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鬼似的，我和大吉在野鸭湖的芦苇荡里迷路了，走来走去老半天总走回到那几个我们放置轧笼的地方。我和大吉采取了“背道而驰”的策略，结果是两人又失散了。
听说这儿有水貂出没，我和大吉就急急赶来布下了轧笼。想不到我们自己被芦苇“笼”住了。简直可笑。
芦苇有三米多高，时疏时密，好像无际无涯，好像整个世界都成了芦苇的天下。岂有此理！站在芦苇丛中，只能看见窄窄的一片天空。那天偏是个阴天，使人分不清东西南北。有风，却不知从哪个方向来的，满世界是苇叶声，不动声色地把人的呼叫声吞没。
我徒劳地呼叫着大吉，徒劳地在芦苇阵中奔突，一直到了精疲力竭，丧失了信心。
找到一块比较干燥的地方，我一屁股坐下去，又仰躺下去。这一来芦苇显得更高，心中一下子产生了一种“被淹没了”和“陷下去了”的恐惧感，急忙又坐了起来。
天色已经暗淡了，苇叶变成墨绿色。远处的芦苇颜色更深，接近了黑色。偶尔有几个亮点，在远处的一些水洼上幽幽地跳跃，使人更觉得扑朔迷离。有一只青蛙在不远处鼓着腮，却不出声，像在静等非常事件的出现。
走进这个芦苇荡时，我和大吉太小看它了，把凉鞋脱在堤上，赤着脚进了荡。水盈盈、软绵绵的席草地和浅浅的水沼很亲热地抚摩着我们赤裸的脚和小腿。想不到这是芦苇荡不怀好意的诱惑。
肩上、臂上和腿上被苇叶划得生痛。坐久了，屁股上湿答答的，难受。有几只蚊子不声不响地来袭击，一叮一个包。
不知在什么地方，突然响起一只青蛙或蛤蟆啊啊的惨叫。可能是被蛇缠住了。我眼前的那只青蛙仓皇地逃走了。
可以预想，当天色一暗，蚊虫会怎样地猖獗，蛇蚁会怎样凶险！
我沮丧透了，烦恼透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真的要被困在这儿过夜了？真的没办法了？
不，卡尔·施米特临死还要做点事呢！
人可不能轻易认输。可不，我不想认输，办法就有了！我想只要在苇海上探出头去，我就能一下子辨清湖岸的方向。我很懊悔：刚才我和大吉没失散时，本来可以很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只要叠一下罗汉就成了。现在怎么办呢？看来只得靠自己了。
忽然想到了“叠鳖塔”。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拔下芦苇扎成草把，然后把许多草把叠起来，叠成一个瞭望台……
我立刻动起手来。
没料到这项工程并不简单。别看芦苇苗苗条条的，可韧得很，赤手空拳要折下一枝芦苇来并不那么容易。简直是一场寡不敌众的搏斗。
不久，我就累得气喘吁吁了。可是，也许因为这是一个实在的办法，我忽然变得很镇定。我同意自己坐一坐稍作休整，我甚至还想象着点了一支香烟。我忽然很理解那些吸烟的男人，包括我的父亲。我又忽然觉得世界很可爱。那些豆腐脑、甲鱼、吊桥、红菱很可爱，甚至那神秘的小屋和饥饿的黄昏也很可留恋。这些好像已经离开我很久了，叫人十分地怀念。
我的左手掌被苇叶划破了，血渗出来。我无师自通地用芦管内的那层蒙皮儿粘在伤口上止血。后来知道，这确是一个止血的土办法。
“瞭望台”工程进行得十分艰苦，可我干得挺顽强。“瞭望台”在升高，我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大吉在哪儿啊？
