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快清洗去了旅途上的一身污垢，陪着雷博士一起正式地访问省政府主席。雷博士五十七岁，谦逊，仪表堂堂。不凡的风度和优雅的行为举止都显示出了他上流社会的文化教养。他用一种缓慢但是清晰明了的英语对我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请我坐下。一个勤务兵端来了米酒和雪茄。
对于中国人来说，海军上将沈鸿烈有着极不寻常的一生。他出生于湖北，先是接受了传统教育，后来上了武昌的军事学校，又在日本学习了七年的海军战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访问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中国观察团成员。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又担任了满洲海军舰队的总司令。在抗战初期他就任青岛市（山东省最主要的港口城市）市长一职，这一职务使他在海外闻名。执行了蒋委员长的命令，在日军攻占青岛之前将本市的日本工厂付之一炬的也是他。
去年1月份，前任省长韩复榘因为不服从命令，没能保住山东省而被正法，沈鸿烈被指名接替这一职务。
在谢过了他的热情款待后，我问他司令部是否会一直在临清。
“不会的，”他轻弹了一下雪茄烟上的烟灰说，“这些天我都把司令部放在我的裤子后兜儿里，我到哪里，司令部就到哪里。山东一共有一百零七个县，被划分成了十二个行政区。我在各区之间来回视察，组织武装力量，重建交通运输，尝试着给人民建立起新的信心，力求反抗更有效率。”
沈鸿烈问起了亚内尔海军上将和美国海军的将领们。多年来，青岛都是我们的亚洲舰队的夏季司令部，作为青岛的市长，他当然认识我们的高级将领们。他调侃地说起一个海军上将现在竟在内陆指挥军事行动，这听起来太不相称了。当我起身告辞时，他陪着我一起到了医院，并且留在那儿吃了晚饭。
黄河以南地区的统一战线对于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自由的中国来说是必经之路。为了加快我们最后的旅行计划的实施，在晚饭时间我询问了省政府主席通过敌人防线的可能性。他认为机会很小。他告诉我说，这个计划实行起来要花费几天到几周不等，在准备期间我可以待在这儿。如果不是我要尽快回到汉口去，这样的安排对我来说还是很诱人的，于是我向他提议，如果山东这条路不好走的话，八路军可以安排警卫队可以护送我去南边。主席答应我晚上会给郑州的程潜将军拍个电报。
在第二天的日记开头中我这样写道：“早餐的水果、粥、鸡蛋、烤面包和咖啡给今天开了个好头，这是一顿多么美味的早餐啊！”几个月来，我已经成功地适应了中国的饮食习惯，毕竟我们都是受习惯支配的人类。能在山东吃到一顿地道的美式早餐，引起了我越来越浓厚的思乡之情。
上午我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雷博士陪同我和几个小伙子去了城边的一个分会场。装饰了旗帜的主席台前坐着一万多人。台上与政府主席同席的有共产党、国民党和社会团体的代表。
大会以国民党的形式开始，先宣读国父孙中山的遗愿，全体与会人员向主席台上挂着的正在俯视人群的孙中山照片三鞠躬。这是个欢迎会，每位代表都上台进行了简短的致辞，最后是省政府主席沉稳而实事求是的讲话。在场的群众实在是太多，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听得清讲话，不过坐在前面的人向后面的人转述了发言的重点。
轮到我上台时，我像平常一样阐述了美国的政策。人们听得最认真的是结尾时韩将军的发言。韩将军是另外一位冯玉祥派来的人，他自称是老百姓的一分子，是一位讲话极具号召力的演说家。他走到了台上，弯下腰，显得自己平易近人。他义愤填膺地诉说着日军的残暴，呼吁大家激发起爱国主义情怀。他一边说，手还不停挥舞着手势；他变换了嗓音，用尖细的声音模仿卖国贼是如何投靠日本人的，他踱着小碎步在台上走来走去。群众们看到这样的场景都大笑起来。快结束时，他以叙事诗般的语言描述了中国军队的英勇行为，号召大家都来支持他们。大会用雷鸣般的掌声回应了这场激动人心的演讲。大会最后在国歌声中落幕。
程潜将军打电话告诉政府主席，他可以提供两条不同的南去线路给我。一条是横渡黄河后直接向南，再向西进入河南境内的郑州。这条路的安全系数高一些，但是路程长一些，还要横穿一个被河水淹没的地区。另一条路线是先南行一百一十五英里去濮城，在黄河北岸向西行一百五十英里抵达郑州南边的一个地方渡过黄河。这条路线经过的地方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抗日战线，而且还要从两个间隔只有二十英里的日军防御区通过。这条路线比较短，还能够感受一下情况不明朗地区的人民的精神状况，于是我选择了这一条。
但是命运再一次跟我开了玩笑。我的沙眼恶化了，没出河北时就发起了高烧。虽然医院里的外国医护人员已经撤走，但还有一个中国男护士坚守在这里。他每天照常来上班，病号房被收拾得井井有条。我找到了他给我治病。
“我们在这儿的一间实验室有技术人员，”他告诉我，“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可以给你验验血，查出发烧的病因。”
我同意了，化验的结果表明了我染上了回归热，这种病跟斑疹伤寒有点类似，都是通过虱子传染的，在华北地区尤其是山西陕西一带很流行。可我还是第一次碰上。
“有什么特效药吗？”我问技术人员。
“六零六，一种注射药品。”他简短回答我。
“你能给我注射吗？”我问。
“当然了。”他说。
他熟练地给我打了针，六个小时之后我的烧退了，病情也没有反复。
后来我听说这个护士曾经在郑州的浸礼会教会医院接受过埃利斯医生的培训。
我经常跟政府主席和八路军的孔团长聊天。我能够看出，在主席代表的国民党和八路军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尤其是在如何发展省内的抗日力量这个问题上最甚。主席强烈反对人民发动，特别是政治方面。
“我对文化团体没什么异议，”他说，“但是国民党是执政党，人民必须遵守他们的决策。”
他表示不管是政治权力还是军事权力都已经授权给了地方的行政官。他计划在各个行政区和县组织武装力量，使这些区都有足够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
另一方面，八路军认为应该通过改善社会福利，跟人民讲解代议制度的基本原则，向他们灌输自我牺牲精神，才能将抗日力量发挥到最大。
除了这个团，八路军在临清的兵力还有两个支队（支队是个具有灵活性的军事单位，根据战斗任务的不同，人数也从一千到一万不等）也在山东的东北部执行任务。另一个部队在泰安地区。
这两种观点很明显是无法调和的，但是这里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为了击败外敌不得不在一起合作的现实缓解了国共两党的关系。最终会有折中方案的。
四天的时间足够我们休息和调整，我们继续向南出发前往位于大运河边上的聊城，在那里我遇到了这趟旅程中最有趣的人——范筑先将军，这个区的行政长官。
他五十八岁，身强体壮，秃顶，拥有满腔的热血和强烈的爱国心。他留着中国人很少见的长胡子，说话时总会有点神经质地拽拽胡须。如果刚好说到了他感兴趣的话题——不过看起来他对什么都感兴趣，他就会变得十分活跃。
他告诉我他曾经目睹战争的爆发。在就任临清行政长官和他目前的职务时，他组织了老百姓，较早地认识到了组织民众的意义，所以现在才会有十万人在他的手下。他说，部队里的一部分士兵现在正和位于北平城外的曹春（音译）一起行动。他有着自由的思想和对代表政府的信任，虽然他目前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在能力范围之内在自己的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在老百姓看来是团结协作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