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三权分立和权利制衡，这种制度结构必然形成权利的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与开放性。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和宽松的政党制度为美国思想库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和施加影响力的空间，同时这种权利的分散和制衡也使得政府决策必须依赖思想库的智力支持。
权利碎片化的政策需求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为总统制，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中最主要的是权利的分立和制衡。多元的政治文化加之权利的分立导致了美国政治的高度碎片化，从而也为思想库影响力的拓展创造了更多的渠道和空间。
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写道：“防止几种权利逐渐集中于一个部门的最保险的办法就在于… 给予每个部门的领导以必要的宪法手段和个人动机来阻止其他部门作出超越职权范围的事情……必须以野心对付野心(JamesMadison，1969)。”“由于我们是具有与生俱来的弱点和缺陷的人类，那就得受到统治，同时也不能完全相信政府(Larry Arnn，2005)。”弗瑞德齐指出：“分权乃是文明政府之基础、宪政主义之内涵……通过分权，宪政主义对政府行动提供了一套有效制衡的体制(Carl Friedrich，1968)。”基于这样的政治理念，美国的开围之父们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
所谓三权分立是指在中央政府建立平等而又彼此独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其中，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属于各级联邦法院。立法机关负责制定法律，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和实施法律，司法机关负责解释法律，这三个部门彼此平等、相互独立并且相互制衡。国会有立法权，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否决，国会又有权在一定条件下推翻总统的否决。总统可以提出立法议案，可以否决法律，可以提名美国政府官员和联邦法官。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可以宣布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的法律违宪。总统负责实施法律，但是所需经费由国会负责提供。在这种相互制衡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制衡关系，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国会与总统具有同等的提议权和决策权。国会的每一级议事机构如小组委员会、委员会等都能在不承担政治风险的情况下否决总统提议的法案。国会通过立法权、控制国家预算和财政的权力、任免国家高级公职人员和对总统进行日常行政监督的权利，对总统构成强大的制衡能力。而总统通过向国会提出必要的立法建议、对立法过程施加影响以及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等，又对国会形成反制衡。
美国政治权利的碎片化不仅仅表现在三权分立，还表现在美国国会内部、行政机构内部。在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在立法上各具独立权，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委员会和分委员会具有决策的权利。美国国会分为两院制，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目的也是为了使两院之间相互制约。参议院设议员100名，由每州选举2名参议员组成，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的参议员。众议院有议员435名，由各州按人口比例选举众议员组成，任期2年，期满全部改选（李庆四，2007）。众议院可以弹劾总统和包括联邦法官在内的其他官员。参议院批准对联邦高级官员的任命和对外条约。参议院和众议院均对彼此的立法享有绝对的否决权，任何议案都必须同时经参众两院同意。除此之外，两院均设有许多委员会，还设有由两院议员共同组成的联席委员会，国会工作大多在各委员会中进行。在国会山上所讨论、审议和立法的问题涉及内政、外交的各个领域，可谓无所不包，而各委员会的议员不可能具备各个领域的专门知识，这就势必需要借助思想库这一“外脑”的智力支持。
行政当局由很多强大的机构组成，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政策取向。国会和总统领导的行政当局互不从属、互相竞争。另外，面对着庞大而繁杂的国内、国际问题信息与资料，国会与行政当局之间往往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为了赢得政策主导权与公众的支持，政府和国会都需要专门的机构与独立的政策来源对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与整理，这就为思想库各展其能、各施影响提供了更多空间和可能性。有需求才有供给，思想库的存在和发展正好适应了美国“政治市场”的需求。
美国思想库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还与美国公共政策决策机制中权利的碎片化有着必然联系。政策制定过程主要包含确定政策议题、拟定政策方案、政府制定政策三个阶段（约翰·金登，2004）。思想库、大众传媒、利益集团和公众舆论都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行动体和舆论因素，它们都对政策制定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由于思想库的独立性、专家地位，以及其所拥有的大量高级人力资源、丰富的脑力支持，频繁的对外专家交流以及不间断的政策问题研究，使得思想库较其他机构更能够搜集到更为广泛、权威的信息，提供更独到、详实、具有创新性的政策建议。
松散政党制的舆论活力除了联邦制与权力分散外，美国还存在相对虚弱的政党。松散的政党制度为思想库提供了更多发挥影响力的机会。
美国政党与其他国家政党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就是组织分散、权力也分散。
美国的民主与共和两大政党都对任何人开放，而且选民可以随时改变立场。美国两大政党虽然是全国性的政党，但都没有中央领导机构，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中心。两大政党的各级组织都各是一个权力中心，相互之间彼此独立、各自为政。党的全国组织--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委员会既不是全党的领导机构，也不是决策机构，对州和地方党组织也没有控制权。而党的全国委员会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也没有进行纪律制裁的权力，州和地方党组织也是如此。从地方到中央，美国政党的每层都对应着政府的每一级。尽管各层之间有所联系，但每一层就财政、支持者、提名和政纲而言都独立于其他各层，没有哪一层次上的政党对其他各层有实际的控制权，也就是说．相互之间彼此独立，互不隶属。并且，政党领袖对同党人士也没有直接发号施令的权力，没有对违纪犯规的本党人士进行纪律处分的权力。政党领袖寻求下级的支持主要是通过劝说、协商等手段，而不是通过命令(施密特等，2005)。这与其他西方国家如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的政党具有明显的不同。在德国，政党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基金会进行政策研究，为本党参政服务。在英国和加拿大，政党的全国领导机构都对下属机构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对下属机构和党员也有较强的纪律约束力，国会议员都非常强调政党原则和党内团结。而在美国，白宫和国会山里的决策者却不需要遵守一套固定的政党原则。美国松散的政党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政党没有建立自己有规模的政策研究“臂膀”，因此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它们就不可能在政策发展方面起太大的作用。为了填补政党政治留下的空白，美国思想库大量地向国会和政府行政部门提出各种政策主张和建议，美国的决策者经常积极地向思想库的政策专家寻求政策意见。
