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重商主义逐渐获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支配地位。“重商主义”一词最早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来的，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把重商主义称作一种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重商主义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但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从属于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而是在工业资本占据统治地位以前的、凌驾于工业资本之上的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这一时期的商业资本，作为资本的原始形态，对于促进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作用。
在西欧封建社会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封建制度内部开始萌芽。商业资本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迅速成长提供了条件。自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后，在被发现的新大陆上，欧洲殖民主义者大肆抢劫土著居民和王室的金银财富，并利用廉价劳动力直接大量开采贵金属，导致金银价值下降；而这些价格低廉的贵金属大量流入欧洲后，被用来铸币，成色降低，就造成了欧洲物价的普遍上涨。由此，商业资本空前活跃，发了财的商人日益取得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残存的封建庄园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封建主阶级从过去的轻视商人转而乞求于商人。这样，商人的地位上升了，贵族地主阶级的地位下降了。
随着社会阶级关系的改变，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权组织也发生变化，新兴的商人和市民逐步把城市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始考虑与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新秩序的建立。那时摆在商业资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在国外要打倒国际贸易竞争者，攫取商业霸权，争夺殖民地，聚集贵金属；在国内要彻底战胜封建领主，扫除各自为政的障碍，以便商品流通的顺利进行。要实现这两个目的，必须建立一个富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因此，新兴的商人和市民竭力拥护国家政权的集中和加强，而这一点正是国王梦寐以求的事情。国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维持自己的奢侈消费及庞大的国家开支，也非常需要商人和市民的支持。于是，国王和商业资本在两厢情愿、互相利用的基础上，结成了紧密的联盟。
早在玫瑰战争中，约克王朝的君主爱德华四世为加强经济实力就开始与市民阶级结盟，积极支持商人的贸易活动，从而建立了一种“新君主制”即早期的君主专制。爱德华四世突破了君主不直接介入经济活动的传统，亲自参与对外贸易活动，在英国历史上留下第一个“商人国王”的美名。都铎王朝建立后更是有意识地执行保护商业的政策，亨利七世运用他强大的政治权力来保护商人利益，支持他们反对贵族领主，反对外国竞争者，尽量多地积累金银财富，不让货币流出国外。在伊丽莎白时代，议会通过了一系列促进生产发展的法案，女王大力支持贸易公司在海外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本人还是某些贸易公司的股东，多次为海盗头子加官晋爵。为保护本国的工商业利益，女王甚至向西班牙等海上强国开战。结果，英国的商业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都铎君主之所以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并亲自参加经济活动，不仅因为王权依靠的是新兴的市民和商人阶层，还因为英国国王不能任意征收直接税。英国国王的岁入来源主要依靠王室土地、关税、各种王室法庭和封建特权。保护和奖励工商业及航海业，增加出口贸易，实际意味着增加国王有限的岁入。同时，国王还可以借此获取伦敦等城市市民的忠诚，并通过促进造船业和发展海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增强国力，让全世界敬畏他的政府。
在专制统治时期，重商主义学说也在形成并发展。重商主义学说实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做的最初的理论考察，它以商品的流通领域为研究对象，对商业资本的活动进行了总结。重商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只是创造财富的先决条件，并非财富的直接来源。只有货币，即金银才是一国真正的财富。除了开采金银矿，只有国与国之间的流通领域才是财富的直接源泉，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外贸易，把本国的剩余产品卖给别国以换回货币，或者通过转口贸易以赚取货币形态的利润，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量。
重商主义学说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早期重商主义又称为重金主义，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或不买，要求用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增加货币积累，即通过调节货币的运动来达到积累的目的，可概括为货币平衡论或货币差额论。晚期重商主义又称为重工主义，主张大力发展能在国外按高价畅销的商品的工场手工业，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允许货币输出国外，但要求必须保持商品的输出超过输入，即通过调节商品的运动来达到积累的目的，可概括为贸易平衡论或贸易差额论。在推行重商主义的手段上，早期重商主义者主要把征收关税作为增加国库收入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辅之以其他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手段，即采用国家暴力的办法增加金银货币；晚期重商主义者则主要采取保护关税、压低工资等各种办法发展工场手工业，扩大出口，同时推行许可证制度，把海外探险、商业贸易和殖民的垄断权授予商人、冒险家，大力推进本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运动。不过，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在实践活动中并没有截然的划分，它们都需要依靠民族国家的政权制定和有关政策和法令的执行才得以实现。
