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天——在一位八十八岁老农妇家里度过的不同寻常的一天——我们都在集合地点等着前来汇合的其他队伍。一踏进她的小院子，就能看到满院的花儿开得正盛，这院子的主人一定是一个热爱美好、热爱生活的人。一位披着披肩的矮小的老人家听到动静后出来迎接了我们。她的双手瘦削纤弱，双脚从孩提时代就裹了起来，面庞像圣母一样的安详。虽然她之前从没见过外国人，不过还是友好地接待了我，让我产生了已经与她相识已久的错觉。她很喜欢说话，也喜欢坐在她的炕上，尤其喜欢坐在炕上看着窗外那些她钟爱的花花草草，喋喋不休地跟我们说着她的孩子们、孙子们、重孙子们，当然了，还有她的花儿们。
我们还有点时间，汪洋和我在村子里到处搜寻着食物，以改善我们平时只有小米的饮食。这儿的老百姓很穷，屋子阴暗肮脏，街道凌乱。河流下游有两个磨坊，河里的水流推动着水平放置的水车。我们在镇上的一个地方找到了几个鸡蛋，在另一个地方又找到了一些面粉，还在一个小菜园找到了一些芹菜。我们欢欣鼓舞地回到老妇家，把我们的战利品给了小秦、小刘和欧阳，他们为我们准备了一顿大餐。
那天晚上我们沿着峡谷向下前进三英里到了纵队等待命令通过战线的地方。我们几乎没费什么时间就来到了纵队驮队的后面。经过驼队时我数了数这些牲畜，大约有三百五十头。
队伍前面是即将护送我们的一个营，他们昨天刚刚到达五台地区。士兵们身着五台游击队的绿色棉质制服。指挥官是个名叫李鹤飞（音译）的瘦弱少年，我曾在第一次视察各地时见过他。他像与失散多年的兄弟相认般迎接了我。虽然他只有二十二岁，却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战士了，他的才干和智慧足以支持他完成这项任务。
我们将会在嵉县和原平之间穿越封锁线。铁路以西地区的游击队毛队长已经派出了一支小分队袭击两个镇上的日本守军，以避免我们在路上遭到他们的阻挠。
天渐渐黑了下来，我们也开始行动了。像以往穿越封锁线时一样，我们的纵队分成前锋、大部队和后卫，驼队在大部队的尾部。
因为我步行的关系，使得李指挥官有些担忧。没一会儿，他让人给我送来了一头小骡子。脚蹬的高度是按照腿部长度只有我的腿一半的人设置的，吊带是由生皮匝成的，结扎得很紧。纵队行进中时，黑夜给我调整吊带长度造成了困难，于是我决定骑上它，让自己的处境不那么糟糕。我的一条腿还在地上，另一条腿刚蹬上马鞍时，这头活泼的骡子突然开始了一连串的上蹿下跳，把我甩在了满是灰土的马路上——这让几个小伙子十分开心，每个人都被我溅上了一身土。我想，还是步行最安全。
我们临近了滹沱河，河流水量比冬季时小了一半。远远不断传来低沉的炮声，估计是日军在应付游击队的伏击，因为后者是没有大炮的。除此之外，静谧的夜里只剩下牲口的蹄声。在午夜时分，我们两英里长的纵队全部安全穿过了封锁线。两个小时后，我们安全抵达了河谷东岸的一个村子。这是我穿越过的战线中最容易的一次。
早上，我们爬上了五台县境内的一片高原，穿过了长满茂盛的梨树的山谷，在那儿只消一便士便能买四五个梨子。之后，我们到达了中国北部盛产高品质桃子的崞县。
路上经过五台西部地区指战员赵尔路的司令部时，我们暂留了一夜。他曾在2月份为我安排过一次战线穿越，这次仍是由他负责。赵指战员今年二十六岁，山西人，是这个地区最活跃的游击队领导之一。
他说起了4月14日领导的一次针对五台县旧城内驻守日军的袭击，当时他们带着梯子，在日军察觉前爬上了城墙。发动袭击时，他们占领了敌军的司令部，缴获了八百枚手榴弹、一万发步枪子弹。游击队仅仅伤亡二十人，而日军损失了一名指挥官，伤亡九十六人。
他告诉我，这里的食物充足，有包括小米、高粱和猪肉在内的几种选择。
赵同志派遣了另外一支警卫队护送我们到东北方向八十英里的晋察冀临时政府所在地五台山中心。这段路并不难走。
这个远离日军烦扰的地区的生活十分平静，人民安居乐业，精神饱满。每个村庄的学校都正常上课，人民也实际参与到了政府的工作当中。乡村的官员都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县里的官员们也是如此。食物替代了现金作为税收上缴到临时政府。军队不再直接从百姓手里索取食物，而是由各个军队接管粮库，粮食和补给直接由县政府送到军需仓库，人民用这样的方式减免税收。这种方式消除了曾经军民矛盾的根源。
我们没有按照2月份我来时的路穿越蜿蜒迂回的山谷，而是在一座冬季时封锁的高山上抄了小道。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攀登更多的山，但是迷人的风景和在原始地区冒险的感觉补偿了攀登时耗费的体力。快到第三天晚上时，我们下了一段贫瘠的山坡后来到一片令人耳目一新、长满了绿松林的河谷。再往前走一点我们就到了古色古香的政府所在地庙宇村。
军队的司令聂荣臻和省政府主席宋劭文、军队及各个民间团体的代表迎接了我们。我们现在是老朋友了，这个接待让我有一种回了家的感觉。
为我们准备的落脚处是一座红色的佛教寺院，寺院被松林环绕，显得庄严肃穆。那天的剩余时间我们用来休息，消除旅程中的劳累，洗掉身上的污垢，整理衣物和行李。
晚上时聂荣臻来到我的房间聊天。他的脸上也写满了这几个月的艰辛，本就消瘦的脸现在更加瘦了，眼睛也充满着悲伤的神采。为人民生活负责的重任的确会使人有这种感觉。
然而，他比我1月份在阜平见到他时更加自信了。这段日子里他又取得了很多成就。日军虽在占领阜平后一把火将那里烧了个精光，但是企图继续进攻五台高原的计划却失败了。临时政府的控制力扩大到了河北省的中部地区，远征军实际上也已占领了日军势力最为牢固的北平北部和东部地区。
