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被镇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大举清乡，企图消灭响应革命的会党帮会。清兵四处扫荡，骚扰百姓，反而进一步失去了人心。武昌起义爆发后，广东革命党人和民众闻风而动。10月24日，新任广州将军凤山抵任，刚踏上广州的码头，还没来得及摆官威就连人带轿被革命党人李沛基用炸弹炸得粉身碎骨。消息传出，广州官吏无不为之丧胆。张鸣岐、李准更是惶惶不可终日。革命形势越发展，他们就越觉得自己手上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
但是在力量对比上，张鸣岐等人占有绝对优势。广东有旧军编练而成的陆军第25镇，由龙济光为统制，全军超过1万人。而革命党人经过广州起义的失败后，实力大损，军事人才丧失殆尽，无力组织起义。张鸣岐急令龙济光把全军调到广州附近，陡增了许多底气。所以当江苏巡抚程德全13日请张鸣岐会衔，奏请朝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时，张鸣岐以“时机尚为至”回答，拒绝上奏。他对革命是既担心，又心存侥幸，采取观望态度。广东的士绅巨贾却没有张鸣岐那么乐观，看出革命是大势所趋，希望张鸣岐宣布独立。10月25日，省内各大团体开会。清乡总办江孔殷在会上发言：“广东提倡独立，不如利用官府改良独立，当求完全，不可糜烂。”听众热烈鼓掌。大会决议：旧日专制政府，政治势力已失，共和政府势力已成，应即承认共和政府。
29日下午，各团体再次集会，有人拿出上书“广东独立”四字的一面白旗，由工人温东用竹竿挑起招展。有人大呼：“广东独立万岁！”应和之声震瓦壁。温东高举旗帜在前引导，众人尾随其后，向两广总督衙门进发。沿街各商店也张旗、宣灯，鸣放爆竹，表示拥护。请愿队伍到达总督衙门时，已经形成了2万余人的庞大队伍。大家要求张鸣岐立即宣布独立，与清廷脱离关系。张鸣岐避而不见。广州商民不知道确切情况，各商铺以为广东已经独立了，纷纷燃放爆竹，或在店前树立旗帜灯笼。一时城厢内外，甚至周边城市爆竹声不绝于耳，从黄昏放到三更天后声响才弱下来。
当晚，张鸣岐得知清军在武汉前线获胜，底气又足了起来。他下令龙济光派兵到大街上撕扯旗帜、标语、灯笼，逮捕倡言独立的人。张鸣岐贴出布告：“本晚西关河南，纷竖独立旗帜，显有匪徒主谋。希图扰乱人心。”要求严加剿办。总督衙门防范森严，全城封闭，只开大南、小东两门出入，还挖掘新丰街的街石赶筑炮台。如此一来，广州一片混乱，各商铺多以铁链锁门，或用木板钉盖，街上行人寥寥。广东独立形势急转直下，看似没有希望了。
堡垒最容易在内部被攻破。广东的光复，最后的推动因素竟然是清朝内部的权力矛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手握重兵、忠于清朝，是镇压广州起义的元凶。广州起义时，张鸣岐只身投奔李准，全靠李准调兵遣将才保住了广州。之后，李准以为凭自己的功劳，会加官进爵，颇为洋洋自得。不料，张鸣岐不能忍受李准的居功自傲，更害怕李准动摇自己的地位，提拔龙济光为统制，调他的军队到广州，地位在李准之上。李准的失落和不满，可想而知。同盟会胡汉民等人洞察其情，派人离间张李两人。张鸣岐对李准更加猜疑，夺走了李准所属的部分军队，还把李准控制的虎门要塞的大炮撞针收缴走了。李准更加不满，同时也担心自身处境。他想反正，推翻张鸣岐，推动广东独立，以功赎罪。可他也知道革命党人对他恨之入骨，许多人觊觎着他的项上人头。李准担心即便自己反正，也不容于革命党人。于是，他派出幕僚到香港与同盟会接触，希望反正后能给自己留条生路。同盟会答应了李准的条件。胡汉民给李准写信，信中大谈民族大义，明确承诺李准如果能幡然醒悟，从支持清朝政府的立场转变到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上，大家就化敌为友。李准马上回复，表明当尽力为民，革命党人如果直取广州，自己愿做内应。
