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所得麻雀居多。”
少时念书，每至此总心醉神迷。那时，家中养一株樱桃，春风起，粉白的花便遮住了半角屋檐，等嫩嫩的果一露尖，麻雀便浩浩荡荡来赴宴了，专啄那青果，或整个儿叼走，或啃剩半粒。初夏，樱桃熟后常见有凸凹的，像摁了手印，那便是麻雀的落款了。后来，家人学一法子：在枝杈上栓些红布条，据说麻雀惊红……
回想起来，童年的趣乐，总离不开那灰蓬蓬的小影子、光溜溜的脑瓜、红红的三角爪、黄灿灿的喙、吵嘴似的叽喳声……
成人后，麻雀便从记忆底片中消褪了。前几年，回老家时，樱桃树已不在了，说是毛虫害之故。在老宅小住的那些天，我总觉得眼里少了点什么，终于惊醒：麻雀！麻雀呢？老人叹到，还不是农药？麻雀吃了洒药的庄稼，会变得厌食，最后活活饿死。
我突然明白了，何以失去瓦檐的都市里还留得住麻雀？何以它们宿在空调风箱里也不去找农舍？何以乡下的麻雀开始往城里跑？
就在前几天，报上又登出一消息：由于农药滥施，以林业著称的四川，麻雀已近绝迹。
2
我开始有意识打量起麻雀来。
它是怎样落到今天这地步的？
有时，动物的处境竟也和人差不多。
曾几何时，在波诡云谲的政治天空下，遭遇不测的除了人，还有无辜生灵，除了地上的，还有天上的。
1955年，政府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2月，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主席批示道：“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它害兽）、麻雀（及其它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待研究）、苍蝇、蚊子。”（《毛选》第五卷第263页）翌年，在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中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的时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麻雀赫然名列“四害”榜眼。自此，伴随知识分子的“右派”浪潮，麻雀的噩梦也开始了，全国上下掀起了见雀即诛的高潮，毒、网、驱、打、惊、吓、射……据统计，仅1958年3月至11月上旬，全国捕杀麻雀即达19.6亿只，平均每人三只多。
一则新闻稿或许更能见证这场诛雀之风。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赫然登着一篇《人民首都不容麻雀生存》——
“本报讯）从19日清晨五时开始，首都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三百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十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九只……清晨四时左右，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八百三十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二百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五时正，随着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一声令下，八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摆，也来助威……为摸清‘敌情’，总指挥部还派出三十辆摩托车四出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两千居民，他们把麻雀哄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海淀区玉渊潭四周十里的范围内，三千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集中射击，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落水……”
多年后，我参与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片，北京有一个入选国家级保护名录的项目：“聚元号弓箭制作”。“聚元号”乃清代皇家兵器作坊，它所生产的复合弓，曾是世界上制作最精良、杀伤力最大的冷兵器，专供皇家御射围猎之用。考察其历史时，我意外得知，步入20世纪以来，它最红火、最盛名的日子竟是1958年，市民为了战麻雀纷纷涌向“聚元号”，弩弓最抢手，但工期长，只得夜以继日地赶弹弓……没想到啊，鼎鼎大名的“聚元号”竟让小小麻雀当了回“惊弓之鸟”，真是“大材小用”的典范。
3
就在上述诛雀战役大捷的第二天，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在显赫位置刊了一首诗，《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烧。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这篇气势汹汹的打油诗，若不看署名，谁能想到它竟出自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之手呢？