我对这个闪念很满意。我没忘记小舅舅关于“高贵”的议论。在艰难的时候，在找到摆脱困境的时候，我想起了别人，这也是“高贵”的吧？我断定是这样的。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那个牵老山羊的小女孩会给我留下那么深的印象——因为她想到别人，她是“高贵”的。对了，这就是“社会责任感”！……
在苇荡的深处，我忽然变成了思想家。很多事情清晰起来了。
这时，我忽然听到了一个“嘤嘤”的声音。这声音来自天空。
天空里有一只风筝。谁在这个季节放风筝？
可我一下子明白了：有人来引导我们了，引导我们走出绿色的围困。
说出来也许别人不信，这时我不希望有这个，我很希望全靠自己冲破这绿色的围困。
那是一只装有鸽哨的蝴蝶风筝，颜色很暗淡。放风筝的季节老早过去了。想出这个方法来引导迷路者走出苇荡的人挺聪明。后来我知道这是湖边人常用的办法。
跟着风筝线走，不一会儿就走出了那片该死的苇荡。我的瞭望台已垒了很高，离开它时，我很有点留恋。
我希望放风筝的不是小舅舅。
可偏偏是他。他悠闲地坐在湖堤上，身边停着三辆自行车。大吉已经在那儿了。
我想很响地喊一声“哈啰！”什么的，可没有喊，嗓子里像有什么东西哽着似的，怕喊不响。就在这时，一个想法闪电般在脑际闪亮，那是一个我们找寻着的方程式——
男子汉=社会责任感 刚强。
不，还不好，还得加点什么，男子汉有各种各样的男子汉。不是吗？小舅舅，阿榜，阿榜的妻子，还有那个牵老山羊的小女孩。那么何德龙呢，他算得上吗？
想不到，苇荡里那个绿色的瞭望台没造好，可我脑子里的“瞭望台”已建成了，站在这个“瞭望台”上，我找到了那个男子汉方程式：
男子汉=社会责任感 刚强 力。
小舅舅迎着我走来。因为我怔怔地站着不动，他觉得奇怪了。
小舅舅说：“双豆，怎么样？”
我迎着他的目光，说：“什么怎么样？”我很满意我的这个反问。
我们肩并肩向自行车走去。
小舅舅像是很随便似的问了一句：“迷路了吧。这儿常有人迷路。”我忽然觉得小舅舅像电影《桥》里的那个爆破大王“老虎”。
我说：“没什么，我本来想用芦苇秆叠个瞭望台。”
小舅舅轻描淡写地说：“是吗？倒是一个办法。”
我千辛万苦建造“瞭望台”的事只换来他这么一句轻飘飘的话。要是我母亲，说不定会大哭大笑大叫。
他也许感觉到了我的这种情绪，又说：“各人有各人的办法。大吉有大吉的办法。他折下一枝芦苇把他的红短裤挑起来，像一面红旗似的举在苇海上。”
我可以想象大吉的狼狈相。他脱下了红裤子，全身就一丝不挂了。
小舅舅一面收风筝，一面说：“告诉你们两件事：第一件，何德龙那小子卖假药今天被拘留了。他小子还有点良心没有？”小舅舅说着，脖子都红了。何德龙临上刑车时还让他妈把挂在檐下的一串红辣椒给他带上。这小子即使吃辣成精也成不了男子汉。
小舅舅说的第二件事是我和大吉的母亲下乡来看望我们了。
小舅舅从他的自行车上的一只书包里取出一些衣裤来，说：“去，到那边清水里去洗洗干净身体，换上干净衣裳。你们这么狼狈地去见你们妈妈，保证她们明天就带你们回城去。”
小舅舅很有心计。男子汉有时也得婆婆妈妈。这大概免不了。
等我们洗完澡，换上干净衣裳，小舅舅也还掉风筝回来了。
我们上了自行车，没多久就到了“香榭丽舍大街”。
好一条洒满槐花香的路！
很想哼一支什么歌，又想不出。
小舅舅又吹起了口哨——那首《桥》的插曲《啊！朋友再见》。
我和大吉也跟着吹起来。
不错，这是一支男子汉的歌。
槐花香里，我们吹起口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