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人民最大的渴望就是早日摆脱贫困。这个国家的贫穷已经深入了骨血，为了摆脱它，大家都挖空心思地把一分钱掰成两半。在国际亟待脱贫的情况下，国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应运而生。他计划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以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为指导，再融入不同的理论。他说：“我们当然可以用马克思的方法进行阶级斗争，资本的分配不均往往是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但是目前，中国的实业欠发达，聊阶级斗争或是无产阶级专政为时尚早。为了解决民生问题，我们坚决抵制一切空想主义。我们想要的，是一个立足于长远、预见危机、提出预警、并能保证中国不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过大的计划。。”
他继续说道：“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跟民生主义是相对的。三民主义主张的是民族民主民生——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府受全民监督，共享国家利益带来的好处。如果这最终成为了现实，人民之间共享的不只是公社的财产，而是可以共享一切，那时我们才真正实现了民生主义的目的，这就是孔子对大同世界的定义。”
他把人民分成了三个类：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发明家、宣传家和实干家。他说：“这三类人相互制约又协调合作，人类的进步才能一日千里。”
论证道德方面时，他用了以下的理论：“人类虽然天生在智力和能力上存在个体差异，但是人们一直渴望可以消除这种不对等。这是道德上最理想的状态，同时也是我们要一直为之奋斗的事业。但是我们要从何处着手呢？对比一下关于生命的两种哲学体系就明了了——自私者利己，无私者利人。利人的人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为他人谋取福利。在这种思想比较普及的地方，懂得审时度势的人已经做好了将自己的优势转换成他人幸福的准备，博爱的宗教和慈善事业也遍地开花。不过不管是宗教或是慈善都无法凭一己之力担当起驱散自私之魔的重任。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求广泛基础上的解决方案，实行革命、推翻独裁、主张民权、消除不公正。这有这样，我们才能协调我之前描述的那三类人，使他们拥有平等的地位。我们都应服务于人，而不是剥削。照这样下去，虽然人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分三类，但是从道德层面看，只要人人都有一颗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心，社会的不平等也就可以日渐消除了。这才是平等的本质。”
鉴于孙先生的理论是目前中国的先锋思想，我便没有犹豫地引用了。他计划分三步实现三民主义：首先，在军政时期要铲除各省军阀，实现国家的统一；接下来，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统治，让人民拥有初步的政治权力；最后一步是宪政时期。
1927年，创建了共产党的这一批人策反了国民党政府，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对于孙先生发展民生的计划不加理会。当然其他分歧也是存在的，但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围绕这个话题的争论也一直没有终点。
共产党人还觉得国民党延长训政时期没有必要，推行代议制政府的脚步也拖拖拉拉。共产党人的持续施压，再加上开战以来共产党逐渐在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终于促使了国民参政会的召开。
1940年4月的上旬，重庆召开了第五次会议，参政会再次强调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通过了敦促早日实行代议制政府的草案。蒋委员长在参政会中表示：“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争已经改变了整个政治形势。某种方面上说，中国人取得了阶段胜利，政府也越来越依靠于人民的支持和合作来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实施宪法的必要性需要被正视起来了。”
与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于国共两党，委员长的讲话和参政会的行动预示着饱受了磨难的中国马上将要迎来崭新的黎明。
中国人的眼中，对国家的忠诚等同于对民族的忠诚，一旦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了叛国的行为，整个家族都会受到牵连，所以当面临外敌入侵时中国人通敌叛国的情况很少见。能在死后得到后代的尊敬是每个中国人最大的心愿，没有人会敬拜背叛了祖国的父亲。因此，当国民政府的前总理汪精卫接受了日军提供的职位成为日军在华的傀儡头目时，全中国以及国外的观察家们都大为震惊。
只有了解了这个人和他的过去，才能够理解他此番看似荒唐的做法。汪精卫五十五岁，修养良好，受过高等教育，个人魅力十足。他是孙先生早期的追随者，后来做了孙先生的私人秘书，在孙先生弥留之际还帮助起草了他的遗嘱。1925年时被推选为了国民政府主席，1926年在与蒋委员长出现矛盾后辞职前往欧洲。等到第二年他回来时，蒋委员长已经在南京建立了右翼政府，而左翼政府仍留在汉口。汪精卫再一次与委员长起了争执，盛怒之下回到了左翼政府所在的汉口。
1930年，冯玉祥和阎锡山组成反蒋同盟，汪精卫也加入了他们。汪精卫在离开了国民政府后做了三件事，全部说明了他离去正是因为他对委员长所握权利的嫉妒。孙先生去世后，汪精卫统治中国的野心渐渐变成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他从一个信念坚定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可耻的机会主义者。
