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在出兵前都会开一个动员大会，领袖会向大家解释执行该项任务的理由。同时也会对敌军的力量进行估计，讲解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和失败的后果。当战争结束后通常会开另一个大会讨论我们所犯的错误，只有充分认识了自身的错误我们才能吃一堑长一智。
“一支军队必须要有一套规章制度来规范全体人员的行为。我们有十一条简单的规定。主要的有三条：
1.坚定反日的爱国主义；
2.一切行动听指挥；
3.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然后还有八项次要的：
1.士兵在进屋之前必须得到屋主人的许可，在走之前必须要向屋主人的款待表示感谢，并且必须确认是否给主人带来了不便。
2.保持卫生；
3.说话平和；
4.买卖公平；
5.借东西要还；
6.损坏东西要赔偿；
7.不给老乡填麻烦；
8.不虐待或杀害俘虏。
“有些规矩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没有必要，但是之前的中国军队染上了苛待百姓和随便拿人家东西的恶习，这些规定几乎都是为了矫正恶习的。一支严格遵守纪律的军队能够鼓舞人民的信心。”
“我开始懂了，”我打断了他的话，“不过为什么你们也做百姓的政治工作？你们想像鼓舞军队士气那样鼓舞他们吗？”
“是的，”任同志回答说，“军队就好比是鱼，而人民就好比是赖以生存的水。这水必须要洁净得没有杂质，温度也要保证适合鱼的生存。对于人民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一定要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跟日本打仗，也必须要了解如何为围追堵截敌军的中国军队提供帮助，还要知道如何自治以及和谐生活。我们打算通过开会、墙报和各种宣传标语实现这个计划。
“如果我们在一个地区驻扎下来，人们就会被分成一个个的小社团以更好地接受教育。通常这项工作会在地方的治安官，也就是县长的指导和监督下以县为单位进行。每个村子里都会有一个团体是由小商贩组成的的，还有一个为女人，一个为孩子，还有一个是为工人和农民的。虽然成员间的情谊都是自然形成的，但是新成员的加入仍需要大力的宣传。接着这些小团体会成为这项指令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也会有专门为成人设立的学校，以便他们能够学习读和写。他们将被教授如何管理会议，如何选择他们的村级和县级的官员。如果人民履行了自己的公民义务，他们也就有资格为自己的事情当家作主。”
这些话，因为真实、理想和充满着智慧而让人欣然接受。如果这个计划真的奏效了，那么我会意外地见证一个乌托邦社会的诞生。这种可能性非常令人激动。
“那你们的对日策略呢？”我问询道。
“我们的想法是，”任弼时说，“日军是压迫者，他们的军队通过恶意的谎言进行了无耻的诓骗。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挑拨日军战士之间的关系来使他们的部队分崩离析，这种可能行一定存在。日本军队里有韩国人、满洲人、蒙古人还有台湾人，所以我们准备了各种版本语言的宣传语。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由经过训练的男男女女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潜入敌军的连队分发各种小册子小传单。我们也同样要求部队的士兵必须记住几个必要的日语短语，以便于在日军士兵可以听见的范围内向他们喊话。比如说有这几个：‘放下手里的枪，我们不会伤害你们’‘别向你的中国兄弟开枪’和‘我们会送你们回家——日军士兵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对待日军的俘虏也不错。他们在被关押的村子里很自由。其中一些我们还送回了日本部队。有机会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告诉身边战友我们其实很友好。
“这项工作的成果在敌军内部发挥的效果很慢，但是感觉如果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付出终会得到回报的。”