李准说干就干。在广州，张鸣岐并不足虑，可怕的是掌握军队的龙济光。李准先礼后兵，派人去游说龙济光，动以至诚，希望他能够在革命中按兵不动，以免兵祸殃及百姓。龙济光是张鸣岐的爱将，深得后者栽培，可面对汹涌澎拜的革命浪潮，龙济光也对前途丧失了希望，不愿意与革命党人硬碰硬。既然李准提供了一条能够避免冒险的方法，他欣然接受。龙济光明确表示和李准一道站在革命一边，抛弃了张鸣岐。
张鸣岐就此成了孤家寡人。李准再派部下去见张鸣岐，下通牒说：“我决心率领部下官兵和各炮台反正，请总督不要贪慕虚荣，贻害地方。”张鸣岐吃惊不少，对自己的立场仍犹豫不决，还想看看各省起义的成败再决定自己的行动。李准争取到龙济光后，传令所部水陆各军、沿海炮台同举义旗，各部悉受命令。李准部署完毕，打电话告诉张鸣岐，说自己已经与革命军联系好反正。反正的军队比张鸣岐控制的部队强大，而且四江军舰集中省城，炮口对准总督衙门，请张鸣岐“好自为之”。张鸣岐接完电话，赶紧召龙济光来商议对策。张鸣岐问龙济光：“能打败李准吗？”龙济光明确回答：“不能。”张鸣岐知道大势已去，偷偷在11月9日黎明逃往沙面英国租界，再从那里乘船逃往香港，做起了寓公。
原本，士绅们有意推举张鸣岐为独立后的都督。9日上午，各界代表数千人再在谘议局开会，经商议推举张鸣岐为临时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代表们将印信送到总督衙门，扑了个空，这才发现张鸣岐逃走了。龙济光也不愿意担任副都督。于是，代表们重新推举胡汉民为都督。李准下令各炮队军舰一律升起国民军旗，并电邀胡汉民来广州。
消息传出，万众欢腾，爆竹如雷。当天中午十二点，水师公所首先高悬军旗，鸣炮志贺。各兵船、衙署、局所，一律同时升旗鸣炮。城内外各商店都挂旗，有写“中华民国万岁”的，有写“民国军万岁”的。
广州反正前，同盟会员陈炯明已经在惠州起义，拥有七旅民军。李准反正后，又说服惠州清军向陈炯明投降。陈炯明就此成为广东革命党人中最有军事实力和影响的人物。不久，各界补选陈炯明为副都督。
广东独立后，东南沿海只剩下福建一省没有独立了。
福建同盟会在学界、商界都有良好的基础。地方民团也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福建保甲局总办彭寿松就倾向革命，后来被福建布政使弹劾罢官后干脆加入了同盟会。但是革命党和军队的关系一般。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并不强。武昌起义前夕，彭寿松着手组织福建军警同盟会，吸收新旧军官兵和警察参加革命，开始筹划起义。
武昌起义发生后，闽浙总督松寿将福建新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时时处处加以限制，将新军弹药全部收缴，保存在旗城中。新军官兵产生强烈不满情绪。革命党人趁机争取新军将领，新军将领纷纷加入同盟会。10月30日新军第十镇第二十协统领许崇智、11月5日该镇统制孙道仁分别宣誓加入同盟会。革命党人觉得起义时机成熟了，遂定于11月12日起义。
谘议局也开始推动独立。7日下午，谘议局开会，一致决议所有福建之政务由新政府施行，8日正式劝闽浙总督松寿交出政权，下令驻防清军缴械。权力的交接从来都伴随着或明或暗的血雨腥风，谘议局这种想和平接收政权的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更何况松寿手上还掌握着相当强的实力。果然，松寿接到谘议局的通牒后，不仅不交权，还命令军队整顿备战，计划第二天直扑谘议局，消灭其首脑。福州城中驻屯的八旗子弟则组织杀汉队，企图配合松寿大开杀戒。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会决定当晚提前起义，用武力消灭顽抗的敌人。
