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相处，难免有些磕磕碰碰，恩恩怨怨，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伸出援助之手，有人道来一声问候，或者投以关怀的目光，送来友善、仁慈的笑脸，都是弥足珍贵的，甚至让人终生难忘。当然，令人发指的是两面三刀、见风使舵、背后捣蛋的势利小人，在你顺境时，他们殷勤地捧来鲜花和蜜糖，甚至可以亲吻你的脚背，喝下你的洗澡水，可是当你处于逆境时，认为你没有用处时，他们可以马上不认人，甚而在背后对你说三道四，竭尽诋毁攻击之能事。这样的小人真是可恶。不过，人生在世，恩恩怨怨，在所难免。如何正确对待，泰然处之，甚至提高境界，乃是人生一大学问。
前不久读到汪曾祺《随遇而安》一文，读罢，拍案叫绝，受益匪浅。文章记述了汪先生在1958年“补课”打成“右派”之事，他屡挨批斗，备受折磨。在炼狱般的遇际面前，他有独特的感悟，幽默宽容的心态，“……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我因此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他们也不好受。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还有点同情……”妙极了！面对无话找话、无事生非的批斗者，面对莫须有的指责和刁难以及喋喋不休的声音，汪先生早该身心疲惫，深恶痛绝了。然而他却不仅不反感，不怨恨，不仇视，相反他还有点同情他们。仿佛受害者不是被批判者自己，而是那些批判者们。这是何等的宽容，何等的大度，何等超迈的智慧！没有数十年的历练，没有数十年的读书，没有数十年的养气修为，岂能达到这般境界？我深深地叹服汪先生，并愿竭诚学习效行。
平心静气或者设身处地地想：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人说？说别人或被人说应作具体分析，客观分析，全面分析。除极个别刻意在背后栽赃陷害，欲置人于死地外（对此另当别论，区别对待），就绝大多数情况下，有人在背地评头品足几句，哪怕有些夸大其词，捕风捉影甚至存在一点人身攻击之类，应尽力包容消解。有些话，也许是随口而言，大半多是违心的，为情势所迫，逢场作戏而已。他们不那么说，也许套不了近乎，开不了局面，也就不那么好过。因此，“树正何愁月影斜”，让人家去说吧，权且当作耳边风，梦中语。有何大碍呢？如果再从积极意义上去考虑，将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是更好吗？俗话说得好：责人者易怒，责己者心宽。
如此看来，被人说甚至遭人攻击，就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大可不必去计较的，更无须耿耿于怀，针尖对麦芒，以怨报怨。相反，窃下以为别人的好处、别人的恩情倒是应该铭记再三，甚至三生不忘才对。如果可能，应该力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正应了一句古训：记恩不记仇。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之所以成为今日之我，除大自然和父母的“恩典”外，全赖社会奠定着生存发展基础，组织的栽培教育，师长亲朋的帮衬、关照。我们生活在温暖和谐，充满人间真情，充满友爱、善良的大家庭里，要说记恩，要说报恩，何止千千万万，万万千千。我不会忘记我的几位恩师，如小学杨步明老师、刘刚老师、周觐章老师，还有中学的王文木老师。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汗水浇灌了我（们），让我们成才、有用。参加工作以后，我不会忘记马德兴、李华凯、彭德光诸位长辈，是他们用真诚、善良、奉献、公正教会我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做人。还有很多很多的好人、恩人，在此难以一一敬颂，更无法回报人家万分之一的恩情。倒是我母亲的一段经历，一大批恩人值得一记，因为他们的善举一直影响着我的恩怨观、人生观。
母亲20出头做人儿媳时，家贫，经岁劳苦。有一次，背上近90余斤的大花豆徒步到灌县卖。那时尚无公路，只有崎岖陡峭、盘旋曲折的“茶马古道”，从理县增头赶到灌县，少说也有三四百里路，来回一趟需要花上十来天时间。母亲等人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赶到灌县，卖得两千多文铜钱。返家时正待买点零碎货时，发现钱包已被扒手偷去。惊恐无盘缠返家，又惧怕婆家责怪，万般无计，泪水涟涟。此事被一位街坊上的中年男子发现。他十分同情我母亲，问明情况后，好言安慰她。并当即招呼过往行人自觉捐资。街上许多的好心人围过来，纷纷争先相助，一下子凑足所失铜钱。面对素不相识的捐助者，母亲感激不已，慌忙下跪致谢。
给我母亲捐资之事已快过去六十余年了，母亲却还经常提起他们。遗憾的是一直不知道人家姓啥名谁，家住哪里，这是六十余年的恩情，也是六十余年来的遗憾。我们做儿女的也不知道该向谁记恩，该向谁报恩。可是话说回来，想当年那些向我母亲慷慨捐资的人们又何曾企求过我们去记恩回报呢？他们的善举是面向贫者、困者、弱者的。因此，我由此似乎有了点省悟：我（们）如果真心存有记恩报恩之念，何不随时发善心，行善举，回报社会，回报人民大众？做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果能如此，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