麻雀夭亡，虫灾浩盛，麻雀吐出了口粮，真正的大饥荒却开始了。期间，生物学家郑作新、朱冼等人曾苦苦上谏，为雀求情，替雀洗刷，并列举十八世纪腓特烈大帝诛雀的悲剧（1744年，腓特烈下令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王国几乎不见雀影。不久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终于，1960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称：“再有一事，麻雀不要再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而“不要再打”的原因，竟非“错打”，而是像1960年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报告中所说：“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粮食逐年增产”？难道1960年不是中国人饥肠辘辘的年份吗？若说麻雀罪在与人夺食，这节股眼正该好好修理它才是啊！麻雀活得累，整得冤，死得苦，赦免得也蹊跷。）
“扫除一切害人虫！”直到现在，我还常从附近单位或学校的门口瞅见“卫生大扫除”的公告，我就琢磨：这搞卫生就搞卫生吧，为何非用“大扫除”这样的斗争字眼呢？莫非就是从那时候落下的？
不管咋说，可怜的麻雀终获新生。除感谢政策，更要谢谢那几位叔叔大伯，为了它们小小的命运，对方要在后来的岁月里背上“反对领袖”的黑锅，其命运比当年的麻雀强不了多少。比如1962年病逝的朱冼先生，中竟被砸碑掘坟、曝尸挞骨。
都是麻雀惹的祸。
4
倒霉的不仅麻雀，还有虎狼豺豹。
记得语文课本里曾有一篇《猎户》，讴歌一位弹无虚发的打豹英雄。
那肩背钢枪、大步流星的英姿，让少年的我羡煞了眼，连做梦都想着像对方那样衣袂飘飘、游弋山林……二十年后，当虎崽降生的画面上了“新闻联播”，当全球仅存几十只野生东北虎、而野生华南虎成了个未知数时，我想，幸亏当年还有枪法不准的猎户，幸亏没请这位现代武松到全国巡回献技，否则，今儿就真该照猫画虎了。
历史已远，动物成为阶级敌人的事想必不会再有了。但人类的生产力正以更危险的步履威胁着其它生灵。麻雀再次首当其冲，因为就习性而言，它离人最近，它的家和孩子离人最近。瓦舍的消失，农药的滥施，树木的减少，旷野的萎缩，建筑钢筋化、堡垒化……
日前媒体报道：某城市正式颁布条例，严禁以任何方式伤害麻雀，否则予以处罚；同时，某城市街头以麻雀为原料的“炸雪鸽”生意火爆，据查，属假冒伪劣，被炸的并非麻雀，而是人饲鹌鹑……
眼皮扑扑直跳，更觉心里头凉。
按说，俩消息对麻雀都算利好，该高兴才是啊，可我凄然的很。你想想，按国人习惯，啥时候才想起关照？一种东西到了被大声疾呼要“特护”的份儿，那也只能说明：它确实病危了……再看看以美肴著称的国嘴，它们何时在油锅前怜惜过什么？那“盗版”生意绝非体恤麻雀，若可能，是一定会排除万难捉来炸的。唯一原因只能是：雀影难寻。
我倒真想听到“正版炸雪鸽”的消息，那至少证明：此物尚存，且具一定规模罢。
因此，吾衷心愿饕餮们能永远享用这一美味。
（2000年）
“恐龙胃”与“物理人生”——兼论信仰伦理于绿色生活的意义
“大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由于他们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乃至不能注意到上帝。”
——克尔凯郭尔
1
几年前，一位政策研究室的朋友对我说：基层官员为何那么嗜吃喝？为何腹欲如此强烈？除了“集体同吃”能避免个贪之嫌、不被纪律追究外，关键是穷惯了、饿怕了——要知道，现在这批占据部门要职的干部，大都四十岁以上，多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故对食物的欲望一直旺盛得很、执拗得很……
朋友的话不无道理。中国人确实被穷怕过、饿坏过，但对食物的疯狂摄取，仅仅是一种对饥饿身世的矫枉过正？变态的吃喝风可简单视作对长期亏损之胃的怜惜补偿吗？若仅仅如此，仅属一种生理上的“补亏”，倒也乐观：只要经济提升了，物质丰裕了，“恋食症”即自然痊愈。可事实远非这般简单，若把超常无度的饮食挥霍仅仅归咎于一个族群的贫困史和饥饿史的话，又该如何解释南方省份那些令人瞠目的“饕餮宴”“恐龙席”呢？
媒体曾报道：深圳一天吞掉数十吨蛇。如果说深圳食蛇已成标志的话，那海南则流行吃鸟，多年下来，原本丰饶的海南翼族已被杀得片羽无几。事实证明，在高富裕人群中，人生欲望的“口腹”化倾向非但没减弱，反而愈加膨胀。
资料显示，世界最大的野生动物消费场在亚洲，尤以澳港粤为盛。在中国菜的名录上，你尽可以找到猴脑、熊掌、蛇胆、鹿血、穿山甲、大蜥蜴、扬子鳄……正像顺口溜说的，“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水里游的除了轮船不吃，四条腿的除了板凳不吃……”在外人眼里，这简直疯了，简直是饮食恐怖主义。
难怪有人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深不可测的胃。
