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大国智库影响力，路还有多远？
感谢《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一书从研究选题确定到成书出版，长达三年半的时间。
期间，我从北京远赴美国华盛顿，在著名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访问研究。旅美期间，我经历了西藏骚乱事件、2008北京奥运会、胡锦涛主席访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采访了30多位美国思想库、政界、商界精英；两次应邀参加“美国之音”电视访谈节目，与美国学者和公众就中国新闻自由和思想库发展问题坦诚交谈，发出中国的声音；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席上、在伯克利大学的国际会议上、在耶鲁大学的研究生课堂上，就中国思想库发展以及中国环境问题发表观点、影响舆论。2009年回国后，我参与了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的运作和“全球智库峰会”的筹备工作，在学术期刊和大众传媒上发表文章和评论，应邀参与电视访谈节目……实践着教育公众、影响政策、推动中国智库发展的理念。
而今，在《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一书付梓出版之际，谨此向一路走来给予我坚定支和无私帮助的领导、老师和朋友以及家人致以深深的谢意：
衷心感谢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建明教授的悉心指导。教授学识渊博、视野深远、为人谦和。承知遇之恩求学门下，无论治学还是为人，所受教诲受益终生。
诚挚感谢清华大学教授、“全球领导力”项目负责人、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教授(John L．Thornton)对于本研究的全力支持和对我人生发展的指导与培养。桑顿教授的博大胸怀和崇高理念将会深刻影响我的一生。
感谢布鲁金斯学会总裁Strobe Talbott、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前主任JeffreyBader、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教授、东北亚中心主任Richard Bush，布鲁金斯学会董事Alan Batkin对于本研究的大力支持。感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总裁Andrew Schwartz、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前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教授、布鲁金斯学会前研究员黄靖在本研究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感谢耶鲁大学教授PeterPerdue -直以来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感谢美国首位华裔陆军将军、百人会前任会长雁傅履仁给予我的关爱和支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东亚区主任肖耿教授的支持。诚挚感谢热情接受我采访的众多中外智库界、政界、传媒界人士。
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曾培炎理事长、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魏建国秘书长对于本研究的重视和支持。感谢中国前驻美大使周文重、中国驻美公使衔参赞许尔文对于本研究的支持。感谢清华大学前常务副校长何建坤教授、前副校长汪劲松教授、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的指导。感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显章教授、郭庆光教授、尹鸿教授、李希光教授、李彬教授、崔保国教授、金兼斌教授、范红教授、史安斌教授、王君超教授等各位恩师的悉心培养。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教授、副院长喻国明教授对于本研究给予的指导。
感谢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社长陈炎兵对于本研究的重视和对本书出版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感谢本书责任编辑阴松生老师、张婉女士的悉心编辑和大力支持。
在本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的朋友Woo Lee先生、Warren Wilhide先生、黄小波女士、Yin Sheng先生、齐力先生、刘鑫先生、李珍玉女士给予我热情的帮助，我年迈的父母给予了坚定支持，我的先生刘卫平审阅了论文初稿和定稿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我的儿子刘子赢以他阳光般的笑容和忍耐力陪伴我走过无数日日夜夜……感谢所有给予我无私支持和帮助的朋友们！
华盛顿的日子2007年秋天，当我独自一人拖着沉重的行李，第一次乘坐美联航的班机到达华盛顿达勒斯国际机场的时候，内心充满惶恐和对未知的梦想与憧憬。
布鲁金斯学会坐落在华盛顿的中心地带 马萨诸塞大街1775号，距离白宫和围会都非常近。与布鲁金斯学会毗邻的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院。我的办公室就在布鲁金斯学会的418房间。一间虽然面积不大，但却光线充足、布置非常舒适的房间。布鲁金斯学会的所有研究人员都可以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以保证从事研究的环境和效率。从我的住所到布鲁金斯学会大约步行10分钟的时间，一路上，四季鲜花盛开，树丛中随处可见跳跃的小松鼠。