小鬼送进来了一些食物，也到了结束谈话的时间了。更何况，我也需要时间思考一下刚刚谈话中提到的另人震惊的消息。
12月份有些难熬的日子在这友好的氛围中很快地过去了。艾格尼丝和我经常绕着村子散步，有时会走到西边的山脚下，有时也会到汾河边去。我对于这位有勇气和胆量抛下被我们视为文明的舒适环境而来到都是陌生人的原始环境中的卓越女性又多出了几分敬佩。艾格尼丝已经四十多岁了，她的愿望之一就是能够继续与这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继续为共同的事业奋斗下去。
有一次我们一同去了东边八英里外的洪洞拜访一位英国的传教士。特鲁丁格先生和他的夫人已经为中国内地传教团服务近四十年了。他们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一类，被中国人视为自己人，对于我们所说的八路军的作风也感到很赞赏。当我们起身离开时，特鲁丁格先生问我朱德先生是否会接受一本《圣经》的复制本作为礼物。我想他会的。于是传教士先生在他自己的那本中文版的《圣经》上签了名字，请求我们一定要转交给他。朱德庄重地接受了它，第二天他也带来了一本书并且麻烦我们以他的名义将它转交给特鲁丁格先生。这本书的书名是《法西斯主义的分析》。
我非常热切地盼望着和军队一起出军的那天，以便能够看看军队领导人们的实际工作情景。一天晚饭时我开始跟朱德聊天。当我说到我曾向蒋介石申请前往上海战区的许可证时，他的犹豫使我更加确信了他对我的安全问题的担忧。我决定减轻他的这种担忧。
那天晚上我给汉口的约翰森大使写了一封信。“我马上就要去前线了，”我写道，“不过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并且违背了朱德司令的意愿。如果不幸遇难或受伤，我并不打算怪罪八路军或者中国政府。以此信为证。”
第二天早上我把这封还没封口的信交给了朱德，并且要求立波将信读给他听。信寄出后朱德可能就会安心一些。
无疑他的小伎俩得逞让他笑得很开心，但是我还是能看出他松了一口气。
“好吧，参赞。”他向我保证道。朱德把他的帽子拉向脑后，做出了一个表明了他同意的手势，“你可以去，不过你最想去的是哪里？”
“去五台山（苏必利尔湖东部）。”我回答得很坚定。
朱德有点吃惊地看着我。五台山整个地区都被日军包围了，而且现在日军从北、东和南三个方向试图摧毁进入这片区域的路。这正是我想要亲眼见证八路军是如何战斗的原因。通往五台山的路上至少要两次通过敌军战线，因此增加了看到斗争场面的机会。
朱德关切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一个充满赞赏的微笑在他诚恳的脸上延展开来。他曾经也是个士兵，他能够理解一个士兵想亲历战争场面的心情。
“好，”他回答得有些勉为其难，“你可以去五台山，立波也会继续做你的翻译。我也会给你派勤务兵和警卫员。”
我带着这个欣喜的消息去找了艾格尼丝和立波。
“我们得煮壶咖啡庆祝一下。”艾格尼丝兴奋地哭了，然后转头在她宝贵的储备食物中找着咖啡。
那天是圣诞前夕，巡逻队会在第二天启程。我们一边讨论着接下来的旅程，一边小口抿着咖啡，艾格尼丝向我传授了她随军时的一些经验。
“你知道吗，”她问，“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克制和禁欲的军队了。你有没有注意过部队里男女之间的那种同志般的情谊？”
我已经注意到了，而且我还很好奇他们之间有没有男女之情。
“禁欲是这个军队灌输给他们的美德之一。你绝不会听到猥亵妇女之类的事，军队管理下的区域也绝不会出现卖淫行为。卖淫被他们看成是对妇女的剥削，这违背了他们的信念。”
这个谈话的话题突然转向了圣诞节，于是我建议唱几首颂歌。
“我一首颂歌也不会唱，”艾格尼丝响应说，“但是我会唱黑人颂歌。”
“那好吧，你唱颂歌，我演奏口琴给你伴奏怎么样？”我如此要求。
那天的夜晚是难忘的。一个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女人和一个来自佛蒙特州的男人在中国共产党位于整个中国心脏部位的总司令部庆祝圣诞节。
夜深了，朱德和一些同事加入了我们的节日庆祝。朱德独唱了一曲他家乡四川省的有点悲伤的民谣。左权也舞了剑。
当朱德适时地说“我们兄弟血肉情深”时，所有人必定都将这句话深深印在了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