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聂荣臻自己所说，他的重任包括了三方面：阻止敌军占领更广的土地；骚扰敌军的交通运输线；逐渐向中国政府还没进行重建的地区扩大他的势力范围。从军事观点上看，他的司令部正好处于群山环绕中，这就是说他能够从任意方向攻打敌人，所以他的据点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日军必须要从这片区域才能攻入内地。当日军试图包围他时，他只要一个接一个地派出小分队，就能将日军逐个击破。
民间组织在这个县发展良好，百姓们也选出了各个村子的官员。十天前，四十五个县的代表在阜平会面，一个九人组成的委员会被公选成为这片地区的管理者，聂荣臻是其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宋劭文也被推举当选了主席。这次会议的决议野心勃勃，包括建立银行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
除了军需品需要通过封锁线运输进来外，这片区域并不需要其他补给。虽然各类税收有着不同程度的减免，但足以支持军队和政府的各项开支。这儿有一所拥有四百名学生的军校，绝大多数的学生来自于北平和天津的大学。
司法权在京口铁路沿线的几个县重新建立，其他的县也在收复的过程中。政府最终计划要在所有非日军占领区域建立自己的权威政府，反复地向人们灌输要一致抗日的信念，教会他们如何反抗。不久代表政府将在所有地区建立起来。
这些计划如果被贯彻实施，对于侵略者来说将会是个麻烦。我好奇的是在实际运作时他们如何去实施。六个月后我再次拜访聂荣臻时，届时他的计划已不再是纸上谈兵。
回程时我不希望原路返回，于是我被安排前往西边穿越五台山地区，接着是同蒲铁路，在由南向西回太原府的路上去拜访贺龙的师团司令部。休息了一天后，立波还有三个小鬼和我同一支警卫队一道离开一路向西。
回到我们的地理分析上，阜平在北美洲地图上的位置大概在密歇根北面一百英里的圣玛丽苏的位置，太原府大概处于密歇根州的马凯特所在的位置。我们实际上穿越了苏必利尔湖的北部，有意向南移动至马凯特和明尼苏达州的德鲁斯之间，接着回到威斯康辛州的格林贝湾，也就是朱德司令部的所在地。
翻过了长城岭后我们继续顺着黄土高原的峡谷行进，步伐也加快了。雄伟威严的高山矗立在峡谷两侧。在到达战略要塞的哨所后，来自村子里自卫组织的人员检查了我们的证件后挥手示意我们可以进去了。偶然间，百姓们从山上的村子下来，匆忙地站在道路两旁欢迎我们。晚间时分，几个组织的领导在宿舍集合，谈论了一下日常的工作。各个地方的百姓都被组织过来，列队唱了新的爱国歌曲。
对于抗日救亡战线中各种各样类别的社会团体所占的比例，我很感兴趣。通常占比例最大的是儿童，约占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八十。妇女组织所占的比例是最低的，平均只有百分之三十。她们对于离开家门到外面不甚有兴趣，她们的丈夫也不乐于看到她们的生活节奏发生改变。但是环境的压力使她们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增强了，进步虽然很缓慢，但是很稳定。
一日，我们去拜访了建在佛教庙宇里的军队医院。我在这发现了六十名洪子店战役中负伤的伤员。他们是被村子里的自卫队成员以创纪录的速度从大山另一边转送过来的。
第四天我们离开阜平后到了五台县，这段距离大概是一百英里。当我们逐渐靠近时，整座城呈现出的优美景象愈加清晰。一百二十英尺高的围墙被修成阶梯状，像一床柔软的雪花被搭在地上。有炮门的城墙上黑压压的是出来欢迎我们的人群。我们在远处停了下来，向出来迎接我们的县长和军官挥手致意。我们继续前进到了东冶头，在那儿有一队步兵正在等待，准备带领我们穿过敌军战线。
同蒲铁路比正太铁路更加轻易地被日军占领了。晚上的时候我们穿越了崞县附近，扎进了滹沱峡谷，然后在像蛇一样沿着峡谷里只有四分之一英里宽的冰冻河床上行走。我们在河床上时本是绝好的目标，但是却没人发现我们。铁路向北三十英里的枕木已经被抽去，在铁路与天际线的交界处我们看见了军队的哨所。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贺龙的地盘，他因在内战期间发生在湖南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战役而被人所熟知，在山西西北部的抗日战争中又极其活跃。他的司令部在西南边一百英里的位置。去那里的路途漫漫，凛冽的冬季，吹着灌堂风的峡谷旅程要求在五天内就走完。
贺龙有些矮胖，还带着些许的霸道。某种程度上说他比我见过的其他军队领导难相处。但是在这略有些虚张声势的外表下，也有着一颗对弱者的同情心。我能够想象出他像中国的罗宾汉一样劫富济贫的画面。在街上他喜欢逗小孩儿玩，经常会抱起一个对他的逗弄表示抗议的孩子走过半个街区，然后给他一个铜币或是一块糖来抚慰他的心。
这里也有同五台县一样的系统的民间组织。贺龙的第一二〇师四个月前带着一万五千名士兵进入了这里。自从游击队员参军入伍以来，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三倍。
我现在非常渴望回到南方，在贺龙处停留一天后就开始了前往离石的四天旅程，届时会有一辆卡车静候着我们的到来。
到达离石的时间是2月15日。一到目的地我们就听到了令人跳脚的消息。日军对山西发动了密集的侵略，并且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进军。鉴于彼时正有一支日军纵队向汾阳进发，卡车司机怀疑我们能否通过那里。