1940年4月1日，在日本的协助下，他假借蒋介石之名的在南京举行了傀儡政权的成立仪式。不过实际办公却是在重庆。为了混淆视听，汪精卫还称他管理的这一党为国民党，以抗日为首要目标。
这个行动是日军对占领区实行政治控制的一次尝试。傀儡政权中，只有汪精卫一人在中国人中曾享有过一定声誉。对于权力的强烈欲望和无法抑制的反蒋情绪，大概就是对他叛国行为唯一合理的解释。
狐假虎威的傀儡政府完全依赖于日军的支持，只有在日军占领的地区才能行使管理权力，包括百分之九十的铁路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外国人对于该片辖区的贪婪正中了日本人的下怀，日本人正好利用这些外国人的贪婪，打消他们在此建立傀儡政权的念头，以及为日军侵略计划提供财政支持的政权的顾虑。
不过实际上，日本只能控制这一带的铁路线，生活在交通线交叉的盲区地带的老百姓仍忠于中国，被占领的村庄和城市的多数居民在暗中支持重庆政府。傀儡政权的兴衰与日军在中国的冒险一样，都以日本军队的胜败为转移。
日本领导人应该对汪精卫的忠诚度抱有一定的怀疑。对于一个有背弃了旧主子历史的人，如果还有一个获得高升的机会，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掉现在的主子去投奔新主子。
显而易见的是，中日战争的结局很大程度上不受这两个国家的控制，而是给两国提供援助的西方国家。美国更关心的是胜利的一方会给自身带来哪些利益。
日本的胜利将意味着独裁统治的胜利。日本对美国的矿产和本土不能生产的产品在短期内会有需求。但是在日本的工业初具规模后，将很快自给自足。日本将垄断远东的市场和矿产资源。随着其工业的发展，日军将扩大他的陆军和海军部队。届时日本将企图夺取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群岛的所有权。在西太平洋获得保障后，日本的目光紧接着就会转向东边觊觎已久的阿拉斯加海域和夏威夷。更何况离夏威夷只有两千英里远的马绍尔群岛东部的岛上还有一个日军的托管地。随后的行动我们暂且留给时间，但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除非侵略者彻底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否则他们是不会停止脚步的。
如果是中国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呢？虽然是新生政权，中国却是现在少有的几个民主结构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胜利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东方民主的基地。他们的政府很有可能是代议制，国家社会主义也会得到发展。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一定会保卫他们的领土主权，并且要求同西方大国平起平坐。对于西方国家先进技术的需求如果能拿出系统的引进计划将会大有帮助，但是这类的协助最好通过不掺杂政治和特权的商业形式实现。
西方人恐怕难以理解这场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影响，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民族是如何运转的，不曾来过中国的人也意识不到这样庞大的人口的生活有多么的原始。养活自己的迫切需要、庞大难民数量的安置，政府和教育机构的向西转移，这些新的事业使得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从长期的倦怠中走了出来。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将会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统一的国家以及更加先进的民族，也意味着战后的中国人民即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在经济上来讲，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潜力巨大的买方市场。
在地理方面，苏联和日本因为与中国位置相近而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美国能以正确理智的态度面对中国的话，也许也会从中获利。那些要去中国学习的美国人必须要学习中文，学会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同他们平等相处，就如同他们那些要去法德英等国留学的美国同胞一样。他们不能期待在租界里享受特权，也不能期待他们的劳动和投资会获得高于中国人的报酬。中国人对美国人十分膜拜，他们会热心公正地对待一切事物。作为个体来说，中国人坚定果敢，虽然处理事情的方式同我们的大相径庭，但是我们需要接受这种差异。毕竟他们的文化要比我们早几千年。
一个独立的中国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有着光明的未来，也许他们真的能够实现那个曾经只在书中见到过的乌托邦：政治平等，经济和社会秩序良好。
当道格拉斯运输机从重庆起飞飞往昆明时，空袭警报响了。美国飞行员调转机头飞向西南，我们穿过了云层和层层云雾中的山峰。在最初的五十英里，小山旁的梯田上波光闪闪，插满了水稻秧。飞机继续爬高，梯田变干了，作物也变成了小麦或是谷子。一路上我们没有寻到有人居住的影子。我们飞过了崎岖险峻的山谷，湍急的河水流入山谷中， 房屋一点一点消失不见了。我们翱翔在地势不平的山谷上空，澎湃咆哮的瀑布从山谷尽头的峡谷飞流之下。蒙蒙的水雾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房子，慢慢的，房子连成一片变成了小村庄。突然间，我们就置身于一个好似绿毯的谷地，一座城市逐渐出现在我们的眼中。飞机盘旋着降落在了一个停满飞机的机场，此时我们已经到了四百英里外的昆明。下了飞机才发现，降落时见到的飞机不过是用竹子和草席捆成的模型，专门用来迷惑敌人。
一些政府机关和大学已经迁到了昆明。不过更能提起我兴趣的是开办在这里的民航训练中心。经过一年美国教官的教导后，已经有一百五十名新飞行员从这里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