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虽然中国思想库与政府之间没有形成美国式的“旋转门”机制，但是已经出现了思想库与政府之间人才流动的现象。而且中国思想库，尤其是官方和大学思想库，对某些政府决策的参与程度和深度以及其产生的影响力，可能要远远超过美国思想库。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学者在与政府长期的合作中建立了信赖，成为中国高层领导非常重视的智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政治决策过程相对美国而言要简单，在思想库层面上也还没有形成竞争机制。
无论是美国思想库还是中国思想库，虽然根植于不同的政治、文化土壤，但其核心目标都是影响政府决策和舆论，其存在的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其所赖以生存的国家和公共利益，这是我们理解思想库的出发点，也是终结点。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邓小平，1993）。”同样的思想可以适用于中国思想库的发展。我们不能把问题仅仅聚焦在美国思想库以独立思想库为主，中国以官方思想库为主这个表面现象上，重要的是要借鉴美国独立思想库的成功经验，不是否定自我，而是为我所用。在此意义上，中国思想库在借鉴美国模式的同时，必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库模式，从而适应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历史环境。
未来发展图景和主要功能笔者认为中国思想库的未来发展图景以及承担的主要功能是：
第一，在可预见的未来，官方思想库依然保持其核心影响力，为政府决策机构提供创新性、前瞻性政策建议。但是一部分官方思想库在其资金来源、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上进行大幅改革，吸取西方独立思想库的经验，从而使其研究选题更加贴近社会现实、更加多元化，研究成果更具独立性和创新性，从而真正助力于中国的繁荣、稳定和全球化的发展。
第二，独立思想库在数量、规模和影响力上都会稳步扩大，逐渐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思想库市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独立思想库将主要承担起沟通政府与民众的桥梁功能，助力于公众参与政治和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中国公众参与政治决策的渠道依然相对不足，虽然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渠道，但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海量信息，汇集在网络上的舆论往往充满了喧嚣和非理性，无法真正满足公众参与政治的需求，而思想库可以承担起这一影响政府决策的理性渠道的作用，长远来看，推荐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
第三，中国思想库可以逐渐承担起为政府培养人才的作用。美国式的“旋转门”机制在中国完全复制的可能性不大，这与中国官员选拔机制有关，中国的官员更多依靠政府体制内部人才输送和培养，体制外的各种组织几乎没有参与渠道。
随着思想库的成熟，它可以逐渐成为为政府培养输送人才的一个渠道，思想库人才加入政府将有助于中国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第四，中国思想库要积极推动公共外交，加强与世界各国思想库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公共外交和国际政治传播的主力军，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平繁荣创造适宜的国际环境。迄今为止，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依然非常缺乏。中国必须尽快改变被人误解、误判的状况，中国思想库在扩大世界对中国了解的过程中可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面临严峻的战略转型，很有可能会制定对中国未来发展极为不利的外交政策，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国思想库要承担起积极沟通西方思想库、影响西方主流精英和公众舆论的重任。
政策建议如果以此为目标，笔者认为中国应该从政府、思想库、公众三个纬度上努力推动中国思想库的发展，同时还要具备“责任意识”、“全球意识”和“品牌意识”。
从政府的角度而言，中国政府要为思想库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市场环境，逐步改变官方思想库垄断资金、信息和渠道的局面，让独立思想库也得到适宜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思想自由竞争的市场。具体而言，首先，政治决策过程要进一步透明，进一步完善政策咨询机制，为思想库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多的空间；其次，政府在法律、政策和资金上要对思想库尤其是独立、大学思想库给予大力扶持，鼓励中国基金会的发展，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的捐助；第三，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培养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能力，提高社会公众对思想库的认识；第四，政府要给媒体的政治传播创造更加宽松的舆论空间，让各种思想库的观点和言论可以充分表达。
从社会公众的角度而言，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高速进步的黄金期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的时期，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公民社会的蓬勃兴起，以及各种利益团体的形成，公众对参与政治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无疑，这对于思想库的发展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社会公众对国内、国际问题的认识和参与要更加趋于理性化，而不仅仅停留在看热闹、情绪发泄和简单层面的民族主义上。
就思想库本身来讲，一个思想库是否能产出高质量的政策建议、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独立性、人才和运行机制。因此，中国思想库首先要进行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在内部机构设置上，要明确思想库以研究部门和学者为核心，其余各部门围绕研究、服务于研究部门，为学者创造宽松的研究环境；为了保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在资金来源上，除了政府资金外，要引进基金会、企业和个人资金，并确保资金来源不影响研究过程和结果；思想库所从事的是指导现实政治决策的对策研究，而不是关在象牙塔和书斋里的纯学术研究，在研究人员设置上，要改变原有的单一学术背景、论资排辈的模式，大胆启用不同年龄、背景的综合型人才；另外，中国高级别的官方思想库，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渠道优势，加强与其他研究机构和国外思想库的合作，擅于整合研究资源；中国思想库要充分借鉴西方思想库的成功经验，建立完善、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让思想库的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
思想库不仅仅是作为政府智囊而存在的，其存在的很大～部分价值在于引导社会思潮、培养社会公众的政策参与能力。目前，中国智库大多在拓展公众影响力方面非常薄弱，这一方面源于智库领导者本身没有意识到影响公众舆论的重要性，另一方源于缺乏与媒体沟通的专业人才和经验。除此之外，思想库的市场营销不仅要着眼于本国，还要着眼于世界，要充分意识到网络媒体的国际传播意义和价值。
所谓的“责任意识”是指从事思想库研究的专家、学者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从国家利益和社会民生角度出发，独立思考、大胆直言。所谓“全球意识”分为四个层面，一是思想库的领导者们要站在全球的视角考虑思想库的发展战略，加强与西方思想库的交流与合作；二是专家、学者们研究政策问题时一定要有全球意识；三是中国思想库不但要影响本国政策，还要走出中国、影响世界；四是当今世界各国之间面临的共同问题，如金融危机、气候变暖、能源环境、反恐问题也越来越多，仅凭借一个国家的力量难以解决，需要各国思想库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
