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孙家灭门；一脉独传，黑龙转世，“麻哥”身世扑朔迷离。赌棍信徒，豫西“拉杆”，赢得“妖匪”之誉。东陵盗宝，惊天巨案，竟然为报“世仇”焉？委身日伪，难道真的隐忍“曲线救国”之苦衷……众说纷纭之中，孙殿英是个“有故事”的人！
提起孙殿英，相信很少有人会感到陌生，同时相信很少有人会把他和豫西绿林“刀客”联系起来——他是民国时期的军阀，也是闻名于世的东陵大盗啊！怎么会是“刀客”呢？！
其实，这个惊天巨盗还真的出身于豫西“刀客”，崛起于江湖绿林，与豫西蹚将们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
孙殿英的老家并不在豫西，而是豫东的永城县——他本是有来历的人。明崇祯十一年，清兵绕道入长城，深入京都南部，进攻高阳城。告老还乡的明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率家人及全城居民守城抗清，终因清兵势众，城破被俘。孙承宗誓不降清，清军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活活勒死，接着将孙家满门老小和全城百姓屠杀干净。所幸在城破之时，惟有孙承宗四子孙镐一家逃出一个保姆，带走了个男婴。这个男婴后在河南永城长大落脚，他就是孙殿英的祖上。
1889年，孙殿英出生在河南省永城市马牧乡孙庄村。当地人传说，孙殿英出生时，家里请来一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算出说他是黑龙投胎，转世人间之后世祸福未知，并为他取名魁元意味拔得头魁，殿英自然是宫殿之上的英杰之流，注定不是凡人。因此，他乳名叫金贵，大号魁元。孙殿英的父亲孙玉林是个农民，但游手好闲，懒惰成性，后来与旗人斗殴死于狱中。孙家境况愈下，无奈之中只好迁至西杨楼村，依靠外祖母生活。常言道孀母娇子，孙殿英自然被十分惯纵，从小养成了无法无天，好斗的性格。
7岁时，孙殿英进入私塾。但他顽劣异常，不好好念书，经常与同学打架惹事，常受老师责罚。一次，孙殿英恼羞成怒，一气之下火烧学堂，遂被赶了出来。孙殿英闯下如此大祸，孙母自感在娘家难以生活下去，便带着儿子回到孙庄，依靠乞讨拾柴过日子，生活十分贫困，孙殿英染上了天花，病愈后落了满脸麻子，所以后来人们都叫他“孙大麻子”或“麻哥”，他从不避讳，也时常自称“孙大麻子”。
孙殿英在十三四岁时，经常跑到马牧集游荡，交结了一些流浪少年，闲来无事时便聚在一起掷钱作赌，他为人慷慨，常以赢来的钱送给一些听话的伙伴，以笼络人心，日久天长居然成了这帮浪荡少年的头目。孙殿英认为赌博来钱特别容易，想以此为业，于是他拜嵩县老赌棍曹洛川为师，随其浪迹于豫西许昌、嵩县、巩县、洛阳一带，逢集赶集，遇庙逛庙，吃喝玩乐，交结了不少闯荡江湖黑白两道的人物。而其对于赌博这一行，更是精心钻研，掌握了捣鬼欺人的赌博伎俩。
20岁时，孙殿英脱离了曹洛川独自到各地闯荡，在宜阳庙会上因聚赌被警察逮捕，关了3个月的大狱。在狱中孙殿英意外结识了豫西绿林人物焦文典。在焦文典开导下，孙殿英认为赌博固然可以赢钱发财，但总在人前低三下四，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当兵带兵，有了枪杆子就有势力，不用看着别人下巴颏说话了。于是，出狱之后，他托人进入毅军姜桂题部，做了一名普通士兵。辛亥革命以后，孙殿英投奔了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凭其精明狡诈，擅长交际，先调任排长，后被提拔为豫西镇守使署机关枪连连长，当年结识的赌徒酒友纷纷来投，孙殿英一律热情收留。因此，虽然孙殿英的官职不大，但居然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人物。
