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立身之本，也是持家之宝。家庭成员的节俭，既是对于自然资源的爱惜，也是对于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个人或家庭追求奢华生活，就会以不正当手段掠夺社会财富，其结果必然是灾祸降临。节俭可以降低贪欲，从而帮助我们远离种种祸患。
妻不衣帛，马不食粟。
楚令尹孙叔敖非常俭朴，“妻不衣帛，马不食粟”，平时乘的是破车，穿的是旧衣服。他的随从不解道：“坐新车安全，乘好马跑得快，穿狐裘暖和，您为什么不要新车、好马、狐裘呢？”孙叔敖解释道：“君子穿上好衣服更加恭谨，小人穿上好衣服更加傲慢。我没有好的品德，不应享受新车、好马、狐裘。”
季文子是春秋时期的鲁国贵族，虽然地位显赫，但始终坚持俭朴的生活。他的婢妾从不穿丝绸，马只用糟糠作饲料。当时的达官贵族对此很不理解，有个叫仲孙的人劝他道：“您是鲁国的国相，但是您的婢妾不穿丝绸，厩中的马不吃用粮食做的上等精料，别人都觉得这样太吝啬了，简直丢鲁国的脸！”季文子却说：“我也未尝不想过奢华的生活，但是看到国内的老百姓还有很多人吃穿都很差，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我这个国相怎能让自己的婢妾衣着华丽、自己的马吃上等粮食呢！而且我听说只有德行、荣誉才可以使国家有光彩，没听说用炫耀富贵来为国家争光的。”
齐景公认为晏子家里太穷，要赏赐他大量黄金，并让他收市场税。晏子推辞说：“我家里不贫穷。我听说，从国君那里取得丰厚的财物而施惠于百姓，这是为臣子的代替国君去做好事，忠臣不为；而若不施与百姓，这是用筐箧收藏财物归为己有，仁人不为；入朝向国君取得财物，退朝后不分给众人，这是给家臣收藏财物，智者不为。十缕麻布，一锅食物，免予冻饿，我就心满意足了。”
萧何治家以节俭闻名，平时置田宅，只挑些穷僻之处，从不占民良田，府邸也不修高大房屋。他对家人说：“我这是为后人打算。后人倘若贤仁，就让他们效法我的节俭吧；倘若不贤，豪门世家也不会看上这穷田陋房而欺夺。”
汉文帝注重节俭。当时国家几十年没有战争，积蓄越来越多。有人建议在宫里建造一个露台，汉文帝召集工匠计算一下花费。工匠仔细一算，需要黄金一百斤，汉文帝立即下令停止建造。他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我现在住在先帝建造的宫殿里，已经觉得很惭愧了，何必再造露台呢？”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服饰和各种御用器具，几乎没有什么增加。
汉光武帝刘秀生长于民间，深知民间疾苦。天下平定之后，他提倡简约，身上穿的是粗布衣服，也没有声色犬马等爱好。建武十三年（37），外国进献一匹名马，一日千里，又进献一把宝剑，售价达二百金以上。光武帝下诏让马去拉鼓车，把剑赐给骑士。光武帝的遗诏写道：“我无益于百姓，后事都照孝文皇帝制度，务必俭省。刺史、二千石长吏都不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城邑，不要派官员或通过驿传邮寄唁函吊唁。”
三国时，是仪受到孙权的信任，专门主管机密事宜，授骑都尉官职。是仪不经营产业，不接受别人施予的恩惠，穿衣不求精细，饮食极为简单，把钱财都用来拯救和赡养贫穷困苦的人，家中没有什么储蓄。一次，是仪的邻居家盖大房子，孙权远远望见，问盖大房子的人是谁，左右的人回答说：“好像是是仪家。”孙权说：“是仪节俭，一定不是他。”派人一打听，果然是别人家。
