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理解日本的真实目的，得要追溯回三百年前，长久以来，这个国家除了少数几次的短暂间隔外，一直受军阀的统治。他们的军事领导人渴望征服的证据之一，就是一五九二年，野心勃勃的秀吉将军宣布了要征服远东的狂妄计划。首先要攻占的就是朝鲜，随后就是满洲里和中国。随着清朝皇帝入关，秀吉计划在上海南部的宁波建立军事总部，试图以此为基地出发攻陷南亚、菲律宾群岛和现在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幸运的是，秀吉在侵略朝鲜时去世，他的计划也随之搁置起来——直到二十世纪的军阀将它稍加修改又将它复活了。
秀吉死后没多久，日本就建立了以天皇名义进行统治的德顺幕府，随后日本进入了二百五十年的闭关统治，后来被康芒多尔·佩里的谈判打破。自从明治军阀集团复辟以来，军阀集团恢复了控制大权，想要借助征服进行扩张的计划在一八九四年实施。从那时起，到这次与中国的战争，在这期间内，日本的领土由原来的十四万八千平方英里扩大了七十一万平方英里。
1931年，满洲里掀开了日军入侵的新纪元，现在欧洲的侵略势头也很迅猛。对日本来说，侵略满洲只是试验西方列强反应的试探剂。由于西方列强保持沉默，1933年，在满洲里之后，日军的黑手又伸向了热河。意大利也紧随其后，入侵了埃塞俄比亚，之后就是德国。
不过，惊人的不仅是日军在亚洲的侵略行动。美国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日本海陆军官对征服计划的态度。日本人满脑子都装着他们的使命——要把日本文化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他们只是把中国当成了一块垫脚石。由此可见，他们征服中国，要的不仅仅是进行经济合作。中国一旦落入日本人之手，日本将会从这里得到无穷无尽的人力资源和天然资源，然后组建成一支更强大的军队进行更远的征服。
中日之间的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可能不只有学术上的意义：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东亚将实行独裁统治还是民主之花遍地盛开。如果日本赢了，美国就要留心自己的安全了，因为日本陆海军想要攻占美国的欲望的强烈程度绝不亚于德国毁灭英国的欲望。可是，美国竟然还在给日本提供建立这种霸权的战时物资！
日本在中国的远征究竟怎么样？经过在上海的三个月的观察，我认为，跟西方列强的军队比起来，日军的军队是三流的。在随后的一年里我证实了这一结论，我的根据是日军的战斗力不足，运输协作能力不强，地空部队协调的不好，武器使用不力，以及领导人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已经犯下了大错，其一是对中国人的抗日情绪和力量没有正确的评估。其二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军队分散在广大地区只会削弱日军的战斗力。
日军又因为暴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也增强了他们的抵抗决心，这就给自己徒增了完成侵略野心的烦恼。对于没有设防的农村和城市进行无止境的轰炸，企图以此来恐吓老百姓对于他们的计划有害无益。日军的烧杀奸淫更是不受约束，有证据表明，甚至有时候这些暴行还是奉命行事的。被炸毁的高级学府数量之大也必定是计划的一部分。在日占区鼓励居民使用鸦片，也只能说明他们想借此削弱人民的精神力量来阻挠中国人对于这个变态计划的抵抗。
但是，日军的力量也不可小觑。说到底，日军也不是好对付的军队。官兵们都很勇敢，他们对于天皇的忠诚近乎狂热。他们能坚持，也有足够的决心，不会重复犯过的错误。日本帝国总参谋部训练有素，有很强的预见能力，善于抓住能够改变时局的关键时机。
战争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绥远到印度支那边界将近两千英里——还要在西伯利亚边界维持大量的部队是这支军队面临的难题。由于日本在紧急时能够动员的人数上限约是七百万人，所有人力也是他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在三年的战争中，他们的死伤人数累计将近一百万人。还有另一百万人要派往东亚大陆，日本国内已经基本空巢了。
日本在中国的目标很难完成没有异议。就算能够击败有组织的对抗，那些独立组织的抵抗也会有效地破坏对于还没占领的地区的控制，现在日本也并不具有这样规模的人力。可是，如果日本不惜一切，如果还能继续得到铜、钢、铁、石油和棉花等由美国支援的用于战争工业的物资，日本可能将会实现其目标的一部分。但是代价就是它的兵力需要达到现在中国兵力的两倍甚至是三倍。
可是现实是，在没有美国的经济援助下，日本连维持现有的局面都非常吃力。
中国进行战争的目的是重新获得独立，全国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为了这一目标而奋斗。中国犯下的错误很多而且很严重，但是重要的是他们采用的战略都是正确的。战争刚开始时，中国的军队在组织、装备和训练方面连中等水平的现代战争都难以应付。中国人的弱点不是组织能力，这只是在初期的弱点。军事单位大部分来自于各省，下派的任务也多是凭司令官的对指战员的喜恶而定。要提高效率，就必须在不损害政治权利的人的感情的前提下进行。中国的团结在1937年才开始，还要随着战争的进展和协调新加入的对抗集团，也许最棘手的问题是缺少了解现在战争技术的指战员和参谋人员。
不过，足智多谋是中国人的首要特点。抗日的决心在人民当中还是很普遍的，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正准备将人民的决心转化成具体的行动。血肉之躯同钢铁抗衡的代价是很可怕的，侵略者也放慢了进攻的步伐。我们用这种代价赢得了时间，成立了训练指战员、参谋官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学校；军队进行了改编；重新指定了适宜的计划；修建了新的道路；颁布制定了一些改革方案用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采取了统一的内部经济的做法。在进行这些改革的时候，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向西迁移，所有受到威胁地区的学校和大学也都迁往了西边。