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总是笑着和我说，华盛顿是一个充满政治戏剧的城市，的确，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政治气息。思想库里的学者们总是西装革履，行色匆匆，口中谈论的不是伊拉克问题就是中美关系。每天早晨，我的邮箱里会塞满来自各个思想库的会议信息和政策简报，以及各大媒体的评论消息。于是，在一杯咖啡的浓香和各种政治信息的浏览中，我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开始了。通常，我会按照预定的计划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然后进行大量的资料和文献阅读。另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确定和联系思想库研究的访谈嘉宾，并且进行访谈前的资料准备。
华盛顿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市，而从事公共政策的核心圈子就更小，深处布鲁金斯学会这样一个高端平台，非常容易就会迅速介入华盛顿的主流政策圈子。很多时候，你会在不同思想库的会议上，在华盛顿知名的餐厅里，或者在华盛顿的大街上，遇到熟悉的面孔，而这些人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深刻影响着美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走向。
作为一个年轻的中国学者，当我面对世界、面对西方人的时候，我总会清晰地记起在清华大学“全球领导力”的课堂上，约翰？桑顿教授一再强调的一句话：“你们每一个年轻的中国人，都将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当你走向西方的时候，你就是中国的大使，你要向世界介绍中国。”在华盛顿一年的时间，我时时刻刻都记得这句话，并且实践着这种理念。
因为身处华盛顿最负盛名的思想库，也因为我所研究课题的关系，我在华盛顿访问了30多位美国精英，其中包括美国排名前五位思想库的总裁和副总裁，以及前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一些著名的记者和学者。在我所接触的这些美国精英中，真正了解中国、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可以说非常少，他们大多都认为中国非常重要，但都对中国政治体制、新闻自由等问题抱有置疑。每次谈到这些问题，我总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他们解释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中国这些年在民主政治、信息传播、公共舆论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试图让他们设身处地地来思考中国问题，而不是仅仅把西方的价值观往中国身上套。其实，这些美国精英对中国的批评并非纯粹处于恶意，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沟通和理解。如果中美两国之间能够加强民间的沟通和交流，让这些在美国政治中具有强大话语权的精英群体与更多普通的中国人或者中国的学者有更多沟通的机会，借助“公共外交”让世界更多深入了解中国。那么中国与世界将会建立起基于了解基础上的相互信任与和谐发展。
不足美国思想库研究的难点在于：第一，美国思想库是一个庞大的研究领域，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复杂，各种不同类型思想库在机构规模、研究设置、运作特点上都有很大不同，很难对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面面俱到的把握；第二，思想库研究涉及诸多学科领域的交叉，对于研究者而言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第三，目前国内外系统研究思想库的学者并不多，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文献资料相对其他领域而言还比较少；第四，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基于舆论学视角的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研究，缺乏可以直接借鉴的分析方法和理论。
本书基于笔者对美国思想库和中国思想库历时三年多的实地调查和参与研究，结合大量的文献、案例分析，综合运用舆论学、传播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政策科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进行了系统研究。本书尽可能全面、深入地对美国思想库影响力进行剖析，希望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坚定的基石。
对于博大精深的思想库研究而言，笔者目前的工作仅仅是万里长征路的一个开端，接下来，还有很多方面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大国智库影响力，路还有多远？①2009年7月，备受瞩目的“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举行了“全球智库峰会”。参会人员级别之高，会议规模之大，让世界智库界叹为观止。我关注的是，中国智库的话语权有多大？中国智库要往何处去？