西晋将军羊枯为官清廉，生活俭朴，衣服被褥都用素布，所得俸禄常用来周济他人，因此家无余财。羊枯临终前，嘱咐子女两件事：一、不得将他的官印入柩；二、不得修陵寝。晋武帝念其功高，下诏表彰他清廉、谦让的高尚美德，并赐葬地一顷，追封侍中、太傅。
东晋庾冰是个清廉节俭的官员。他的儿子庾袭赊欠了官府十匹绢，庾冰知道后非常生气，打了他一顿，并且买回绢布归还府库。临死前，他吩咐手下的长史：“我死后，以平常服装入殓，不要使用任何官府的物品。”
东晋时期，王恭从会稽郡回京城建康，他的叔叔王大来看望他。看见王恭坐着一张六尺长的竹席，就对他说：“你从东边回来，一定有很多这种东西，能不能给我一个？”王恭没有回答。王大去后，王恭就把坐着的这张席子给王大送去了。自己就坐在草垫上。后来王大听说此事，对王恭说：“我本来以为你那里多，所以才要的。”王恭回答：“您不了解我，我从来没有多余的东西。”
东晋名将陶侃任荆州刺史时，命令监造船只的官员不论多少把锯木屑全部收集起来。大家都不明白他的用意。正月初一大会僚属的时候，陶侃就让人用木屑覆盖在雪地上，以方便人们进出。官府用的毛竹，陶侃总是命令把截下的根部收集起来，堆积得像山一样。桓温伐蜀的时候，就是用这些竹头作钉来组装战船的。
晋代的范宣品性纯洁，生活俭约。豫章太守韩伯送他一百匹绢，他不肯接受，减为五十匹，还是不受。就这样一直减半，减到只剩下一匹，结果范宣还是不受。后来韩伯和范宣同乘一辆车，就在车中扯了二丈绢给范宣，说：“一个人总不能让妻子没有裤子穿吧。”范宣才笑着接受了。
东晋时期，中书侍郎吴隐之为官清廉，勤俭持家。他对自己及家人的要求极其严格，对普通百姓却乐善好施。哪家生活有困难，他都会慷慨解囊，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他自己却过着十分清苦的日子，有时家中缺粮，一天只吃一顿饭，家人穿的是布衣，出门都是步行。他时常对家人说：“老百姓的日子比我们苦多了，我们怎么能无视百姓疾苦，一味贪图享受呢？以后你们一定要勤俭持家！”
隋文帝杨坚勤于政事，生活非常简朴。除宴请外，平时每餐不食两样肉菜。日常用品，凡有破损的，补好再用。后宫嫔妃，屈指可数，且不准修饰打扮。有一次，文帝要配点止痢药，需要一两胡粉，宫中竟找不到，又曾找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开皇十四年（594），关中闹饥荒，文帝把百姓所食的豆粉拌糠拿给群臣看，流涕责备自己无德，不准侍臣进奉酒食达一年之久。
长孙皇后病危，与唐太宗诀别：“我活着的时候没有做什么有益的事情，死去就不应耗费过多的财物。况且，葬就是藏的意思，就是要人看不见而已。古来圣贤都崇尚节俭朴素，只有丧失仁德的朝代，才营建高大的坟墓，劳民伤财，为有识之士所嘲笑。我只请求把我靠着山埋葬了，不需要营建坟墓，不要用多层的棺木。陪葬所需的器物，都用木瓦制造。简简单单地送终，就是陛下不忘记我了。”
唐太宗听说魏征住处简陋，多次提出要为他营造宅院，都被拒绝了。魏征患重病时，唐太宗派人去看他。使者发现魏征家中竟然连接待客人的正堂都没有，深受震撼，马上把此事报告给唐太宗。唐太宗立刻下令，将皇宫中准备建造小殿的材料送到魏征家里建成了一个客厅，又赐给他屏风、几案、手杖，以表彰他的清廉俭朴。魏征不肯接受，唐太宗很了解他的性格，就说：“朕这样对待你，是为了国家和百姓，你何必客气呢？”魏征这才收下那些东西。