共产党也不再需要他的领导人从浩瀚的人力当中寻找出一种能够保存自己实力的方法去进行艰苦斗争，而是可以将一种具有无限的价值的生活方式和抵御外敌入侵的模式贡献给民族事业。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在经济、政治的很多问题上都不再针锋相对。虽然他们各自的方法各不相同，可是追求的确是同一个目标。
在国父孙中山有关民族主义的文章中，他承认了中国的软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将对派别的忠诚放在对国家的忠诚之上。他虽不鼓励对派别的压制，但是要求能够将二者强化到同一个程度上。其目的是在中华民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国民党强调国家忠诚包括派系的忠诚，而共产党则主张国家忠臣高于一切。
国父的民生主义的设想中，人民掌握政治权利，人民选举的政府代为行驶这些权利，人民将享有选举权、罢免权、提案权和复议权。政府机构的管理权分为五个方面，除了西方沿用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之外，他增加了考试院和检察院，这两者都曾为旧中国皇朝政府提供过良好的服务。
在中国，人民的要求是摆脱普遍和极端的贫困。为了摆脱它，每个人都努力的赚钱聚财，国父提出的民主主义在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他计划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以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为指导，尝试一种新的方式。他说：“在分配不均的社会中，当然可以用马克思的方法，进行阶级斗争。但是中国的实业目前欠发达，阶级战争的无产阶级专制是用不上的。……我们主张用一种思想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资本，以防将来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大问题，而不是先提出不切合实际的办法，等到实业发达时再用。
“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跟民生主义不同。我们的三民主义是说，民有民治民享。这就意味着国家为人民所有，国家大家管，利益大家分。如果这样说的话，人民对于国家来说不仅仅是共产，而且其他事也可以共产。这才是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这就是孔子口中的大同世界。”
他把人民分成了三个等级：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发明家、宣传家和实干家。他说：“这三种人相互协作，人类的进步才能一日千里。”
他是这样论证道德方面的：“人虽然有智力和才力上的不平等，但是我们必须要努力使它平等，这是道德上的最高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将人的两种思想做个比较就明了了。人的思想，一种是利己的，一种是利人的。……利人的人，只要是对人家有益的事，哪怕是牺牲自己也愿意去做。这种思想发达，而且还有聪明才智的人，就会利用自已的优势为他人谋求幸福，渐渐积累成博爱的宗教和慈善事业。不过宗教的力量时强时弱；慈善之事也时强时弱，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实行革命、推翻专制统治、主张民权。此后，协调这三类人使他们拥有平等的关系，人人都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照这样下去，虽然人天生的聪明才智分三类，但是由于服务别人的道德之心发达，三类人也就可以相等了，就是平等的要义。”
我引用了孙先生一段很长的论证，因为这现在是中国内部发现的向导。他计划三步实现这三大原则：首先在军政时期，要铲除各省军阀，实现国家的统一；其次是训政时期，期间由国民党统治，让人民拥有初步的政治权力；最后一步是宪政时期。
创建共产党的这一批人，一九二七年起兵造反，反对国民党建立的政府，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对于孙先生发展民生的计划不加理会。还有其他的分歧，但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争论的核心一直是它。
共产党人还觉得国民党延长训政时期很没有必要，拖延人民为自己的代议制政府争取时间。共产党人的持续施压，加上开战以来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化，终于迎来的国民参政会的召开。
1940年4月的上旬，重庆召开了第十五次会议，参政会重申了民族团结抗日的政策，通过了宪法草案以早日实行代议制政府。蒋委员长在参政会的一次演讲中说，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争已经改变了整个政治形势。中国人取得了阶段胜利，同时政府也更加依赖人民的支持和合作。所有大家都意识到了实施宪法的必要性。
国共两党的代表都出席了此次会议，委员长的讲话和参政会的行动代表着饱受磨难的中国新的开始。
外敌入侵时，往往对国家的忠诚也意味着对民族的忠诚，所以中国人通敌的情况很少见，也因为叛徒往往还要冒着家庭也被牵连的危险。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死后得到后代的尊敬。每个人都知道，没有哪个儿子会对身为国家叛徒的父亲进行膜拜。所以当国民政府的前总理汪精卫接受日本人的建议成为日军在华的傀儡头目时，中外的观察家们都大为震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