孙殿英在当了连长之后，经人介绍加入了豫西极为盛行的封建迷信会道门－－“上仙庙道会”，简称“庙道会”，拜庙道会头子张明远的头排徒弟李老喜为师父，称张明远为师爷。孙殿英在庙道会中的辈分和地位都是相当高的，平时慷慨，相当一部分道徒聚拢在他周围，成为他以后“拉杆”起事的基础。由此，孙殿英在豫西绿林中也赢得了“妖匪”的称号。
虽然，孙殿英身为连长，但他赌瘾难戒，常以赌博为戏。一次，一位姓禹的副官赌输了新娶的老婆，被孙殿英强拉了去。丁香玲得知之后勃然大怒，派人传孙殿英。谁知，早有人通风报信，孙殿英召集全连人马，连夜上了中岳嵩山太室少室一带的山林之中，“拉杆”当起刀客。未及几年，居然啸聚了五六百人之众，打家劫舍，搜刮民财。为收服孙殿英，省参议员李啸渊前往嵩山招安，劝说孙殿英归顺，编入镇嵩军第五旅憨玉琨部，孙殿英任营长。
1924年，孙殿英脱离憨玉琨，自封为独立旅旅长，由伏牛山窜往豫、鄂两省边界活动，后又沿豫皖两省交界地带东下，一路招兵买马，掠夺钱粮，成为祸及百姓的流寇。1925年3月，孙殿英率部进入安徽亳州，这时他有兵力三四千之众，分以丁綍庭、柴云升为团长，杨明卿、杨子宣、魏曜功等人为营长。当时的亳州既无军队把守，又是热闹商埠，孙殿英进城后以筹集粮饷为名大肆抢掠，放纵手下官兵为所欲为，很快将商家富户抢个精光，全城百姓无不畏之如虎，纷纷外逃。为报当初在毅军中遭受40军棍之仇，孙殿英还派人把姜桂题公馆中的金银细软劫掠一空，并绑架了姜桂欣。
豫皖两省合力派兵至亳州，围剿孙殿英。孙殿英看到官兵来势凶猛，迅速开拔，裹胁了当地的财主、士绅200余人离亳州北去，扬言如果两省当局“胆敢进兵来犯，就先将这些‘累赘’统统杀掉”。亳州来说情的人吓坏了，一面急派人哀求两省当局不要开火，一面又送去钱财粮札赎票。孙殿英人马平平安安抵达山东曹州府，在这里先后招纳了土匪“红孩儿”刘月亭和直军樊钟秀谭文江部，实力更为壮大。
这时，山东督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驻守山东。孙殿英渴望所部成为正规军，经人介绍向张宗昌表示真心归顺之意，张宗昌也乐得顺水推舟，扩充实力，于是将其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孙殿英任师长，丁綍庭、柴云升、谭文江分任下辖3个旅的旅长，驻在山东济宁一带。自此以后，孙殿英的部队取得了正式番号，也有了固定的防地。虽然山东已归张宗昌占领，但仍残存着一些地方军队，在莱芜有顾震，在蒙阴有苏子烈，成为张宗昌的心腹之患。张宗昌命令孙殿英围剿顾、苏二部。
孙殿英欣然从命，全力以赴，精心策划，上演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在济宁城内设立道场，请求庙道真君“降旨”，副官王尚文和文职参谋谢鸣武登坛，众信徒由孙殿英率领立于坛下。王尚文在坛上称为“差口”，专作传旨之差，谢鸣武称作“师爷”，专负导引之事。只见王尚文在台上连续把两桶井拔凉水喝一阵，吐一阵，直至吐尽胃中之物为止，称作“净腑”，然后传达“圣旨真言”。这时，香火和黄表纸烧得香烟缭绕，忽然谢鸣武大喊道：“祖师爷驾到！”孙殿英率众信徒扑通跪下，王尚文面色铁青，声音低哑，好像用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含含糊糊地说了4句话，经谢鸣武复述：“夜色沉沉不见星，长枪短剑要冲锋，奋勇登上莱芜城，保在丑时立大功。”谢鸣武又重复一遍后说：“这是祖师爷的圣旨，要真心遵旨行事，保证丑时建功。”之后，孙殿英率众信徒默默散去。
