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我从事了一生的工作。我深深地热爱教育这项事业。
值此年近八旬，人们劝我在有生之年写点什么以面对社会和后世。我不是作家，确实写不出什么可以传世的作品。但回顾一生，我对文学却是挺偏爱的。我回忆起了从小学到中学我的国文（旧时课程叫国文，不叫语文）老师，使我受益最大、当然也印象最深的当属在贺兰中学高中部任教国文课的杨文川老师。当然，在小学和初中时，我的舅父、我的父亲，以及孙德恒老师都对我的语文学习起了很好的启蒙作用，是他们给我打下了较为扎实的语文基础，使我在以后所从事的工作中受用无穷。
上世纪40年代，我在宁夏银川贺兰中学读高中，杨文川老师给我们班任国文课直到毕业。杨老师籍贯甘肃甘谷，人称“甘谷三才子”之一，古板、正统、孤傲，极近迂腐。他看不起白话文，也看不起近现代的文学家，连当时在全国名气很响的郭沫若和鲁迅先生，他也压根儿瞧不起。可是他讲了一段自己由瞧不起到颂扬和推崇鲁迅的故事，却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感动，使我看到了鲁迅的伟大，也看到了杨老师不仅有孤傲的一面，也有坦诚、谦虚的一面。他说，他压根儿瞧不起现代的所谓文学家，以及他们所推行的白话文。可是有一次，他上大学的儿子回来后，拿了一本鲁迅的《阿Q正传》让他看。他看了没几页，说：“这没啥意思，我不要看。”儿子劝他细看一遍，结果他又连看了两遍，终于拍案叫绝，说道：“写得深刻，极为深刻，无怪乎我第一次看时觉得没味，实际上是我没有看懂。原来白话文也能写出好东西！”杨文川老师现身说教，推崇鲁迅的做法，对当时全班几十名同学的影响确实很大，对我来说，更是终生难忘的。杨老师细改作文的作风，对我也是影响终身的，在我当中学校长时，这个“细”字，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虽然爱好文学，但这辈子一直埋头教育工作，没有时间写文学作品，只是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写过几篇散文而已。如果加上一些找得到的在工作中的文字材料，凑在一起，却也成为一个集子，可以向朋友们交代了。人们如果看了，便会了解我的为人和做事，甚至可以从我的身上找到点杨文川的影子，那么杨老师也算是没有白教我3年了。仅以此书作为向杨老师和其他对我有影响的老师的纪念吧。
这个集子叫什么名字呢？我以为，人生活在社会上，始终受到人群的影响，始终是人教育我和我教育人的过程。那么，就叫它《教育随笔》吧。
《教育随笔》完成了。我浮想联翩。遥想我这一生，虽说没有成就什么大事业，却是可聊以自慰的。值此，我还想写一些我想写的东西。
世间万物都处于不停的运动当中，一个人的命运必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动相联系，当党的正确政策得到贯彻而使祖国欣欣向荣的时候，她的子民包括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子女们也看到了自己在新社会中有一条自己的生路。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应当是这些厄运的终点站。这不，“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这些出身“黑类”的人便都有了人的尊严。我自己的感觉也是否极泰来。1979年春，中卫县召开先进表彰会，当走过县广场门口，看见那里悬挂的甲等奖获得者的头像中，有一幅照片是我，此时心头竟然涌出陈毅元帅的诗句“此头须向国门悬”。由此心中感到无比的欣慰。
其次，我想写我的夫人。我的夫人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只是在解放初期的农村识字班里认得几百个字。我的婚姻属于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解放初期，我也曾想过离婚，但我的父亲因政治历史问题在外服刑，后在外病故。我的母亲需要这个儿媳，我的工作在县城里，母亲在乡下，我又不能自己奉养母亲，而且我没有兄弟姐妹，是一家的主心骨。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多囿于守旧，普遍不支持我离婚。于是，在经历了3年痛苦煎熬和百日无眠的思想斗争之后我选择了与她和解。之后她便与我患难与共地共同支撑起这个危难的家庭。经过反“右”之后，我蒙受了不白之冤，此时月工资降了五级，降级数量之多、幅度之大，是因为把我定为右派时已是1958年春季，运动快到结尾的时刻。据说是定得越迟的右派，越难发现，越发凶险之故。这时工资只剩49元，而我的妻子必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她是地富子女，在生产队里也是属于只许规规矩矩、不准脱离劳动的那类人。这时我曾想过自杀，但因不愿使母亲负担更多的忧伤而作罢。
