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便于行政管理的进行，晋察冀的边界地区被分成了三个行政区。第一部分包括同蒲铁路东部，正太铁路以北的山西省部分地区以及绥远铁路以南的察哈尔省部分地区。正太铁路以北的河北省西部包含在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河北省内包括平汉铁路以东和与津浦铁路相交的石家庄——沧县公路以北的中部地区。第三区的北面边界是介于天津和北平间的铁路线。每个区都由专门人员负责，直接向五台地区政治委员会汇报工作。
山西边界东侧的河水通常向东流，与山西交界的河北西部地区多山地，中部和南部是广阔的冲积平原。我总是很好奇，中国将如何在没有山的平原上展开游击战的呢？那岂不是直接将自己暴露在敌军的眼皮底下吗？
离开长城之后我们来到了龙泉关口。1900年的战火硝烟仿佛还没有散去，残垣断壁仿佛在诉说着八国联军侵入北平后德军在此猖狂实施的暴行。如果走空中线路的话，到这里约有一百五十英里，在来这儿之前，我并不知道联军竟在那次战役中入侵到了这么远的地方。
快到达时，当地的儿童、妇女、农民和商人出来迎接我们。冬天的西行之旅中，我曾在这里借宿过一夜，现在能回来考察这里人民政治的进展情况真是有趣。他们的民族情绪高昂，看起来每个人都在做着力所能及的反日工作。妇女们在为军队制作鞋子，傍晚时还能看到成群的妇女缝制衣服。村里的青壮年都参军去了，年长的男性还要在地里劳动，因此一些妇女承担起了村里自卫队的工作。村入口检查我们通行证的哨兵就是其中的一位女性。
儿童们除了学习外还承担了村里的清洁工作，偶尔能看见他们用当地一种灌木扎的扫帚清理街道。但是生活不完全只是工作而已。白天学校上课，晚上大家聚集到旧庙前唱歌、演讲，或是听战争形势的最新报告。
我们进入了一个富裕一点的乡里，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向沙河河谷前进时，看到了种满谷物的梯田和长满白菜、土豆、玉米和大豆的菜园子。在坡上耕种的农民使用的都是短锄头，他们一只手拄在矮木桩上支撑身体，另一只手用来锄地。不久后我在平原地区又见到了长锄头。中国真是一个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民族。
太阳落山前我们到了阜平，这次可不像1月份时那么热闹了。日军曾在3月时占领了这座城，将近一半的建筑被毁于一旦，人口也只剩下原来的二分之一。所幸留下来的这些人还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并且在县长黄伟喜（音译）的领导下迅速重建了家园，恢复了秩序。这位县长才毕业一两年，上次我来的时候曾见过他。这是一场年轻人的战争，尤其在这些游击区内，年轻人肩负着人民和军事的双重责任。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惊喜等着我：美联社的记者霍尔德·汉森也在这里。他正要西游，正巧也在这个镇子上逗留。早在1934年汉森初到北平时我就认识了他，当时他大学毕业不久，即便是那些试图在东方错综复杂的政治中努力寻求一方地位的日子里，他始终都显示了不同反响的勇气和为人民解决困难的优秀品格。除了日常的教书工作外，他在地区事务上也表现得很活跃，对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进行着研究。作为一个记者，他来到这里想要亲历战争是情理之中的。这趟旅程使他成为了第一个访问山西和河北游击战区的西方记者。
汉森离开北平已将近一月，这一个月里，他的胡子也放肆地生长着。对不怎么留胡子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蓬乱的红胡子的确有点吓人，我们几乎整夜都在畅谈。我已经两个半月没有跟外界有过任何的联系，而他正好可以提供我想知道的最新消息。早上时，我们两个互相交换了警卫队，然后向着相反的方向各自出发了。他在两个月后出现在了西安，而我在穿越了山东省后又进入了郑州的自由中国。
汪洋是这几个小伙子里唯一一个吸烟的。他对我的烟斗一直很赞赏，我有两个，于是就送了他一个。我时常跟同行的军队分享我的烟叶，于是很快就见了底。汪洋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喋喋不休地说着阜平出产的烟草在中国北方有多么出名。现在我有了充足的补充了。这是一种最受中国农民喜爱的细长的黄色烟叶，是货真价实的烟草。从阜平骑马向南时我们抽得很起劲，还不停地称赞着它们优良的品质。
我们脚下的路是日本人在3月份入侵阜平时走过的路，一路上鲜能看到房屋。一些村民回到了村子里重新开始生活，不过仍然还有很多人逃亡在外。现在正是夏收的季节，多种水果和蔬菜的丰收使他们不必为食物发愁。
又骑行了二十二英里后，我们拐进了北面的主路，在翻过了一座矮山后眼前出现了一个富饶肥沃的山谷，我们在这个地区的游击队司令部停了下来。当地的司令官和军官们都去战场为一次旨在肃清京口铁路沿线的日军的协同作战做准备了。这次行动将会在三天后庆祝抗战一周年的夜里发动。司令部之中笼罩着一层将有大事发生的紧张感。
军事区的第四团接到命令要护送我们穿越日军在铁路沿线的封锁线。第二天我们继续向东往前线外十英里的司令部去。
王子峰（音译）负责指挥第四团。他的身材消瘦，双颊下陷，看起来有点消化不良，但是事实证明他的确是一名高级军官。他在细节上精益求精，团内的大小事务都要像机器中的零件一样可丁可卯，不能出现任何差池。官兵们穿着整洁，完成任务时有质有量。这里的自律同我在八路军的部队里看到的一样，但王同志对于细节的追求使他的部队有着其他队伍所没有的效率。