第二日一早，孙殿英率部队向莱芜进发，以一旅长丁綍庭攻打莱芜，二旅长柴荣升攻打蒙阴，三旅长谭文江留守济宁。丁綍庭率部经邹县、泗水，夜间绕过蒙阴走新汶，到达莱芜县境。当晚丑时，丁綍庭一声令下，官兵们高声呐喊，蜂拥至城下，“红孩儿”刘月亭身先士卒，奋勇攀上城墙，接着其他官兵也相继登上城墙。毫无防范的顾震在梦中被枪声喊声惊醒，不知所措，待令部下抵抗时，已是满城皆兵，一团混乱！顾震在惊慌中带了几个护兵直奔东门夺路而逃，丁綍庭旅大胜。丁綍庭旅又与停留在蒙阴的柴荣升旅会合，利用在苏子烈处潜伏的杨明卿里应外合，赶跑了苏子烈，收复了蒙阴。此役，孙殿英不仅得到张宗昌的赏识，而且俘虏2000人，进一步地扩充了实力。
此后，张宗昌令孙殿英剿灭山东大土匪张明久。张明久活动于沂水、兖州一带，专门打家劫舍，明火绑票，民愤极大。“红孩儿”刘月亭投奔孙殿英后，张明久也有归顺之意，所以孙殿英与张明久作战没费什么力气就打胜了，张明久也被捕获。张宗昌命令将张明久解到济南正法，孙殿英提出远途押解，途中容易出事，不如就近在章丘九金就地正法，省府可派人监斩。张宗昌同意了，并派人前去监斩。待监斩官员到后，孙殿英又说，最好在夜间押赴刑场，以少生事端。入夜，张明久及他的参谋长被绑赴刑场，二人一路高声大骂孙殿英不讲义气，出卖朋友，同类相残，不得好死。到了刑场后，士兵迫使二匪首跪倒在地，一声枪响，参谋长倒地身亡，待枪毙张明久时，执刑士兵却把枪口压在他的肩上，扣动扳机，子弹射入地里。执刑士兵顺势一脚把张明久踢倒在地，张明久立时醒悟过来，死死地扑倒在地，不敢动弹。风高夜黑，远处的人自然对这出假戏看不真切，以为二人果真身亡。执刑士兵又将参谋长头上的血涂了张明久满脸，这才离开。拂晓，监斩官前去验尸，见均已匍匐在地，满头血肉模糊，便给二人照了相，回府交差了。张明久及参谋长的尸体用苇席卷好，放在牛车上，拉到远处去“埋了”。张明久就这样捡了一条命，对孙殿英自然极为感激，收拢了自己的人马，归顺了孙殿英，不久在孙部任团长。
1926年，直系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联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国民军势孤力单，遂向南口撤兵。直奉鲁军对南口久攻不下，且损失惨重。孙殿英自报奋勇率所部三十五师，由山东济南到达德州，步行斜插河北，直奔南口居庸关。孙殿英以其攻打莱芜之胜利归之于庙道真君之旨意，此次攻打南口又一次设坛，孙殿英率众信徒跪请祖师爷“显灵降旨”。王尚文又代祖师爷传下旨意来，经谢鸣武的“辨认”，乃是“攻打三关不难，三天内我助你们风雨三阵”。孙殿英急忙叩头谢恩领旨，随后立即整顿队伍，迅速开赴南口前沿阵地。第二天的后半夜，天气果然阴云密布，风雨大作，众官兵均以为是祖师爷在“显灵”，奋勇冲杀，南口随即被孙殿英攻克。
张作霖听闻孙殿英仅用两天就攻下了南口，很为赞赏，下令晋升孙殿英为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丁綍庭晋升为第一师师长，刘月亭为第二师师长，柴荣升为第三师师长，以杨明卿、杨克猷、魏曜功为独立旅旅长；颛孙子瑜升为炮兵独立团团长，并命孙殿英率部驻防北京以东的遵化、密云一带。
1928年，国民党军成立了4个集团军，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对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发动猛攻。1928年6月，张作霖不支，下野仓皇逃往关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在皇姑屯。驻在遵化的孙殿英见奉军大势已去，北伐军攻势凶猛，在经人说合之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归属第六军团徐源泉节制，仍驻防原冀东，自筹粮饷。