增强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的力量，在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以增进人民的福利上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这个与世隔绝的地区已经变成了新思想的试验田。一些看起来会有建树的想法在这里有了进行试验的机会。如果可行，就会被正式推行，如果不行，就会被放弃从头开始做其他的思想试验。虽然聂荣臻一直否认这是他的成就，但是他的思想、精神和动力正是这个政策的核心。
代表政府是现行政治制度的中流砥柱。在政策试行的七个月中，人民对于政府的职能有了充足的认识，已经有能力选举村县官员，甚至还选出了代表去参加1月份在阜平举办的大会，此次大会推选出了一个九人制的委员会来管理这片地区。他们的教育继续通过设立在村子里的学校进行，不久就会有选举能够管辖十至十五个县的地区官员的权力了。
“经济制度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聂同志？”我问。
“自从你来过之后，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改进。我们发展了生产和消费的合作生产关系，取消了私人企业的经营限制，发展出了第一批个体商户。被服厂和兵工厂由政府统一管理运营，也按合作社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通过因地制宜的政策协调了农业发展，生产出的过剩产品可供人民之间相互交换，以便整个地区的人们可以享受到各个地方的产品。为了鼓励人民开垦荒地，我们在四条铁路线之间留出了一万亩的地方供他们耕作。接着我们通过全面禁止种植鸦片、限制每个县只能用耕作土地的十分之一种植棉花的政策进一步增加粮食作物的耕种面积。这里原来种植的棉花大部分都向日本出口。
聂同志提到的鸦片激起了我的兴趣。“你的意思是，吸食鸦片在这儿是禁止的吗？”我问。
“对于五十岁以下的人是禁止的，”他回答，“一开始，我们要求所有人都不得吸食。但是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因为多年的吸食已经上了瘾，突然戒吸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现在这个状况下，我们也没有多余的人力物力来救治他们。政府从生产商手里接过了鸦片的供应，鸦片对五十岁以上的瘾君子进行限量供应，但是一旦发现卖给五十岁以下的吸食者就严惩不贷。”
上次来时，省政府主席宋劭文曾经向我介绍过建立政府银行的计划。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有些异想天开。在聂荣臻和我谈过话的第二天早上，宋劭文来询问我是否想去参观银行。说起这件丰功伟绩的时候，他的脸上满是自豪的笑容。马被牵来，我们骑上后沿着河谷向下走了三英里来到一座庙宇，银行就设在那里。
这是家现代化的银行，有出纳、金库，和可以印刷用的便携式打印机。
“日本人正在全力囤积三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他说，“日本人想用这些纸币换取外币。他们攻占北平时缴获了河北省银行的印刷模具后自己印起了纸币。日军也建立了联合储蓄银行，使用清朝时期还带有孔子像的旧模具印制纸币，然后再用这些伪造的纸币以一比一点五的汇率换取中国目前流通的货币。人民对此感到很迷惑，逐渐地上了日本人的当。为了使这种混乱的局面恢复正常，我们决定建立一家银行并且发行只在我们的政府管辖区域内有效的纸币。”
宋主席向我展示了几张他们的纸币。这些纸币的面额有五圆（中国货币的一种，比同等面值的美元币值略低）、一圆、二角和一角。按照中国的习俗，每张纸币的票面金额用中英文分别印在两面。纸币的颜色有棕、蓝或是粉色。印刷时选用的是厚重纸张，每张都刻印着“晋察冀银行”字样。
“我们的模具是在天津做的，”他继续说道，脸上还挂着神秘的微笑，“印刷机当然也是来自于日军。”
“你们如何将纸币投放入流通系统？”我问。
“我们按照一比一的汇率同中央政府银行兑换纸币，然后将兑换回来的纸币存进我们的金库。”
这是个权宜之计，而且奏效了。在那之后，我旅行至东部，带了一些这家银行的纸币，我发现不论哪里都能顺利使用这些纸币。
宋主席让我看了一些“救世”债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美国发行，性质与自由债券类似）。面额有五、十和五十美元，持有百分之六的利息。从这场冲突的终结之日算起。
“如果你能兑现我的美国旅行支票的话，我一定会买一些债券的。”我告诉他。
宋主席看着聂荣臻的眼神有些新鲜，后者点了点头。宋主席说：“当然可以了，我们还没处理过外汇，但是没有理由不让你做我们的第一个顾客。”
我把债券带到了汉口后在当地成了稀世珍宝。当我把它们拿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时，她想出了个绝妙的主意——她总是有源源不断的主意——利用货币兑换时产生的汇率差挣点外快帮助那些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