“品牌意识”指的是中国思想库要有明确的使命和目标，围绕这样的目标来构建整体的形象和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品牌的传播和推广。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人生活的巨大提升已向世界证明，目前中国实行的政治体制和各项政策是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众幸福的，这也说明了中国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正在不断提高。中国思想库未来的发展不仅充满了无限可能，更是充满了必要。这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与责任。
可以预计，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越来越复杂，思想库不但会在中国政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且将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发挥助力器和桥梁的作用。从长远来看，中国思想库的发展、壮大必将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与交融。
美国思想库深度访谈Deep Interview With Amerrican Think TanksREVOLVING DooRAmerican Think Tanks Research杰弗里·贝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前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Jeffery BaderSenior Director for Asian Affairs atU. 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Former Director of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对于思想库而言，有的学者进入政府工作，有的政府官员离开政府后到思想库继续从事政策研究，我们称之为“旋转门”。“旋转门”的存在是与美国的两党竞选政治密切相关的。“旋转门”也使得政府和思想库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和信任度。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杰弗里·贝德如果你在华盛顿的大街上或者美国的思想库里遇到杰弗里·贝德，你一定不会特别留意这位瘦小的美国人，他是那种不那么引人注目，不那么擅于言谈，但却的的确确对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极具影响力的人。
奥巴马政府中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的首席智囊当属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他每天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奥巴马当面汇报亚洲地区的动态，协调白宫各部门制定相关的亚洲政策。据报道，每次奥巴马在白宫与亚洲各国领导人通电话时，他必定在场。奥巴马的中国之行，贝德更是寸步不离左右。今年初中美关系摩擦不断，贝德和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迅速访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国关系的转圜。贝德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其外交生涯一直和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参与了中美建交的筹备过程，并且曾在80年代初被派驻美国驻华使馆。从80年代后期开始，贝德在美国国务院步步升迁，从负责中国事务的副主任、主任到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他就曾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
2007年，当我以访问学者身份走进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办公室时，杰弗里·贝德是我的顶头上司一一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对于我在布鲁金斯学会将要从事的研究选题--美国思想库，贝德抱有很大的兴趣，并且给我很多有益的建议。当然，以贝德的资深，对于我这样一个30出头的年轻学者，相信他对我未来的研究成果也抱有一些质疑的态度，因为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百年历史上，一般能够被邀请为访问学者的外国学者大都在40、50岁左右，在本国学界或政策研究界已经很具影响力，而我的确太年轻了。
贝德是那种不苟言笑的人，但却有着极为细致、敏感的内心和丰富的情感。你很难相信这样一个严肃的人会每天中午和妻子通电话，问候午餐，表达爱的关切。
但是，他的确就是这样一个严肃却不乏温情的人。
2008年10月底，在我即将离开布鲁金斯回国前夕，布鲁金斯中国中心举办了一次以中国智库发展为主题的公开会议，我是发言人之一，另外还邀请了从事思想库研究的美国学者詹姆斯·迈甘等几位学者。那次会议上，贝德作了开场致辞，然后他就坐在会场的第一排，和美国前驻英国大使坐在一起，听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会议。坐在会议主席台上的我可以观察到贝德一直是有些担心的，他担心我的研究成果会不会被华盛顿主流所接受，也担心年轻的我会不会圆满完成这次英文会议的发言和回答上百位现场观众的问题。应该说会议非常成功，当会议结束时，贝德给了我一个少见的灿烂笑容和拥抱，并告诉我：“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贝德是我所做的众多采访中的第一位访谈嘉宾，在华盛顿，约请访谈的过程是复杂的，很多人要半年才能约到。而贝德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办公室对面，自然他成为我第一位重要的访谈对象。杰弗里·贝德是中美恢复邦交关系后研究中国的资深专家之一。他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见证者，曾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长达27年。他于2002年从政府部门退休，并于2005年4月11日被布鲁金斯学会聘请为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我的访谈不但涉及思想库，也涉及他的政治生涯转向。
当时，我问他是否有意重返政府，他笑着说“可能不会考虑，但是如果有特别有吸引力的机会，我不确定自己一定会拒绝。”当我离开华盛顿回国后，没过多久，杰弗里·贝德被任命为奥巴马政府亚洲事务主任。
我相信，对于杰弗里·贝德而言，政治和公共政策才是他最擅长的舞台。
访谈实录王莉丽：首先请允许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2005年4月11日，您加入布鲁金斯学会，请问在政府工作27年之后，您为什么会选择布鲁金斯学会开始新的职业生涯？
杰弗里·贝德：从政府退休后，我先是在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工作，负责有关中国的事务，但是在工作了三年多之后，我开始想念我曾经从事27年之久的与公共政策、政治、中关关系有关的工作，我希望能够回到公共政策领域。于是，我开始寻找合适的位置，而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一个有着良好影响力和声誉的思想库是非常好的选择，而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成立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重新回到公共政策领域，继续从事中美关系研究。
王莉丽：您现在担任奥巴马竞选团队的中国问题顾问，将来如果有合适机会，您会重返政府吗？您是如何评价奥巴马的？
杰弗里·贝德：（笑）呵呵，我已经在政府工作过27年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确定是否会重返政府。但是如果给我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机会，我不确定自己一定会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