高力士在唐太宗陵墓的寝宫中，看到小梳头箱子一个，柞木梳子一把，黑色角质篦子一把，用草棍制的刷子一把，赞叹道：“先帝举义旗奋斗十余年，方才达到太平盛世，随身所用物品这样俭朴，应该传示给子子孙孙，永远保持勤俭节约的传统。”高力士报告唐玄宗后，唐玄宗至寝宫跪拜奉接道：“就是夜明珠、和氏璧，也不会超过它的价值。”
唐代宰相姚崇生活俭朴，平时粗茶淡饭，家人也都穿布衣。姚崇在朝为官时，处理政事来不及回家时就寄居在一座寺院里。唐玄宗曾经要求姚崇住在办公地四方馆，既可以改善生活条件，又可以就近处理政务。姚崇谢绝了玄宗的好意。
唐代的卢怀慎不置产业，虽然身居高位，妻儿依然缺衣少食。他所得的俸禄和赏赐，随时全部拿出来赠送给亲戚朋友。卢怀慎得病后，宋璟、卢从愿去探视问候他，只见他床上铺一张破旧的竹席，上面盖一块单薄的草垫子，房门连门帘都没有。风雨袭来，他便举起席子遮蔽自己。不久，卢怀慎去世，家里没有留下任何积蓄。
唐代宗时，李廙担任尚书左丞相，有清廉之称。刘晏是李廙的妹夫，当时正掌管钱财。他看到李廙家的门十分破旧，就命令手下偷偷地测量尺寸，然后用没打磨过的竹子编成门帘子，想要把它送给李廙。帘子做好后，刘晏多次去李廙家，但每次都不敢提这件事就离开了。
唐人裴坦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杨收的女儿嫁给了裴坦的长子，陪嫁的资财很丰厚，各种器具多用金银嵌饰。裴坦崇尚俭朴，知道了很不高兴。有一天，他与妻子、儿女到新媳妇的宅院，见台几上用碟盛果品，裴坦很高兴，又看碟子内，放的是非常名贵的卧鱼犀。裴坦十分愤怒，将茶台推倒，拂袖而去，说：“败坏我家法啊！”后来，杨收果然因收受贿赂而受到惩处。
有一次，宋太祖和皇后坐轿同行。皇后发现轿子已经陈旧，而且装饰也很简单，于是建议太祖用黄金来装饰车轿，以显示皇家的威风。宋太祖笑道：“朕富有四海，别说用黄金装饰车轿，就是用黄金装修房屋也能办到。不过，朕是为天下百姓守财的，怎么能随便乱用老百姓的钱呢？古人说过‘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如果我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望，百姓还能依靠谁呢？”
宋代大儒朱熹有一天去看望女儿。女婿是个穷书生，家里十分贫困。无奈之下，女儿只好跑到屋后的菜园里摘了几根香葱做成清汤，然后又煮了锅麦屑饭。女儿从厨房端出葱汤麦饭，心里十分愧疚。朱熹安慰女儿道：“俭朴度日，是我们家的好家风。这样的饭菜已经不错了，吃起来可口，还能滋补身体。到你这儿来时，我看见有的人家屋顶上的烟囱还未曾冒烟呢！”
北宋张知白当宰相的时候，住的是破房子，吃穿也和普通人一样。随从劝他说：“你贵为宰相，俸禄优厚，生活过于节俭，人们会认为你沽名钓誉。”张知白回答说：“以我的俸禄，当然能使全家人过得好一点。但是，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不可能一直有宰相的俸禄，与其将来不能适应由奢侈到俭朴的生活，不如现在就清贫自守。”
宋仁宗赵祯生活非常节约。一次，时值初秋，有官员献上二十八枚蛤蜊。当仁宗了解到这些是远道而来，需要花费二万八千缗钱时，说道：“我吃不下！”又有一天早晨，仁宗醒来对侍卫说：“昨天晚上我肚子饿得睡不着，想吃烧羊。”侍卫问他为何不下旨采办，仁宗说：“我如果一开口，下面就会大肆扰民，所以还是不开口为好！”
