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这样的赛事，”高将军告诉我说，“在边界执勤是件苦差事，所以，当警卫队回来休整时我们尽可能多举办一些运动、戏剧和学校生活来调动他们的大脑和身体的活跃度。”
那天夜里我得到了一个观看业余剧团演出的机会。演出在一个露天剧场举行，士兵们演的是一出老戏，穿戴的也是旧朝代的行头。这场演出引起了欧阳的极大兴趣，第二天我看到他跟剧团的领导讨论这出戏，欧阳提出了建议，同时也接受了对方的新见解。
这里的生活展现出了现今中国另一种生活方式，不管是军队还是百姓都对政治不怎么关心。由于地处偏远，这里的军官之间、军民之间发展出了深厚的同志情谊，毋庸置疑的是，这是领导人用家长式的管理态度带来的结果。基本上，百姓们只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只要军队给他们提供优厚的待遇和关心，他们就不遗余力地完成军队交给他们的任务。
无定河在城北几英里的地方流经长城，邓将军坚持让我们去参观这一历史遗迹。参谋长胡将军第二天带我们前去该地。在城墙的南边，砂岩俯瞰着无定河，生长在峭壁下的桉树、垂柳为这景色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峭壁的东侧，明朝曾在此用整面峭壁雕刻出了一座寺庙，对面峭壁上雕刻着的警世名句在三英里外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另一处历史遗迹是类似金字塔形建筑的春波台，孤单地屹立在无定河两英里外的长城附近。春波台和金字塔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四边呈梯形，台顶有一座寺庙，寺庙的房檐向上飞起喻意斩妖除魔。明朝的将领们曾经在此集合等待下达对绥远作战的最后命令。站在庙前，巧夺天工的美景尽收眼底。向北望去是一望无际的沙海。东西两侧是一排排两千两百年前秦始皇修建长城时遗留下来的残破瞭望台。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又参观了一个无定河河水流经的小峡谷，河水流经古老的普陀桥后在这里形成了小瀑布。我们被告知，五代（公元907—960年）的众位帝王们就埋葬在这座桥下。
沧海桑田，可是这个地处偏远的中国小镇却没受什么影响。但是以后可能就不同了。在不久的将来，峡谷里的水会被用来发电和灌溉，为陕西北部欠发达地区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回到榆林后，我们参观了一所独特的工业学校。这座学校的造型很新颖，像梯田一般建在了山坡上，俯瞰着整个小城的东部。这所学校有三百个男女学生正在接受训练，学习如何将羊毛纺成毛线、如何加工皮革制品。这个学校由省政府运作，能够生产质量极好的毛毯、毛衣、手套、地毯和多种多样的皮革制品。
到了考虑何时动身前往马将军司令部的时候了，我们的主人保证会有一支警卫队我们一同前往。
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上街散步，偶然遇到了一位已经在西北生活了四十五年的西班牙神父。他不会说英语，于是我只好说起了许久不说的西班牙语。我们两人一同沿街信步走着，他向我说起当地的一些传闻。
“你看到前面那座建筑了吗？”他指着一栋横跨街道的怪异的三层小楼房说，“那是纪念第八十六师上一任自杀的师长的。”为自杀者设立纪念建筑与他的宗教信仰不符，说完后他不禁笑出了声。
一个独腿的人正拿着扫帚在一家马具商店前扫地。令人敬仰的神父指着那个人问我：“你知道他怎么丢掉那条腿的吗？因为他曾越狱了两次，人们锯掉他的腿防止他再逃跑。”
我们走过了一队骆驼商队，我的同伴立刻躲得远远的，“永远别靠近骆驼的后蹄，”他警告我说道，“骆驼们都不好惹，爱乱踢人。”
他让我叫他弗朗西斯科神父。神父对外面的世界几乎没什么兴趣，常年累月的独身生活使他适应了环境。他和几个仆人一起生活在教堂的后院。整个大院都被高高的围墙围了起来，同样被高墙束缚住的还有神父的私人生活。不管是中国还是绥远他都了如指掌，我很希望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他共处。
邓将军的好客让我们印象很深刻，不但分配给我们一支骑兵警卫队，还送给我们每人一套来自那所学校生产的毯子、毛衣和皮质的公文包作为礼物。
我们各自从备选马群里挑选出了心仪的一匹当作坐骑。汪洋挑了一匹高度紧张的马，他的脚刚伸进了马镫后马就脱了缰，这个场面把前来为我们送行的人群逗得开怀大笑。汪洋被马甩在了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满脸堆着不好意思的笑容。汪洋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又试了一次，这次他成功地上了马。在一片告别声中，我们整队沿着长城出发向东北前进。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八十八英里外的绥远边界小镇神木。第一天的行军中，不论步行还是骑马，每走一步都会深深陷入沙中，这严重拖慢了我们的速度。当晚我们在一个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过了夜。