此时，孙殿英军部驻在遵化县马伸桥，东北数十里的马兰峪，正是清皇陵东陵所在地。
1928年，阴历四月二十九日。河北遵化县的县城和乡镇上都张贴了戒严布告——第十二军要进行实弹演习了！正在人们疑惑之时，马兰峪四周插上红旗，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哨卡，严禁行人通行。
在昌瑞山山脚，旅长谭文江正向该旅士兵们训话。忽然之间，他仿佛中了魔怔一般，捶胸顿足，嚎啕痛哭。众多官兵大惑不解，谭文江悲切地讲述道：“昨夜我的先人给我托梦，痛斥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共戴天的大仇人就在眼前，为何不为先人报仇！家仇国耻而今不报，反而为他们看守陵墓。真乃不孝之子，今后何以做人！”他所说的先人是指戊戌变法中被害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仇人是指慈禧太后。谭文江的挥泪痛哭，确也激起了官兵们的义愤，众皆振臂高呼：“为旅长报仇！刨了这个老妖婆的坟！扬了这老东西的尸骨！管他什么西太后东太后！”于是纷纷要动手挖掘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墓穴。为了寻找墓道，他们抓来了看陵老人，威逼老人说出墓穴通道，开始掘进。炮兵团长颛孙子瑜用炸药炸开墓墙，捣毁地宫石门，陵寝门户洞开。
原来，自从1924年北京政变后，清东陵都交给了政府，少不了有乱兵土匪偷盗皇陵殿中文物，甚至“护陵办事大臣”毓彭也内外勾结，监守自盗。驻扎此地的孙殿英看在眼里，动在心里！思忖再三，决心干一桩别人想干又都不敢干的大事情，便想出了借演习之名而行盗陵之实的一幕！
陵寝打开之后，能进入陵寝里的人完全是孙殿英选定的贴身副官及亲信弟兄，其中有季魁五、王孝臣、甄润卿、王登瀛、黄广恩、戴世禧等，由军需处长李德禄带队。杨明卿把守墓穴洞口，谭文江旅官兵在四周警戒。究竟盗取了多少宝物，由于数量太多，无法清点。其中仅珍珠一项就摆满了3张八仙桌的桌面。在慈禧太后脚下摆放的那个玉雕西瓜被剖去一牙，显示出里层的形状，红瓤黑籽绿皮，极其肖似，真可说是巧夺天工。西太后头下枕的是一株玉雕白菜，外部是绿色菜帮，中间是白色菜心，在菜帮上还趴着一只蝈蝈，欲行又止，栩栩如生，足以乱真。从乾隆与慈禧两个墓穴中取出的珍宝玉器，孙殿英将一部分分给了他的师长、旅长，其余则装了11个大箱，趁夜晚偷偷运出了东陵，转移到了更为秘密的地方。为了防止盗陵被发现，马兰峪、东陵陵门及四周，天天仍布有岗哨进行警戒，直到一切收拾停当，掩盖好痕迹以后，才将岗哨撤除。孙殿英各部依然回到冀东各自的防地。
清东陵被盗的惊人消息很快传开，全国上下一片哗然。逊帝溥仪与周围亲近之人商议，电呈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要求当局缉捕盗墓元凶，严惩罪犯，追回被盗珍宝，修缮被盗掘的陵墓，重新安葬慈禧，同时派人四下奔走活动。孙殿英闻讯，立即派人分头给北方要人送了重礼，所送之物大都是金银与华威银行的现钞，其中给阎锡山除金银现钞之外，还送了一尊纯金寿星。徐源泉、商震、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楚溪春等人都收到重礼。本来清朝已被推翻，谁还肯替逊帝出力，加之那些大员接受贿赂，对盗陵一案只是故作姿态，眼睁眼闭，推诿塞责。阎锡山索性将孙殿英调离遵化，移驻河北大名，并委孙兼大名镇守使职。
