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区就出现热带植物了，沿着红河谷继续向东南走，热带植物愈发的多了。我们在天亮后走了一百六十英里，到了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政府。在这个半热带的地方，我看到了这个东方的小巴黎。宽阔的大道两旁种着棕榈树，经过了雄伟的殖民政府的行政大楼；欧式公园；漂亮的洋楼和旅馆、银行和商店布满了街道两侧。在外一层是集市市场，琳琅满目的广告牌上用法语和拉丁化的东京湾语言。法语是这里学校的必修课，当地人几乎都会说法语。
河内突然间成了一个繁忙的城市。由于汉口和广州的失守，从这里通往云南和广西的铁路是能通往中国的三条路之一。其他的两条，一条是刚完成的缅甸到昆明的公路，另一条是苏联到中国西北的公路。几十个日本特务在旅馆和咖啡馆游荡，监视着中国人和殖民政府的一切活动。
在海防，我登上了一艘汽艇，两天的旅程后抵达了香港看望宋子文和国父孙中山的遗孀。我的调查没有他们的参与就不会是完整的。
船到达直布罗陀式的岛屿上时，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个英国朋友，近卫兵第一团的上尉曾经告诉我，第一次从甲板上看到香港时，他的实现掠过了繁忙的码头，扫到了银行和商业大厦后面的仓库，接着是山上外国雇员和殖民地政府官员的住宅，最后停留在了山峰上的总督官邸。他不由地惊呼道：“我的上帝，这多么像英国啊！”
宋子文在他的办公室里。自从当上财政部长后他圆润了不少，更加严肃和成熟了。不过他厚重眼镜片后的那双闪烁着智慧和理解的眼睛告诉我，他的魅力还在
宋是中国公认的财政奇才，连外国银行家也高度赞扬他。他是蒋介石的夫人、孔祥熙夫人和孙中山夫人的兄弟，此时才四十四岁。他在一九一五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提交了毕业论文。北伐战争期间——一1926年至1928年里，他资助了蒋的军队。南京建立新政府时，他就当了财政部长。在1933年，由于同蒋委员长有了分歧，他选择了辞职，后来就一直为中国银行工作，担任董事会主席。不过，一个像他一样有才干和能量的人是不可能不理睬中国的时局。国难当头，外国人对他拒绝接受公职感到十分迷惑，可能他更倾向于不用露面的幕后工作。他结合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前者是他的本能，后天则是受环境影响。
在告别时，他跟我说了一番刚好反应了中国大部分人民对于美国对这场战争态度的话：“我们不期待美国为我们而战，但是至少不要给日军提供援助。假如美军为日本提供少量援助，给我们以道义上的支持，这场战争的胜利就会是我们的。”
上次见到孙中山的夫人还是在十年前跟随她去位于南京紫金山陵墓的国父的最后安息地时。从那以后她极少在公共场合露面，过着安静的隐居生活，同时也努力阐明孙先生的教诲。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右偏后，她认为蒋违背了孙先生的教导，拒绝为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政府做任何事情，把他们视为三民主义的叛徒。在这危机关头，我想知道她的态度如何。
孙夫人的秘书领着我来到了她在香港的住所。我在简朴的房间里等待时看到了她的精神。她不允许自己奢侈。她走了进来，自然诚恳地跟我问了好。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八路军中流行的“不要客气”的态度，让我觉得像在家里一样。而且，她还拥有自信却不自负的头脑。这一点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更加明显了。她充满了对受压迫的人类，尤其是妇女的爱怜。她没有任何伪装，自由自在，安详而又美丽。
她很风趣，当我说起我在北方的经历时，她常常饶有兴致的插几句话。我本事来喝茶的，可是时间飞逝，临走时我还有很多话没有讲完，于是她建议我们同她的两个秘书一起去吃饭。
她认为国民党没有执行三民主义，而共产党则在执行。她认为蒋介石一直在鼓励下属对他本人的忠诚而不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虽然人民还没有准备好行使参政权，但是代议制政府应该一早就建立了。更严重的是政府竟然没有履行民生主义的原则，相反却不顾人民的处境而迎合着上海的银行家，尤其是在土地问题上。
她现在比以前充满了希望。战争已经证明了国家的力量是来源于人民的。
她没怎么谈到自己的工作，但我知道她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为了中国保卫同盟。在她的指导下，同盟会正在筹集资金开办和援助医院，照顾前线的伤员，为难民提供急需的帮助。她要让每一块钱都用在当用之处。在她鹰一般的目光下，绝不会有钱流入无耻官员的口袋里。
在和孙夫人的谈话中结束我对这场伟大的战争长达数月的观察是很完美的。她概括了新中国的精神：忠诚、无私、爱国，为了更好更平等的生活方式而不知疲倦的工作。
我在乘船颠簸回东边的太平洋的那几周里，过去数月的往事在我的脑海中回荡，纵横交错的难题各就其位。中心位置的是保卫中国的独立，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是能够抵御外敌入侵、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贡献力量的各个阶层。
在观念和行动的巨大动荡中，一方面是为机会和平等奋斗，一方面是为满足一己之私，尤指蒋介石。他的经历，对国家的忠诚和个人的品德，让他逾越了党的利益，我公众的利益去选择各党派有益的思想和行动。从共产党和她的杰出的、低调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那里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他们坚持个人的价值和权利，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从国民党获得了大量的资源，利用现有的经济模式。国民党还引进了西方的思想、科学知识、经营模式、文化和技术。像白崇禧、李宗仁、孙连仲和汤恩伯等的军事领导人改善并训练了他们的军队组织，使其更加的有效率。
所有的这些力量，正在缓慢但肯定地被编织成一个新的格局，朝着进步、民主和为四亿五千万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前进着。
这一格局的关键，就是那个任何成功的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因素：成员的无私奉献和对他人权利和感情的密切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