就国会内部的民主、共和两党而言，尽管国会内的组织是按政党组建的，但是对于本党的国会议员，两大政党都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参众两院各有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组织，但两院的民主党或共和党是彼此独立的，不从属于全国政党。尽管总统是执政党的当然领袖，但总统不能给国会的本党组织下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国会议员们可以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做出决策，而不必去考虑这些观点是否与自己所在政党的利益和政策相悖。但是，国会议员每天不仅要拟定政策方面的大概观点，还要思考、回复许多具体的、非常技术性的问题，这些都要求他们具备专门知识。显然，议员们不可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更不可能为每个待需要他们考虑的立法或行政议题做所有的准备工作．他们需要政策专家们的帮助。虽然国会议员可以依靠很多官方思想库或者是利益集团来获取有关议题的信息和数据，然而这些机构往往无法提供独立思想库所能提供的客观、中立、创新性的思想。可以说，这种弱势的政党体制不仅为思想库敞开了大门，而且提出了更多的需求。
另外，美国政党制度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稳固的两党制，即民主党和共和党通过选举而轮流执政，其他任何小党都无法冲击这两大政党的稳固地位。这种轮流执政的模式为思想库学者与政府官员之间提供了一个稳固“旋转门”。一个政党一旦执政，其政府班子往往大换血，很多前任政府官员会到思想库休养生息，以待东山再起。而思想库的很多学者则加入政府，成为直接的政策制定者。两党轮流执政所带来的“旋转门”机制在“知识”与“权力”之间构架了一座桥梁，更为美国思想库发挥政策影响力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通道。
总而言之，思想库的生存必须以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为土壤，美国开放的政治体系为思想库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土壤和发挥影响力的广阔空间。
（第三节稳定资金保证了机构运营
美国思想库作为非盈利机构，其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稳定的资金支撑，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拓展更离不开以基金会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资金保证。
思想库研究学者肯特·韦佛和安德鲁·里奇曾经通过定量分析指出：“影响美国思想库媒介曝光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美国影响力排名前五位的思想库运营资金都不少于1千万美金(Donald Abelson，2002)90-业。”
美国思想库的运营资金一般来自于基金会、企业、个人捐款和政府合同。基金会作为一种相对稳定和长期的资金来源是美国思想库得以运营的基础。出于对政府不信任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基督教所宣扬的“乐善好施”的慈善思想，以及美国政府在税收上对慈善的鼓励政策，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基金会。除此之外，美国企业和个人也热衷于慈善。这些都为美国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和进行舆论传播提供了充足的财源。
更进一步而言，美国思想库所具有的独特投资价值一一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是其能够赢得充足资金支持的更深层原因。
基金会的资金支持美国基金会的发达有其历史和文化渊源。从历史渊源来看，美国人的慈善文化传统来源于英国的慈善思想。自1620年首批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抵达美洲大陆后，英国人便源源不断地移民到这块新大陆来。这些早期移民在向北美移民过程中曾得到英国慈善团体或个人的资助，即使在他们到达并在北美定居之后，仍继续得到英国慈善组织的捐助。受英国这种慈善观念的熏陶和影响，这些早期移民很自然就在思想和实践上继承了英国的慈善思想。从宗教文化传统来说，美国许多人信仰基督教，而基督教则明确教育信徒要乐善好施（刘澎，2001）。基督教的这种宗教思想也成为美国人慈善思想的重要源泉。
美国基金会的数量是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根据2000年版美国《基金会年鉴》提供的数字，当时资产在300万美元以上、年捐款在20万美元以上的基金会共有10 492家，这个数字不到全美大小不等的正在活动的基金会总数的1/4。从整体上说，这些基金会控制着多达3 000亿美元的资产（托马斯·戴伊，2003）52。它们不仅资助美国的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社会科学研究等，还推进全球文化传播、关注世界粮食与人口问题以及促进美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从而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在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历程中，很多具有影响力的重要思想库最初的创建都得益于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以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为例，布鲁金斯学会的成立得益于企业家和慈善家罗伯特·布鲁金斯。
1916年，包括罗伯特·布鲁金斯在内的一批企业家为了提高政府公共政策水平创立了政府研究所。1922年和1924年，在罗伯特·布鲁金斯的资金支持下又创立了经济研究所和布鲁金斯研究院。1927年，这三个机构合并成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1910年，美国钢铁业巨子、实业家和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自己75岁生日时，拿出1 000万美元建立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这个集基金会和思想库于一身的民间组织，试图通过教育公众热爱和平、鼓吹利用司法仲裁手段解决国家间争端等方式，来促进世界各国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以达到消除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对于政策研究的财力支持，福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三家基金会独领风骚。
1936年，福特家族设立了福特基金会，20世纪50年代，亨利·福特第二将基金会的功能扩展为一个推动国家政策制定的组织。无论是环境、人权还是城市建设问题，福特基金会都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政策研究。多年来，福特基金会是向布鲁金斯学会提供大笔资助的组织。福特基金会的一名成员还曾担任布鲁金斯学会的总裁。而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外交事务情有独钟，戴维·洛克菲勒曾担任对外关系委资料来源于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关于其历史的介绍。www. brookings．edu，wwwCarnegieendowment. org.
员会的董事会主席，直到1985年才隐退。美国思想库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数量激增，除了政府需求增大的原因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于基金会对政策研究机构的大规模资助。在1982～1987年间，美国基金会对思想库的资助总额从5.2%上升到10%，具体而言就是从7千万美金增加到2亿美金(Diane Stone，199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