那简直不叫胃，而是最大的动物坟墓。或者，应称之“恐龙胃”罢。
推杯换盏，划拳猜令，呕物狼籍，残羹剩炙……确属中国生态的一大标志景观。不仅官场，百姓间的私人交往亦如此，只是消费价码略低而已。从团体名义的工作招待，到民间身份的婚丧嫁娶、节庆朋聚，哪个少得了觥筹交错、杯光筷影？哪级行政没有自己的“接待中心”？哪家单位的账本没有一笔“招待费”？情谊、关系、面子、买卖、批文、贷款……尽可以吃出来，喝出来。中国人的生命豪迈、能量、谋略、胆魄和激情，似乎惟在举杯撞盏的刹那才石破天惊地迸溅出来，似乎只有在酒精的升腾中方可抵达人生的沸点。西方也有*，也有不正当交易，但大都远离饭局，即便生活小聚，也风格简易。
早几年媒体披露：有北京和广东的商人比阔，曾一掷数十万订一桌酒席，直至店家举不动价牌为止……这种石崇斗富的奇观让人咋舌，更令人不解的是，此即事业成功、人生辉煌的标志？
这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烧钱，相信绝不会发生在洛克菲勒们的身上。事实上，西方那些比我们阔得多的富人，常常过着一种朴素、节制的生活，其人生业绩主要投注在创造财富和纳税额上，同时，还要把很大部分资财转移到别人身上，比如高额的收入税、遗产税，比如无偿地捐赠教会、资助公益、设立基金等。据几年前一份统计，美国每年的社会捐赠，大约有1400亿美元以上，光慈善基金会就有300多家，而每个基金会的经费，动辄几十亿……正像有人指出的：“美国人无疑在权利观念上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但在道德观念上恐怕是最典型的‘公共主义’者”（袁伟时《路标与灵魂的拷问》）。据国际组织“世界价值调查”1990年的统计，82%的美国人至少为一个（平均2.4个）公益机构提供志愿服务，这个比例在德国为68%，加拿大为65%……
何以如此呢？除了基督教的平等、博爱、出让等教导精神外，更与公民社会对权利与义务的理解、自觉承担与共享意识有关，与其价值文化中的某种超功利目标有关，与其对社会的满意程度、生命体验的审美方向有关。
事实上，中国人的生态欲望一直呈两股奇怪的情状：一方面是健康欲望的萎缩、正常理想的遭冷漠和受抑制，比如婚姻、性、言论表达、个体选择、自由意志等。另一面却是不合理需求、畸形欲望的膨胀与张扬，比如饮食，西方提倡的是营养，注重的是环保和资源有限性，主张一种节约型、适度型、便捷型的餐饮方式，原则上“够用”即可，像自助餐和分餐制，决不剩余和浪费；而国人重视的乃花样繁式、规格派场，内容上更讲究山珍海味、野馐奇料——吃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吃、吃什么，吃不仅满足生理之需，更反射着主人的炫耀心理和社会欲望，胃，兼具“大脑”和“脸面”的特殊功能。
东西方的食量和食谱差异，绝非饮食文化的“单调”与“丰富”所能厘清，只能从价值观、生命信仰和审美气质上去检索。
仔细打量即发现：中国人的情感联络方式和权力腐败形态，差不多全是物质型的。像“一年白酒消费逾西湖水量”“一年公款吞掉几艘航母”之类的事实，即典型的腹欲成果。所以，反吃喝也成了反*的要紧事，“清正廉洁”这块匾要从官员的嘴里、胃里往外掏。不过，反吃喝也反出了些啼笑皆非：一位省领导到县区视察，嫌酒宴奢华，勒令换自助餐，可小县根本没这洋玩意，于是趁首长畅谈“廉政须从管嘴做起”的当儿，县令急忙警车开道，远赴百里外的市区大饭店调餐具和厨师……已备酒宴呢？好办，全泼进了猪槽。这等事以西方人的智商恐怕要给弄傻的。
中国人，你为何只想到吃？为何对自己的胃那么眷顾，于头脑却漠不关心？想想“四大发明”的火药，到头来也只填了烟花竹筒，指南的磁勺也只排遣了后宫的寂寞；想想一百年前，大清朝算见过世面的李鸿章中堂，竟也二话不说将英国公使送的名犬派进了厨房……
或许，我们的生命实在太“生理”了，实在缺乏更远阔的审美想象，视野惟碗口大小，眼光也只有筷子长度。或许，什么时候，中国人把气胀淤重的胃给疏通好了，神智才有望变得健朗而清明，人文现代化才真正启蒙罢。
毋庸讳言，国人的欲望结构和消费形态，皆严重地“物理化”“珠算化”，生命品格中罕见更纯净的精神审美和超功利目标。口腹之嗜，暴露的是人生的物质化崇尚（食，不过是拜物之最浮表形式）——或许可谓之“生理人生”“物理人生”“算术人生”罢。而这，与是否“温饱”“小康”并无决定性因果：一个人潦倒时，对金钱与食物无比吝惜和疯狂追逐，而发迹后，其挥霍与炫耀方式，同样沿袭对物的眷恋和迷信——贫态呈现的是“拜物”，富态彰显的也是“拜物”。在这样的生态文化中，不知不觉，人的成功标志即对物和权的占有程度（权，也是一种物化能量，一种控物能力）。
生命注意力、精神重心、人生面貌——皆全方位地物化，为什么？
恐怕与现代理性和宗教精神的匮乏都有关。我们的宗教资源向来稀薄，更缺乏健康而整齐的现代理性系统。而一个族群，一旦少了宗教意绪和理性规范，少了对生灵的普遍尊重和对自然的审美习惯，物质嗜性便失去了牵制，欲望失去了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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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自然和饮食的态度上，西方人能做到谦卑与节制，一方面源于现代理性和生命美学的熏陶，一方面得力于传统的宗教关怀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