当天晚上，革命党人、反正官兵、各校学生和会党分子迅速集合起来，向各个目标发动攻势。9日零时，起义开始。反正的新军迅速占领福州城内的制高点于山，在北面山腹布防，装置大炮。彭寿松率军警、会党分子组成的炸弹队攀登上山，与新军会合。
起义军的主要敌人是福州的八旗驻屯军。福州将军朴寿上任后，招募了精卒4000人，专心训练。这支军队在各地驻屯军中，战斗力较强。旗兵得知起义爆发，迅速布置工事，以法政学堂为中心点，占据民房顽抗。他们四处放火，企图阻止起义军进攻。新军和炸弹队在炮火掩护下勇敢巷战，逐步打退旗兵。旗兵死伤数百人，退入旗城。将军朴寿先写信求降，后又想逃跑，被起义军活捉，关押起来。总督松寿听说旗兵失败，吞金自杀。
旗城的战斗还在继续。10日黎明，旗城挂起白旗，起义军正准备受降，不料这是旗兵的诈降。旗城乘起义军疏于防备，突然杀出数百旗兵，直扑于山，劫夺大炮。起义军拼死护炮，和旗兵展开肉搏。许崇智等将领也亲上火线拼杀，终将敌人杀退。朴寿乘旗兵反扑时逃出，被抓回即行正法。之后，旗兵零星的反抗相继被扑灭。福建通过战斗，宣告了独立。
点燃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地区，在独立道路上一波三折。
保路同志会在四川各地组织了同志军，革命党人加入其中居主导地位，清朝各级官府已经在事实上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先是荣县宣告独立，11月22日川东重镇重庆宣布独立，随后其他各府、州、县陆续独立，剩下省城成都成了被革命势力团团包裹的孤岛。城内的立宪派和总督赵尔丰等人都不希望出现血流满地的场面，商议着和平移交政权。11月底，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原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任军政府都督，陆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赵尔丰将政权移交给蒲殿俊，蒲殿俊保证赵尔丰等原清朝官吏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不过，赵尔丰虽然下台了，还拥有相当的实力：副都督朱庆澜是他的亲信爱将，还有3000人的巡防营尚且归赵尔丰直接指挥。
政权接替时的破坏性在这个时候的成都展现无余。旧的体制结束了，新的权威没有及时建立起来。成都塞满了保路同志军、袍哥等帮会分子、失去控制的前清官兵，局面日益失控。蒲殿俊是进士出身的传统士绅，没有一兵一卒；朱庆澜也缺乏强硬的性格，加上他的那一镇新军实力并不强，控制不了局面。所谓的四川军政府，除了头面人物外，没有固定的政权。于是，成都街头出现了成群结队头顶英雄结、腰缠飘带的“英雄好汉”，扛枪持刀，招摇过市。很多研究者相信，仓促交出政权的赵尔丰，眼看民国政府并没有成立，而北京的朝廷还控制着北方广大地区，心中难免后悔交权。于是，赵尔丰就在暗中操纵形势，煽动兵变。近年来，又有人认为，蒲殿俊、朱庆澜的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对成都的混乱局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短短几天内，独立后的成都治安恶化，民怨沸腾。