孙殿英自以为得计，东陵盗案无人追查了，谁知手下的人竟出了纰漏，先是旅长谭文江的太太因在电影院炫耀夜明珠而导致谭文江被北平侦缉队逮捕，不得不花钱摆平，后来军需处长李德禄带了5箱珠宝到上海出售却被“流氓大亨”黄金荣设局算计去3大箱。情急之中，孙殿英只好赶紧销赃匿迹，借以瞒天过海。孙殿英将剩余的珠宝就近在青岛、天津的英法租界里秘密出售，换回丹麦式轻机枪380挺、小型平射炮50门、新式套筒步枪1000支等一大批军火。自此以后，孙殿英的部队武器装备一新，可以称得上是实力雄厚了。
孙殿英盗陵后，受到阎锡山的庇护，并委以大名镇守使，兵员充足，粮饷丰盛，装备齐全，武器精良。当时他的队伍除了丁綍庭师、刘月亭师、柴云升师、杨明卿旅、魏曜功旅、杨克猷旅及两个独立团，还有骑兵团张骏、炮兵团颛孙子瑜，总数达到七、八万人。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先是阎锡山派人说，劝孙殿英归附；又有冯玉祥派人劝其投冯，并委任孙殿英为讨蒋第五路总指挥，答应拨给一切开拔费用与弹药消耗，同时暗许将来安徽省主席的职位。
孙殿英接职后，当即命令丁綍庭师、刘月亭师、柴云升师以及各旅团先后从大名出发，由东明、长垣过黄河，经开封、考城直抵安徽亳州为前锋。开战之初，孙以杨明卿旅在南门外正面布阵，杨克猷及魏曜功旅为左右翼，其余3个师在城内为后援。枪声一响，喊杀声起，杨明卿身先士卒，亲率杜志恒、吴仙舟两个团猛攻，直压得蒋军李、黄两部败退50余里，不敢再战。孙殿英在皖北给了蒋军几次沉重的打击，当时在蒋军中曾流传着“遇杨（明卿）不战”的神话。
开战不久，蒋介石宣布张钫为河南省主席，令其在归德组织省政府，并令他到亳州招降孙殿英。张钫到达亳州后，孙殿英知其来意，由于二人早就相识，所以表面敬重有加，实则将张钫软禁起来，以待事变，并缓解蒋军对亳州的围攻。一个多月过去了，孙殿英久盼不见援军到来，苦于无力支撑亳州局面，于7月1日清晨让谭文江把被扣押40余天的张钫送到城外王均部，得到了蒋介石的10万元赏银。蒋介石扬言孙殿英已投降了中央，背叛了冯玉祥，致使冯玉祥产生了疑心，急电前往亳州增援的孙连仲部队迅即撤退。孙殿英不知究竟，亲自到鹿邑见孙连仲，陈述了详情及守亳州的事宜。当天夜晚孙连仲在城外发动佯攻，掩护孙殿英部队安然撤出了亳州城。
孙殿英部退出亳州，未容休整，即奉命攻取归德，孙殿英为前卫司令，率领数万大军，对归德进行猛攻。时值夏秋之际大雨滂沱，沟满河溢，一片汪洋，部队行动极为困难。说也奇怪，白日作战时炮声响则雨来，炮声停则雨去，这样7天7夜，且粮秣不继，炊灶无烟，孙殿英不得不放弃对归德的进攻。时隔不久，阎冯联合反蒋失败，被迫下台，交出兵权。北方各军统一改编，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有正式番号，唯独孙殿英的部队未予改编，自然他的编制和粮饷也无从确定。
孙殿英明白，他这支军队就是本钱，能否保得住，关键在于蒋介石！
他多方打听，得知自己军需处的科长王亚民，是山西太谷人，与中央财政部长孔祥熙是同乡，而且王亚民的叔叔正在替孔祥熙打理山西的所有买卖。于是，他让王亚平到太谷请来叔叔王益元，带着盗来的东陵宝物，由军需处长陪着，一同到了南京。将慈禧太后枕下的那棵玉雕白菜交给孔祥熙夫妇，转送给宋美龄，并一再陈述，请蒋介石多多关照，体恤难处，下达正式编军番号等。“有钱能使鬼推磨”，很快孙殿英的部队改编为中央陆军第四十一军，下辖两个师，军饷按两个师发放，进驻山西晋城、高平、长治一带。但是孙部原有3个师、3个独立旅、2个独立团，两个师的军饷如何能满足需要呢。孙殿英面临着庞大的军队，微额的军饷，又处在山西阎锡山的地盘，确实遇上了存亡攸关的大问题。