而作为在农村劳动的我的妻子，女人啊，苦难总比男人要多得多。举个例子说吧，1964年8月4日下午，生产队长到门口高叫“：王玉梅，上工啦！”邻居应了一声“：人家坐月子了。”“啊？！”这便是上午还在地里除草，下午便在家中分娩的劳动者。1968年某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骑自行车回家，一到家门，眼前的一幕使我心惊不已。门前地上平放着一个沙竹笸箩，笸箩里爬着一个1岁多大的娃娃，这孩子仿佛懂事了，他向我扑过来，并且“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急忙抱起了他，泪珠忍不住滚落下来。这时我想到了我的妻子，她把娃娃放在笸箩里去上工，她也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我的母亲在一年前去世，家里没有人领小孩。更为心痛的是这小孩，他爬在笸箩里，在太阳底下晒上几个小时到太阳偏西才免遭日晒之苦，而要眼睁睁地盼着有人来把他从那个“牢笼”里救出来，是要经受几个小时的熬煎呀，这个痛苦是难以想象的。这便是我家老四，是至今克服生活困难精神最强的一位，他是我家的首名共产党员。
我是一个天生爱玩的人，从5岁上小学起到高中毕业，始终与“玩”相伴。小学毕业六七十名同学，我学习成绩名列第七。到初中毕业时，全班9名同学，我名列第四。同学们都知道，我爱玩是出了名的。到银川贺兰中学上完高中时，毕业会考在宁夏省府大礼堂举行，我取得第三名的不俗成绩。参加这次会考的是两所高中的高三学生，因为全宁夏只有这两所高中。前两名都是宁夏中学的，其中一名女生，还有一名男生，姓马。我是贺兰中学的，要论贺中，我可是名列第一啊。工作后，我在中卫简师（后改中卫中学）教书，后调中卫县工交部门搞化验。“文化大革命”后调柔远中学教书，还曾调到化肥厂做化工工艺技术工作。无论到什么地方工作，我都感觉是耳目一新，觉得这个工作真好玩，可以学很多东西。到北京师范大学化学专修班学习期间，苏联教育专家普式金的报告，煞是吸引人。至于在学校，本来就是教人学习的场所，我的学习欲望在这里得到极大的满足。
有人说，到了21世纪，中国人必须掌握4门知识才能适应社会：英语、电脑、汽车、法律，于是学英语、学法律、玩电脑、玩汽车便成了风气。这里玩电脑、玩汽车，实际是学电脑、学汽车，只不过学到了会玩的程度，是达到了学的较高层次。
所以后来我在教育工作中提出的“玩着学”，实际是以我自己为雏形的，不是没有根据。至于一个人是否会成功，那要看你的机遇和造化了。在这方面，地主家庭给了我不幸的机遇，但却同时给了我谨小慎微、遇事深思熟虑的长处。记得在一次招生面试中，一名考生可怜巴巴地哀求学校领导录取他上高中，可是学校领导说他上高中是浪费名额，因为他身有残疾（瘸腿），考大学体检也过不了关。那时我刚进入领导班子，还不敢大胆发言，等这位青年出去后，我说你们这样把这个青年打发了，他感到上学无望，寻了自尽，学校恐怕要负责任的。说得这几位领导有些害怕，说怎么办，我说把他找回来让他上高中不就完了。不就是一个名额吗？中卫中学也不是人人都能上大学的。于是急忙又把他找回来，答应他上高中，这青年才千恩万谢地走了。可巧第二年广播上播出了张海迪的事迹，我说这青年上大学有门了。果然这年高考的体检标准也修改放宽了，这青年在上完三年高中后，就顺顺当当地考入了宁夏医学院。从这些事例中，我感到成才就是高中教育的目标，于是提出“立足于成人，致力于成才，着眼于成龙”的育人层次构想。
记得1984年春季，上级来考察学校领导班子，后来在由谁担任校长一事上有些争议。是崔冠亚书记力排众议，说了一句“谁说不是党员就不能当校长？”于是我当了这个若干人不赞同而由地委书记一锤定音的校长。为了给崔书记争气，我憋足了劲，一干就是9年半。有人曾写文章说崔书记修建南山台子是他的一大政绩，也有人说他任用中卫中学校长是他的又一大政绩。我们细细想来确也有道理的。当然中卫中学开创中卫教育10年辉煌的时代原因，不只是用好一个人，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卫县的领导芮存章、戴万忠和中卫中学党支部书记陆永盛等的鼎力支持，否则谈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岂不是痴人说梦。
总之，《教育随笔》是成书了，然而，回忆往事，却是痛点斑斑，不堪回首。近看余秋雨的著作，很感兴趣，他笔下的“金牙齿”们，似乎成了社会幽灵，到处都有的。他们四处蛰伏，待机而动。只是可叹世事沧桑，他们认为的好时机不再来了。
《教育随笔》是我的梦，我的血，我的心！
李天柱
2009年6月10日于中卫中学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