北宋的宰相王安石生活简约，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衣旧裳。某次，有人到王家送信，见他衣着竟把他误认作家仆。某日，王安石“幅巾杖履，独游山寺”，听到有人谈论文史，就驻足聆听。有人见他穿着寒酸，说：“你也听得懂？”王安石说略知一点。那人又问他姓名，王安石拱拱手，规规矩矩地回答说：“我姓王，名安石。”那群人听了很惭愧，个个俯首散去。
与北宋同时期的辽国，有一位以节俭著称的左丞相张俭。辽国皇帝耶律宗真见张俭每次上朝时都穿着旧袍子，觉得很奇怪：“张丞相每月俸银上千两，不至于买不起新袍子吧？”听别的大臣说，张俭只有这一件皮袍，他不相信，就暗自命令在张俭的皮袍上烧个小洞，作为记号。果然，第二次、第三次上朝，直到第二年冬天，张俭都是穿着这件有个小洞的旧皮袍。
宋代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即将婚娶。长子范纯佑进京采购并请示父亲。范仲淹大笔一挥，在购物单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一人站立一人卧，两个小人地上坐，家中还有两口人，退回娇儿细琢磨。”并叮嘱长子范纯佑立刻返乡。范纯仁仔细琢磨父亲写下的那四句话，恍然大悟，羞愧不已。原来范仲淹写给儿子的四句“打油诗”是个字谜，谜底就是繁体的“俭”（儉）字。
南宋诸将中，只有岳飞终身不纳一妾，也从不去青楼欢歌宴饮。名将吴玠曾花二千贯钱买了一名士人家的女儿送给岳飞。那女子到岳家后，岳飞以屏风遮挡问她：“我家的人都穿布衣，吃粗食，娘子若能同甘共苦，便请留下，否则，我不敢留你。”女子听了窃笑不已，显然不愿。岳飞便遣人送回。部将谏阻说不要伤了吴玠的面子，岳飞说：“国耻未雪，岂是大将安逸取乐之时？”
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发现一些达官贵人整日花天酒地、奢侈靡费，决心整治这种不正之风。皇后生辰那天，高官都来祝贺。朱元璋吩咐上菜：炒萝卜、炒韭菜、两碗炒青菜和一碗葱花豆腐汤，标准的“四菜一汤”。朱元璋当众宣布：“今后众卿请客，最多只能‘四菜一汤’，这次皇后的寿宴即是榜样，谁若违反，严惩不贷。”
陈友谅非常奢侈，曾经制造了一张非常精致的镂金床。陈灭亡以后，江西行省把镂金床敬献给了明太祖。明太祖叹息道：“这与后蜀昏君孟昶用珍宝做便盆有什么不同！”命令立即销毁。大臣说：“未富而骄，未贵而奢，因而失败。”太祖说：“富了就可骄？贵了就可奢？有了骄和奢，即使富贵也不能保全自身。”
方克勤是明朝初年的著名廉吏，他认为“禄不可白食”，爱民唯恐不及，律己唯恐不严。他只有一件布衣和一件布袍，多年没有更换。他住的房子年久失修，下属想给他修葺一下，他却说：“千万不要因为我去劳累百姓。”然后用自己的俸禄买了几张苇席遮风避雨。别的人做官时奴仆成群，而他为官多年，身边只儿子一人和一个仆人。他每次视察所属郡县时，都是轻车简从，食宿所需都由自己的仆人带着，没有从下属那里索取一丝一毫。
明代廉吏王翱出身贫寒，年幼时得到很多家乡人帮助，做官之后回家宴请一众乡邻。大家觉得他做了官，肯定能够请大家吃一顿好的，可是开席的时候发现第一道菜居然是从北京西山摘的柿子，而且一直到天黑就只有柿子吃，再也没有上过别的菜。有的乡邻觉得王翱太小气了，就想到他家看看他在吃什么，谁知道看到的还是原来的旧宅院，王翱吃的还是老百姓吃的普通饭菜。乡邻们才知道王翱确实是个清廉的好官。
海瑞任淳安县令时，穿布袍，吃糙米，自己种菜，只有在母亲生日的时候才破例买了两斤肉。屠夫非常激动地告诉他人：“我这辈子终于有机会做海大人的生意了。”总督胡宗宪听说此事后也广为宣扬，认为这是浙江官场的一大新闻。