英国早期最重要的重商主义理论家约翰·海尔斯是一位学者，他在1549年写成的《关于英国公共福利的对话》一书中指出：第一，不可铸造和使用不足值的货币，因为这样会导致商品价格腾贵和本国足值货币退出流通，并输出国外。第二，不可从外国输入商品，特别是输入本国能够制造的商品；必须禁止外国工业品，特别是奢侈品的输入；必须禁止从英国输出羊毛、进口羊毛制品，防止外国商人赚走英国的货币；对那些不输出原料、在本国制造出口工业品的资本家给予奖励。第三，主张在对外贸易中，防止逆差，力求出超，否则很容易使别国富足而使本国贫困。书中的某些观点已经有些接近贸易差额论，但在总体上仍以货币主义为特征。
英国晚期最重要的重商主义理论家托马斯·孟出身商人，他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写道：“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他的结论是：“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托马斯·孟实际上已把货币作为资本来看待，比早期的货币主义者高出了一筹。他特别强调，财富源于“在我们的大自然上加以技艺，在我们的自然资源上施加劳动”。这说明，他已注意到工场手工业、工艺和劳动对增加财富的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重商主义与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重商主义不同，“它除了具有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重商主义的一般特点之外，从一开始就有贸易差额论或重工主义的思想渗透其中”。与在早期殖民和贸易活动中独占鳌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相比，英国由于没有盛产金银的殖民地，只能设法通过大量的制造品出口贸易和海上劫掠来谋求财富的增加。这就意味着它必须不遗余力地实施奖励工商业和航海业、甚至默认和纵容海上劫掠行为等形式的重商主义政策。因此，他们没有像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那样，直接依靠纯粹的商品贸易和对东西方殖民地人民的抢劫和诈骗来积累货币，而是通过把工业成品输出海外，通过限制殖民地生产，使殖民地沦为原料和产品市场，为英国的工业灌输生命所必需的血液，给自身创造财富。同时，英国的贵族因为只有政治特权，而没有经济特权，即无免税权，必须靠自己想方设法来增加财富。他们为了避免经济实力日益增长的市民和乡绅阶层的竞争威胁，也没有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贵族们那样，大肆挥霍金银财富，而是把以海盗方式掠夺来的美洲金银大批转化成了工业生产的资本。这就使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点迅速地从商业货币资本向以工场手工业发展为标志的产业资本转移，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英国的发展。
事实上，早在中世纪的《大宪章》就规定，伦敦等城市作为吸引农民出售富余产品、推动工商业发展的地方，享有自治权。在这些地方，市民的利益必须得到尊重，度量衡应该统一，工商业应该受到保护。此后，市民可以自由地买卖城市土地，可以有自己选择官员的权利和司法权，可以自己征集每年固定的税金缴付给国王或贵族而不接受国王额外的横征暴敛，而且市民的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就是说，英国的商业精神早已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以致孕育于封建社会结构中的贸易和工业的幼芽得以在一个和它本不相容的母体中成长起来，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市民和商人的工商业和贸易行为又得到了国王和政府的直接鼓励和支持。特别是15世纪后，在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工场手工业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和殖民活动日益普遍，结果英国资本主义顺利获得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英国工商业的发展不仅给英国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还极大地影响了英国人的思想意识的转变。重商主义的形成实际说明：他们已经抛弃了从神学观点来观察经济现象的方法，而改用人的观点（即商人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社会现象和经济生活。他们力图从封建社会的宗教、伦理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商人的利益看作衡量经济现象的真理标准。他们反对古代思想家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维护自然经济和反对货币财富的观点，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论述与商品货币有关的“世俗利益”上。这一切都反映出他们的人文主义立场，也就是说，英国人那时已经认识到，人的需要和权利才是应该注意的中心，人可以通过研究自我、探索自然和社会来求得自由和幸福，而不必对上帝和教会卑躬屈膝，追求财富和享受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事。由此，英国人逐渐产生了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合理谋利”的精神，即要求通过发展生产而创造新的财富以求致富的精神。这就促使他们越来越积极地改革农业，发展工场手工业，甚至走出国门，大胆冒险，迈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总之，“尽管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看上去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大杂烩，但它的基本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使英吉利民族国家在摆脱内部离心力和克服外敌的基础上走向强大，使它在国际事务中追求其应当享有的平等地位和均等机会。”
它作为加强专制王权和保护民族利益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手段，实际把专制王权、私人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结合在了一起。都铎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意味着政府日益自觉地致力于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增加国民财富，促进海外贸易和殖民，加强英国的制海权，坚持不懈地追求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重商主义和民族主义一样，成为近代早期英吉利民族所追求的共同理想，为英国的腾飞提供了最初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