他安静地向我们解释着我们将不得不在这里过夜，然后在六日的清晨到达铁路附近的指定地点，穿越封锁线会在深夜进行。
那天晚上，我们在由拆下的门板和马形木架搭成的床躺下后，王子峰就来了。他告诉了我这个地区是如何被组织起来抗日的。他娓娓向我道来这个地区的抗日历史，一个个故事清楚地展现了在日本占领地区的人民是如何反抗的。
“去年九月平型关大捷后，”他开始说道，“朱德总司令把一一五师的一个旅派到了阜平寻找补给顺便组织群众运动。一个由王平（音译）任主席的动员委员会马上设立起来了。多年来，河北人民在家里都有用来对付土匪的枪支，现在这些枪支被收集起来配给武装游击队和自卫组织。几天之后，这个旅就被派往山西的繁峙参与对日作战，只留下一个营的兵力继续在阜平进行日常工作。
“王平在各个村镇之间奔走，组织动员委员会和宣传队。因为日军的入侵，多数政府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四处逃散，旧的政府部门也因此陷入瘫痪，当务之急是恢复社会秩序并且让人们相信团结合作才是抗击侵略者的有效途径。我也在协助开展这项工作，并且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建立第十团游击队上面。12月，聂荣臻在阜平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自此，我们组织工作的进度加快了。这个地区成了河北西部的第四区，而我的团也就变成了第四团。”
整件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能想象出他在解决发展问题时可能遇到的千万个问题。政治管理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而对人们进行道德理论上的教育才是难中之难。招募新兵、配备武器、部队训练本身都会遇到很多问题，除了这些，还要供养组织、情报部门，同时还要抵御日军的搜寻队。然而在八个月后的今天，民政部门的职能已经步入了正轨，人民坚信最终的胜利会属于自己，这个团也成了一支团结一致、装备优良、经过系统训练的优异部队。
“你的团打过的仗多吗，王同志？”我问。
他不置可否地冲我笑了笑。“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出战，”他回答道，“我们削弱了铁路沿线的日军力量。2月26日，我们在上川大战一场，敌军派出了一千人进攻完县。他们的纵队配有八十四辆卡车、十二辆坦克、一百名骑兵和十六门反坦克炮，而我只用了两个营的兵力攻击他们在上川的侧防线，又用了一个营的兵力突袭他们的后方。日本人在天亮前撤退了，跟他们一起撤退的还有三卡车尸体。我们估计日军损失了一百名士兵，而我们只伤亡了五十二人，包括一个营长和两个连长。”
7月6日的清晨，我们在一支由二十四名骑兵组成的小分队的护送下向铁路线出发。这支队伍是我们见过的外表最讲究的队伍。他们的装备都是统一的，每个人的被子和卫生用品都被收在蓝白格子的棉布鞍袋里，再按中国的习惯搭在马背上。马鞍的规格也是统一的，全部都是从日军那缴获来的。骑在马上的士兵都把步枪吊在左肘下，看起来都是老手。
我们经过的一个地区展现出了一派生机勃勃的大好景象。士兵们正铺设电话线，一队抬着担架的纵队也在前进，带着简陋户外工具的农民们也在各处集合准备拆毁铁路。大家都很富有幽默感，虽然并没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事，可路过时还是报我们以友好的微笑。战争已经持续一年了，战争一点点地消耗着他们的身体和心灵的同时还要跟敌人斗智斗勇，是件非常残酷的事情。
我们顺着一条狭窄蜿蜒的小路慢跑进入一个距离铁路线五英里的村子。突然间，领队停下来下了马，这是让大家跟着他做的信号。好像变魔术一样，几个老百姓突然出现牵起我们的马就往街道上跑。一个男人抓住了我的肩膀，拉着我穿过了附近一个屋子墙上的洞。在快步走过了几条窄街后我们来到了一个专门送丧的人家。院子的四边堆放着三层又重又厚的木质棺材。三个小伙子紧随着我，随从人员告诉我，我们得在这里待到日落。
事情发生得太快，神秘的色彩挥之不去，我们都因跑得太快而浑身大汗，感到十分兴奋。欧阳观察了一下形势——
“这个镇子经常被日军侵占，”他解释说，“因为它在被占领的铁路区以内。虽然老百姓对我们很忠诚，但是村子里也有可能有特务，往往部队在通过时都会尽快地离开城内。”
院子里非常热，我们一整天都过得无所事事，喝喝热茶，搧搧扇子。同时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夜里可能会遭受的危险。傍晚时分我们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和歌声。随从告诉我们，村子里正在开群众大会，为镇上准备出发去拆毁铁路做准备。
我们再次骑上马慢慢悠悠向东前进时已经是黄昏了。种满了小麦、谷子和高粱的田野绿油油的。我们的北边是一支黑压压的纵队，长长的队伍正在穿过田野向东北方向前进，我们的南边也有着同样一支纵队。大概是附近村子里出发去拆毁铁路线的老百姓。村里通常只留有妇女、老人和儿童。他们看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阴郁。在过去的一年里，相似的场景已经出现过太多次，不同的纵队向东而去，等再次折返时，人数总比出发时少得多。对于这些人来说，战争不是荣耀，而是残酷的现实，他们的生命和家园都处在威胁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