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大家阅读本书。
本书以辛亥革命为核心事件，讲述从1908年到1912年间的中国历史和社会变迁。更准确的说，本书开始于宣统皇帝登基，结束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这段时间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人物和事件错综复杂的时期。这段历史很严肃，描述它的难度很大，我只能凭借掌握的有限资料，抓住其中的主要事件，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其中穿插重要人物的介绍，点缀有趣的历史细节。希望向读者们呈现一个伟大历史事件的波澜壮阔的身影。
如今，书稿杀青了，我的心情却没有轻松下来，走不出有关辛亥革命成败与是非的争论。从表面看，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君主专制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愚昧、保守、专制、贫弱等名词并没有从中国社会消失。辛亥革命后，有人沉痛地指出：“吾人于共和国体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参加了武昌首义的蔡济民回顾革命则说：“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革命只是扫荡了中国社会表面的尘埃，消灭了那些张狂阻碍革命的人物，并没有对中国社会进行犹如手术般的深入变革。其中的原因，我现在相信是中国社会历史悠久，弊病积重难返。中国的问题不是一场革命能够彻底解决的。1943年2月，在成都旅行的费正清写道：“简直无法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竟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而统治他们的阶层竟是那么少的一小撮。农民和乡绅都是旧中国的产物，新中国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层，由极少数维持着现代社会运转的人组成。”辛亥革命只是中国近代变革过程的一个点，既不是开始，也远不是结束。
本书的重要的参考文献作者朱宗震老师这么评价辛亥革命的成败：“辛亥革命的思想解放，仅仅是在少数人中，在理论上开了个头。我们的先人从不同的视角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不应该去侮辱他们的努力和成就，但也要看到前进的脚步是艰难的，不要总是指望一步登天。夸大或抹杀辛亥革命的效果，都无助于我们今天的努力。”朱老师对历史研究的定位，我也很赞同。他认为历史学家不要去设想一个理想的社会发展步骤，也不要去设立一个标准的参照系统，更不要去从事简单的理论推理，而只需要实实在在地考察运动的轨迹。抱着这么一个态度，我在书稿中尽量照顾到革命双方的言行和思想，多陈述而少评论。我始终认为，扫除层层尘埃，尽可能还原历史原貌，本身就是一件意义重大、难度巨大的研究。
在写作过程中，最感动我的是那些辛亥革命的先烈们。这是一场年轻人的革命。在现代人看来，他们是祖辈甚至是曾祖辈的人，但当年参加革命时，他们年轻得令人惊奇。那些纵横疆场、舍身取义的先烈们的平均年龄在25岁左右。主持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层的年龄也在30岁左右。在那个冰冷昏暗的北京夜晚和良弼同归于尽的彭家珍烈士，牺牲时才24岁；而参加广州起义名扬黄花岗的许多烈士，还刚刚成年。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在《通电纪念殉难烈士文》称：“民国统一，共和告成，中外人心，同深欢忭。此实为吾全国殉难诸先烈及战亡诸将士铁血之功。”不管后人对这场革命的功过是非如何认定，对那些年轻的生命，我们应该抱有一致的敬仰和缅怀。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公开出版物，基本已在《参考文献》中注明。我要感谢有关辛亥革命研究的所有前辈和同行们。有关辛亥革命的一些史实，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记忆。这些史实在文中不另行注明出处。东方资治公司的领导和编辑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倾注了很多心血，尤其要感谢编辑张雁春和阎静对写作的支持。我还要感谢所有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付出心血与汗水的同行们。谢谢大家。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唐琳娜。她为本书的写作倾注了许多心血，贡献了不少真知灼见，并是本书的第一读者。本书的架构提纲写于我从广州飞往海南的飞机上，唐琳娜当时就坐在我身边。谢谢她对我一贯的支持和宽容。
谢谢你们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