翌日我们到达了沙漠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位于河谷的分界线将两种地貌清晰地界分开，北边是沙漠，南边是黄土。我们在河谷的一个村子里稍作休息，享用了一顿小米做的早饭。正吃着，院子里传来了一阵骚动。我赶忙向窗外扫了一眼，发现是一队穿着白色麻布孝服的儿童正涌进院子里。带头的是一个成年男性，使劲儿摇着手里的铃铛带着身后的孩子沿屋游行。欧阳告诉我，他们正在驱赶村里一个去世了的男人的魂魄。
第三天，我们到达了藏身于肥沃峡谷里的小镇神木，小镇四周的山顶上有如诗如画般的寺庙点缀着。战前的神木镇曾是地毯纺织业的中心，但是现在日军占领了用运输的铁路，市场被阻断后已经没有绥远的羊毛商旅会来这里了。马将军派来的骑兵在等着继续带领我们走完剩下向北的八十英里后回到司令部。
向北行进时，我们脚下的土壤由黄土变成了岩石和硬土地。我们沿着大部分是山谷的道路向前挪动。第三天的清晨时我们到了挺进军所在的一个无名的小村庄。
警卫队的士兵们都来自于中国的北方省份的满洲人，他们骑马时仿佛达到了人马合一的境界。每个人的左臂上都佩戴着一枚写着“TA”的袖章，下面写着“KD”以及一个编码，以证明袖章的主人是挺进部队骑兵师的一员。
进村后，我们一路上又遇到了很多穿着日军傀儡部队土绿色制服的绥远和东北的士兵。他们看起来并不像俘虏，随后我向卫队指挥官询问起此事。他咧着嘴笑了，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弃暗投明了。”
我们来到了一座原本属于某个县官的大院，马将军的参谋长王庭山（音译）将军在这里接待了我们，这个勤快的人看上去大概有五十岁上下，动作从容不迫。他解释说，马将军的身体不适，明天再来见我们，不过他已经派来了他的私人勤务兵来确保我们在这儿待得舒适。
这个勤务兵的个子小得有些可笑，有五十来岁。我判断，他已经身体力行地照顾这位将军有十来年了。他说话短促，不停地打着手势，不停地解开又系上他的军大衣扣子，又或是摆弄着手里的牛尾马鞭。不用说，他嗑了某种麻醉剂，鉴于他亢奋和低落的情绪总是交替出现，我推断他可能服用了鸦片。精神好时，他会站在院子里伸个懒腰，抻一抻他那五英尺二英寸的身体，拿出一副拿破仑一世的派头来指挥手下的勤务兵把他看不顺眼的家务活重做一遍。接着他踱回我的房间，开始了对军队毫无重点的八卦，又或是他将军的非凡故事。
从他那里我得知了一些消息。马将军今年六十有二，每天都抽一点鸦片——不足以伤害健康的剂量，只是纯粹用来解压。马将军每日日出而作，在不行军的日子里总是早早休息。部队刚刚从一场肃清铁路沿线的敌军的战役中归来。他们穿过了归化以西的铁路，所到之处的铁路线都要破坏掉，接着向北行军五十英里，再向西拐进，到达包头西侧一百英里的五原进行食物的补给。返回时则先向南到达包头。
晚上的时候，我和几个男孩一起在鹅卵石铺成的窄路上散步，正好也体验一下这支部队的精神。这儿的士兵们走路时都带着骑兵式的神气活现，并不特别注意仪表。他们极富幽默感，士气劲头很盛。而那些非满洲籍的士兵大部分来自绥远、察哈尔或是热河，其中热河的又占了大多数。他们迫切希望能早日夺回家园。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将军也怀着同样的野心。在接受将战争同民族兴亡、人民幸福或是创造美好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思想灌输前，正是这种希望一直在激励着他们去与敌人抗争。他们为夺回自己的家园而战，他们将自己完全交付于在战争中表现出了战斗能力和勇气的值得信任的领导人。日军的暴行已经激发起了他们强烈的杀敌欲望。
第二天一大早参谋长来了。他为我解决了萦绕在我脑子里关于绥远和战争之间关系的困惑和疑问。
表面上看起来，在绥远的二百万人口当中，蒙古人只有十五万，剩下的都是在铁路建成后缓慢迁移过来的汉人，现在多生活在铁路附近及其以南地区。
绥远由若干盟组成，每个盟又划分为若干部落，他们称其为旗，每一旗约有一千至七千人不等。他说，蒙古族是个以放牧牛、绵羊、山羊和马为生的游牧民族。绥远地区有两个主要的盟，北部的是乌兰察布盟，王爷叫云王。黄河以南的是伊克昭盟，王爷叫萨王。
蒙古王爷和中国政府之间历来存在矛盾，如移居到绥远的汉族人将蒙古人从他们肥美的草原上挤走了，日本人利用这一点大肆渲染企图挑拨离间。许多王爷很容易就被日军收买，进而站到了日军的阵营里。其中最有分量的要属张家口现任察哈尔傀儡政府要职的德王。
参谋长认为，拉拢绥远的希望寄存于年轻人身上，他们渴望脱离王爷们封建统治的枷锁，也清醒认识到了日军暗箱操作的危险后果。马将军曾经和这些年轻的蒙古青年一起工作，很多曾经加入了日本傀儡军队的人现在投奔了马将军的部队，大概总数约是四千人。
这可真是个惊人的消息。如果马将军继续吸收傀儡军队的成员，对于中国的抗日事业的贡献将远超战场上的胜利。
同日下午，参谋长带着我们一同去了马将军位于喇嘛寺院里的住处。我们前脚刚踏进院子，一个身着制服（领子上各别着一个长方形的金色标签，上面还叠加着一颗金色的星星）的精瘦的人轻盈地下了台阶，不拘小节却又十分热情地前来欢迎了我们。他就是六年前逼得日军首领不得不向日本天皇伪造他的死讯以安抚皇室情绪的那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