12月8日，军政府在成都东校场检阅军队，可能是为了庆祝独立，也可能是都督蒲殿俊想以此来扭转混乱局面。当天，大批军队和大量混杂在军队中的暴徒、帮会分子涌入东校场。蒲殿俊穿着上将军服，在嘈杂的环境中发表讲话。原本军政府曾答应给军队发放三个月的“恩饷”（也就是额外的工资），现在蒲殿俊在讲话中承诺给官兵发放一个月的“恩饷”。顿时，台下嘘声四起，秩序大乱。后面有士兵鸣枪起哄，很快发展成向主席台放冷枪。蒲殿俊哪见过这阵势，吓得面无人色，在两个卫士的保护下仓皇而逃，不知去向。阅兵变成了一场大混乱的序曲，士兵们闹哄哄地散出东校场，去藩库抢劫官银。事后查点，当天四川藩库丢失官银800万两。迟到一步、没有抢到官银的乱军，就从已经抢到银子的人手中争夺，将刀枪对准他们。还有人拥至成都市内，抢劫当铺、商行和富户，还四处放火。城中一片混乱。继都督蒲殿俊不知去向后，副都督朱庆澜控制不了军队，也逃遁出川。
当时在成都读中学的19岁乐山少年郭沫若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乱象：“有个人身穿灰鼠皮马褂，下身穿狐皮袍子，在街上匆匆行走，准备赶往城外。路中，那个人忽遇本地哥老会的‘自卫团’，喝令他停住。几个人扭在一起，其中有个哥老会成员手快，一梭标就把那位爷捅个透心凉——这位兵爷抢劫后‘化妆’不严谨，上身军装虽脱，却忘了换那条有红竖纹线的军裤，故而被认出。几个人翻剥尸体，从这位兵士尸体上又剥上好几层狐皮好衣服，贴身的，竟然是一件女式皮袄……”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强权人物出来稳定局势了。曾经担任过陆军小学堂总办的四川本地军官尹昌衡在新军中经营多年，又加入过帮会，是四川袍哥大佬，人脉很广。军政府成立后，蒲殿俊拉他做了军事部长，想通过他稳定军队。成都大乱的时候，尹昌衡迅速逃离出城，从城外调遣了几百部队，连夜入城平叛。依托他之前经营的人脉，再加上谘议局罗纶的支持，尹昌衡最终控制了成都——实际上，很多乱军看到“尹大哥”来了，纷纷从乱军摇身变成了镇压乱军的正规军。尹昌衡再宣誓“五族共和，满汉一体”，说服了城内的八旗子弟，收缴了他们的武器，稳定了局势。
尹昌衡平定叛乱后，理所当然地将军政府都督一职揽入囊中（有说是他自己任命自己的，有说是被成都军政各界会议推举的）。尹都督比蒲殿俊有手腕得多，也强势得多。当时很多人担心依然指挥巡防营的赵尔丰暗中复辟，威胁军政府。尹昌衡就谦恭地去拜访赵尔丰，态度诚恳地说服后者交出了巡防营。赵尔丰对尹昌衡的印象很不错，不想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闯入赵家，把没有一兵一卒又卧病在床的赵尔丰逮捕了。“成都血案”的受害家属和对川汉铁路股份念念不忘的人们，对赵尔丰恨意难消。更多的人开始瞎起哄，于是赵尔丰的噩运就被决定了。尹昌衡在城内召开公审大会，与会者群情激奋，要求将赵尔丰斩首。最后，年迈的赵尔丰被押至贡院斩首示众。此事长久以来被当做“革命功绩”来宣扬，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赵尔丰其实是个能臣干吏，在川藏事务上大有贡献，且个人品行不错。推翻一个旧体制的时候，能够对革命构成威胁的往往是那些旧体制中开明的、有作为的且品行不错的人才（比如赵尔丰，又比如端方），革命者将愤怒和功绩都集中到他们身上。结果，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被革命烈焰吞噬，而旧体制中贪图享受、明哲保身的庸才却存活了下来。后者因为无能、无为和无用，不对革命构成威胁，反而成了革命忽视和“欢迎”的人群。
成都动乱的时候，端方率领的部分湖北新军到达了资州（今四川资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