我迫切地希望能够在汾阳多停留些时日好让我有足够的时间跟外国传教士聊一聊，搞清楚他们目前的处境。瓦尔特·裘德医生在这，也许当我开始旅程时他就早已在这儿了，我希望能够见到他。卡车司机向我保证他会送我过去的。
我们行进时，沿路正在布置坦克陷阱。在汾阳的灰墙之外毫无生命的迹象残存。西北城门有一个来自山西军队的哨兵正无精打采地瘫躺在地上。他说日军就在城东三英里外的地方。这条消息让司机慌了神，立马加速通过了城门。我隐约看到了一面美国国旗，随即大喊让他停下——但是无济于事。我们头晕目眩地走完了空荡荡的街道，穿过了整座城市后冲向了向南的马路。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一个山西军队临时的补给站，此时离城已有二十英里了。
晚饭时，又有消息说日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卡车开始将补给装车，一辆加长的大篷车不开灯地向南驶过黑夜。凌晨三点时我们到了午城县并且找到了避难所。城里塞满了士兵，短暂讨价后，我们被安排到了一个小商贩家里。在这儿我们小睡了两个小时。
随后我们全速奋力前往临汾，回到了在12月份第一次遇到军队的地方，但是路上挤满的北去的行军队伍拖慢了我们的速度。这些队伍中包括了阎锡山将军的军队，不过他的士兵缺乏我之前相处的部队所具有的规矩和精神。沿着这条冻路前进时，他们的脸无精打采，脚步拖拖拉拉。这些人并不了解为什么要打仗，只知道按命令行事。军官趾高气扬地坐在马背上，不断地鼓励士兵们继续前进。在这儿，他们缺少了八路军内那种充满了热情的发自内心的平等与和谐的氛围。
在临汾，杨立三通知我们朱德将会在第二天带着他的司令部离开这里去田野。我们登上了三个月前北上时乘的那辆破旧的汽车开往洪洞，在一个变化甚大的村子里发现了他的司令部。
朱德看起来筋疲力尽，但是仍旧那么和蔼亲切地欢迎了我的到来。他告诉我，现在山西的形势很危急。日军向山西派了五个师的兵力。其中一支正从河北南部边界出发，显然是来攻占临汾的。朱德明天会直接采取行动。除了他自己的部队以外，七支国民党军和一支山西军队也由他差遣。这就是对朱德能力的认可。
我们聊了不到一个小时，他的妻子康克清也在场，一直坐在一旁记录笔记。她曾是个进行过长征的农民，经过学习后成了一名政治委员。她圆润丰满的脸和身体充满了女性特征，是这位杰出领导人的贤内助。康同志有着永不褪色得充满感染力的笑容，不会干涉军队里的任何事务，乐于献身于村内的妇女活动以及为她的丈夫缝缝补补。
白天时朱德哐当推门进了我的房间。我跟他一起出去送军队离开。将近半百的牲畜身上驮满了各种物资，后背上携带着尽可能多的金属盒子，里面装着军队的日志、行动计划、夺取的文件和对局势的评估。士兵和牲畜都在身上覆盖了一些树叶以便在行军时不那么引人注目。
这一幕背后隐藏的是八路军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潜力。看起来像是中方军队对日军的现代化军队和武器回应。但这些武器根本无法击败有着高涨的抗日情绪、经过了一致抗日教育并且准备好忍受反抗带来的一切苦难的百姓。在一场持久战中，摧毁一支比自己速度更快、智谋上更胜一筹的军队是不可能的。日军征服山西的企图最后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单单是补给问题就能将日军置于死地。
补给问题亟待解决。山里已经在一些要塞部位已经建立了小军械库，不过无法满足够军队无限期的使用。如果军民相处还像现在这么和谐，那么在实现农业机械化后，军队和百姓的食物也就有了着落。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大机器制造的工业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个国家还需要很多的物品，内陆的需求量非常之大。但是越来越紧缩的封锁政策正在遏制这一趋势。这些严峻的问题催生了国家重工业的结构调整。一方独大的结构将被打破成一个个分散的小团体以便减少被空袭时的损失。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将这些小工厂设立在靠近资源产地的地方以简化开采以及各种矿产的运输问题。此外，还应该充分调动百姓的积极性，激发出他们的合作意向。
中国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被认识到。山西只是这个民族的一小部分，如果这个民族想要幸存下来，将这里被证明有效的反抗模式推广到全国就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因为国民党的部分领导人无理由地坚决反对共产党，对于后者提出的任何提议都摆出拒绝姿态，所以推广起来也有很明显的困难。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如何消除这种抵触情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只有一个人选。当我回到汉口时，我思考了另一个问题——蒋介石愿意将八路军领导教育其下属的自我牺牲精神推广到国民党军队吗？他愿意动员百姓一起反抗吗？他愿意赋予百姓公民权利和平等的社会地位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