徐光启是明朝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清官。崇祯皇帝时，他曾经官至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但从来没有利用职权妄取过一文钱。他家非常简陋，床榻没有帷帐，冬天不生炉子，夏天没有扇子。他去世后，人们整理遗物时只发现了一个箱子，里面只有几件破衣服和一两白银。床上的棉被用了很多年，露出很多棉絮。崇祯皇帝非常悲痛，赐给徐光启家人办理丧事所需要的财物，派专人护送他的灵柩回乡。
清代吴兴祚做了四十年官，后来位居一品，所得的俸禄和赏赐都分给了部下，没有给家人留下房产和积蓄。他从两广总督卸任返回京城，在瓜洲渡遇到老朋友秦谕德。中午吃饭时，只有粗粮饭就咸鱼，显得跟他的身份很不配。秦谕德说：“吴大人竟然穷到这个份儿上吗？”第二天分别时，吴兴祚满面喜气，告诉秦谕德：“刚才又得到俸禄十多石米，不用担心饿肚子了。”
康熙年间，嘉兴人陆琦任广西学政，在读书人中非常受尊敬。谢济世在《祭陆太常文》中说：“先生任督学的时候，一日两餐，早上吃粥，晚上吃饭，被称为穷宗师。批改文章时，他日夜阅读，亲自确定等级，被称为劳宗师。”陆琦曾经写有遗言教训子孙说：“不妄交一人，不妄为一事，不妄取一钱。”
清康熙年间于成龙由江防道升任福建按察使，将要开船时，他派人去买来几石萝卜。有人笑着说：“这是便宜东西，何必买这么多？”于成龙说：“萝卜可以压舱，又可以当饭吃，这一路上就靠它了。”他从直隶到江宁上任时，与小儿子雇了一辆驴车，各自带了几十文钱住旅舍，没有住官府提供的驿站和公馆。
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帝亲点汤斌出任江苏巡抚。汤斌身处富裕之地，却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经常采野菜食用，每餐必须有一味豆腐。因为他姓汤，又喜欢吃豆腐，百姓戏称其为“豆腐汤”。后来，汤斌升任尚书，冬天御寒就靠一件羊皮袄。卫士们无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都指着他说：“这位穿羊皮袄的，就是汤尚书。”汤斌去世时，京官前去吊唁，发现他的遗体穿的都是粗布衣服，遗产仅有官银八两。同僚徐干学尚书拿出二十两银子，才把后事办好。
清代朱轼担任浙江巡抚期间，特别重视治理官场和移风易俗这两件事。他说：“考察官吏关键在于奖廉惩贪，改变社会风气关键在于去奢崇俭。”他告诉百姓嫁娶费用要适度，乡里来客、祭祀集会宴饮时只能有五盘菜，都是固定的东西，浙江人称它为“朱公席”。某天，朱轼在路上看到一个妇女穿着华丽，问知其夫是个卖菜的，便派人带她进入官署厨房，让她猜谁是巡抚夫人。当时，朱轼的夫人正同女佣们一起做活，卖菜者之妇分辨不出。朱轼指着自己的夫人告诉她说：“这个做饭的就是夫人。”然后叫她留下陪同夫人吃饭，吃的只是蔬菜，吃完饭便叫她离去。此事传出去后，浙江的风俗为之一变。
清朝雍正年间，鄂尔泰官至云贵总督。他和弟弟鄂尔奇从小一起长大，但是二人品性却大不相同。鄂尔奇做官之后便开始讲排场，追求享乐。一次，鄂尔泰退朝之后，路过鄂尔奇家。他走进弟弟的宅院，发现里面陈设华丽，奢靡不堪。鄂尔泰站在庭院中，当着众人的面，严厉斥责鄂尔奇：“你还记得当初我们没有房子的时候吗？现在刚一改善，你就这么奢靡，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弟！”鄂尔奇听了十分后悔，跪在哥哥面前，请求宽恕。看到弟弟有悔改的意愿，鄂尔泰才算作罢。