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创新能力和舆论影响力，而不是其规模和级别。对于中国的最高级别智库而言，由于汇聚了一大批卸任和在任官员，信息向上传递的渠道是一大显而易见的优势。除此之外，还需要高质量的创新思想，才能具有更大影响力。思想库的创新能力来自于其完善、科学的运行机制。目前全球共有5 465家智库，美国有1 777家，中国大陆被美国学者认可的智库仅有74家。而据中国学者研究统计，中国智库目前已达2 000多家，在数量上已经超过美国。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诞生在20世纪初的美国思想库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全球最为发达的思想的市场和成熟的运作机制。从经济学的视角，美国思想库作为一个在思想的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其产品是“思想”，其目标消费者是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影响政策制定的群体。美国思想库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大的舆论影响力，主要因为四个因素：良好的市场环境、充足的市场需求、高质量的产品和① 本文主要内容曾于2009年6月发表在21世纪报道，之后被全球智库峰会会刊、中国经济导报、美国信报全文转载。此文作为“后记”的一部分，可以反映出笔者对于思想库研究和发展的观点和期望。
全方位的市场营销。首先，良好的市场环境是美国思想库得以生存、发展、繁荣的土壤，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比如经济上，一方面，美国的商业繁荣产生了很多富可敌国的财团，美国的企业家传统和慈善家传统以及美国的宗教文化，为思想库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各种观点自由辩论、碰撞，各类思想库互相竞争、优胜劣汰。再如文化上，美国倡导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权利主义等使得美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公众希望通过思想库的创新思想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和水平。
其次，没有市场的需求就不可能有思想库市场的繁荣。美国思想库面临两方面的市场需求，一是思想需求，二是人才需求。所谓思想需求又分为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指美国政府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需要思想库提供的思想支持。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在美国创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繁荣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所以繁荣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是因为强大的社会需求。那个时代，国际格局发生了大分化、大组合、大变动，冷战状态仍然持续着。同时，西欧、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美国经济形成一定的挑战。越南战争的失败，古巴导弹危机，国内风起云涌的黑人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许多复杂问题，都使人们对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关注。如此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迫切需要政府制定出高质量的公共政策，而这是依靠少数政治领导人及其助手难以实现的。于是，各具特色的思想库大量涌现。据估计，这一时期的思想库占美国现有思想库的一半以上。第二个层面是指美国媒体需要思想库以舆论领袖和舆论精英的身份提供政策解读和创新观点，以提高公信力和收视率，而思想库需要借助媒体传播影响力。第三个层面是指广大社会公众对思想库的需求。思想库在公众与政府之间开辟了一个政策交流的平台，从某种意义上承担了哈贝马斯所追求的“公共空间”的功能。社会公众和政治精英在这个公共空间可以就政策问题轻松、自由地交流。所谓人才需求是指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对政治人才的需求很大，而思想库承担了为下届政府培养人才、输送人才的作用。
第三是产品质量。决定思想库产品质量的决定因素又在于思想库研究人员的素质、思想库本身的独立性和有效的运行机制。美国思想库研究人员比较多元，大多数是具有专业背景和博士学位的学者，一部分是前任政府官员，还有一部分是资深媒体从业者。这种多元化的研究人员构成，保证了思想库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的密切结合，也保证了思想研究与政治实践之间转换的可能性。
美国思想库大多是非党派、非政府的研究机构。为了保持研究的独立性，美国思想库的资金结构非常多元，一般来自基金会、企业、个人、政府。不同的思想库在具体的资金模式上又有所不同，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因为有数额庞大的捐赠基金，不需要依赖外部资金也能维持正常运作，因而在研究选题上有很大的独立性；总部位于纽约的外交关系委员会，除了依靠一些大财团外，会员的会费也是其资金来源渠道。而传统基金会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会员资金。
美国很多大型思想库都有自己成熟的运行机制。在思想库机构和内部人员设置上，一般分为政策研究和行政管理两大块，政策研究为核心，行政管理服务于政策研究。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研究部门分为五大部门：外交政策、经济研究、城市研究、全球经济与发展以及政府研究。每个部门由一位副总裁负责。不同部门下设不同研究中心，由主任负责。研究中心内部是不同级别的研究人员，资深学者、研究学者、访问学者等。一般资深学者配有一到两名研究助理。这是整个的政策研究系统。行政管理则分为资金管理、后勤服务、媒体服务、管理培训、出版社，每个部门各设一名副总裁，直接对总裁负责。其中媒体服务的副总裁负责整个思想库研究产品的推销，一般由具备政府公关或者媒体背景的资深人士担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