世界，只有极少的事和人才能获此殊荣。英雄们在成名之后就会被人遗忘，只能眼看着年轻时获得的荣誉被人遗忘。为了过上几年虚幻的生活，难道我们要一辈子脱离真正的生活，使自己处于永久的死亡之中？
道德家们告诉人们，把一件好事做好，这本身就是一种报偿。对一次效劳的报答就是效劳本身。对画家和其他艺术家来讲，对修辞学家或语法学家来讲，通过自己的创作和研究来成名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德行本身极为高尚，因此，只能去追求它们本身的价值，而不能妄想着索取其他报答，更不能因为虚荣而要求别人用赞美来报答自己。这种错误的看法对社会或许有好处，它可以促使人们履行自己的义务，可以唤起民众的行善意识，可以让君王们看到，整个世界都在怀念图拉真而痛恨尼禄。尼禄这个恶棍曾经是那么威风凛凛、令人生畏，但如今任何一个小学生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他加以诅咒和辱骂。但愿这种看法尽可能地播散在我们心中。
柏拉图为使城邦居民乐善好施，采取了各种措施，他还劝告大家不要轻视其他民族的名声与尊严。他说，在神灵的启示下，连坏人都会在口头上和思想上辨清是非。柏拉图和他的老师做得是非常出色的，在人力所不及之处，他们都加上神的帮助和启示，就像悲剧诗人在无法处理剧本的结局时就求神帮助一样。出于这个原因，提蒙称他为“伟大的奇迹创造者”。
既然人们因自身缺乏常识无法使用真币，那就让他们仍使用假钱吧。这种方法几乎被所有的立法者使用过。为了控制民众，使他们服从，没有一个国家不使用冠冕堂皇而带有欺骗性的言语。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国家的起源都显得十分神奇，充满着超自然的奇迹。这也使那些乱七八糟的宗教得到人们的信仰，连理智的人都成为它们的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