清代廉吏彭鹏任三河知县时，冬不坐轿，夏不撑伞。当时，三河的百姓每天吃两顿饭，他就入乡随俗，不再吃早饭，每天也只吃两顿，每顿饭只有一碟酱菜、一碟青菜。他很少宴请别人，也从来不接受别人的宴请。他身边的几个仆人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清苦的生活，先后离他而去。
徐本在乾隆初年担任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一次，他请假回到杭州，恰巧遇上乡里祭祀活动频繁，几处戏场都请求徐本为戏台书写灯联。徐本推辞不掉，便大书道：“防贼防奸防火烛；费钱费力费工夫。”又写了一匾：“戏无益。”大家明白了他的用意，便停止了活动。
曾国藩在军务极其繁忙之际，仍不忘经常写信教导儿子如何进行家庭财政管理，要求子孙以节俭为务。有一次，他的儿子曾纪泽自作主张修缮旧屋，花费很多，他知道后非常生气，马上写信批评，并要求儿子与家中长辈商量，把家中每年用度必不可少者逐条列出，计算每年田产收入以及用其支出家庭用度的缺额。曾国藩核定以后，再从他的俸禄中寄回不足部分。
李大钊不吸烟、不喝酒，一个大饼、一根葱，粗茶淡饭就满足了。他总是穿一件洗褪了色的布袍子，上班来回要走十多里路，天天步行，从不坐车。每次外出或回家乡，坐火车都是坐末等车厢。他和家人节衣缩食，加上买些图书等，每月只用四五十元，其余全部用来接济贫寒学生、工人和党的活动。
方志敏在《清贫》中写道：“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方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
1940年6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款待陈嘉庚。宴会是露天的，就设在毛泽东的窑洞外。餐桌更特别，一张大桌面搭在破旧的小方桌上。桌面坑坑洼洼，铺了几张旧报纸遮盖。吃的是毛泽东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最讲究的是每人一碗鸡汤。毛泽东恳请客人谅解，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鸡汤是邻居大娘家唯一的一只鸡，悄悄宰了送来的。事后，陈嘉庚对秘书说，蒋介石像皇帝，毛泽东像农民，“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甘祖昌将军对子女要求严格，不许他们有任何特殊待遇。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自己种菜自己吃，每件衣服至少穿十年，衣服破了就补好再穿，实在不能补了就拿去做鞋底。群众称他：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斗没有嘴，白布手巾肩上搭，走路笔挺快如风。
彭德怀不抽烟、不喝酒，但因从小生长在南方茶乡，有喝茶的习惯，买不到茶叶时，就采些酸枣叶子代替茶叶泡着喝。一次，有人从外地给朱德带来一包红茶，朱德原封不动地送给了彭德怀，并关心地说：“给你一包真正的茶叶改善一下，总比喝酸枣叶子强吧。”彭德怀十分感动，对这包茶叶特别珍惜，每次喝时，只放一小撮，还总要连续浸泡七八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