孙殿英苦思之后，竟然想出了制造贩卖“戒烟红丸”，以此筹款充做军饷。实际上是以戒烟为名，进行贩毒勾当。孙殿英特地从天津日租界请两名日本人，在晋城建立了一个地下工厂，专门生产殿英牌“戒烟红丸”。他的“戒烟红丸”，比起鸦片烟膏来，吸食方便，劲头更大，因此畅销于山西、河南、河北、天津等地。如果有人自外地来晋城大量购买，他还会特地派军队保护出境。就这样，他以贩毒所得之款，维持了5万多人队伍的生存。
1932年底至1933年初，日本出兵山海关，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山海关很快陷落。日军继续西进，沿长城点起了侵略战争的战火。热河危机，华北危机，全国人民群众强烈要求蒋介石政府派兵抗日，驱逐敌寇，恢复国土。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派军队前往长城一带抗击日军，北平军分会调驻华北各军包括孙殿英部，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孙殿英眼见华北各军大都纷纷开赴热河及长城关隘，也不甘人后，曾对人表示：“如若我驰骋疆场杀敌立功，不但能建功立业，更可一雪受他人歧视之辱。再说我殿英之师，一胜莱芜，二胜南口，三胜亳州，有常胜师之称，此次出兵定能将日寇打败！”不久，便率部奔赴热河抗日前线。
孙殿英遂将部队分为两路，一路以刘月亭师、杨子宣旅为主力，沿同蒲路经大同、张家口进入热河；一路则由孙殿英亲率，以丁綍庭师、杨明卿旅为主力，出东阳关，经邯郸沿平汉路北上，直抵古北口，进逼热河。两路军队在承德会合后，丁綍庭师、杨明卿旅即快速向北挺进，布阵作战。这时却正当国军汤祚福部战败，溃不成军，孙殿英急令丁、杨两部迎头冲杀。日军以胜利之师不可一世，全无作战准备，猝不及防被孙殿英的军队两面夹击。杨明卿旅冲锋在前，王遂庆旅从侧面腰斩，官兵久未临阵，个个精气旺盛，一举将日军击溃，稳住了围场西南的阵地。
长城抗战结束后，孙殿英率四十一军奉命从热河撤至居庸关以外的康庄、沙城、新保安一带，占有100多里地的铁道线，正好堵住了中央军进攻冯玉祥的去路。何应钦派刘健群去沙城见孙殿英，以察哈尔省主席相许，并以50万元作诱饵，令其北攻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孙殿英认为这是不得人心之举，便未从何应钦之命。此时，他既不想攻打冯玉祥落个骂名，也不想得罪“中央”断了后路。思来想去，决定以走为上策，于是便率部向西北开拔，到达了包头。
但包头是“九尾狐狸”阎锡山的地盘，老奸巨猾的“阎老西儿”挖空心思要撵走孙殿英。思来想去，阎锡山电呈蒋介石，保荐孙殿英任甘宁青三省屯垦督办。蒋介石同意将孙调往偏远的西北，遂即予以任命，促其尽速到职视事。孙殿英的参谋人员则顾虑较多，认为甘宁青一带是马家兄弟天下，且回民慓悍，恐难以应付，不可轻易西进。孙殿英听后说：“怕他什么！昔日刘邦曾以一亭之长而得汉，朱元璋乃一出家和尚尚且能建大明，我老孙而今兵精将勇，装备齐全，何愁不能打开西北的局面！蒋委员长的命令必须服从，咱们一定要去闯一闯！”此时的孙殿英自视为常胜之师，因此全不把西北“马家军”放在眼里。
议定西进之后，孙殿英即下令整队开拔，以杨明卿为前卫，杨克猷、魏曜功为左右翼，丁綍庭、刘月亭两个师居中，王遂庆为后卫。阎锡山见孙殿英开拔，不由暗喜，送来了武器弹药，促其速行。孙殿英，全然没有识透阎锡山的用心，他考虑的是宁夏素有“北国江南”之称，物产丰富，占据宁夏，再图西进，西北及大半个中国则唾手可得。
孙殿英率部一路西行，衰草凄凄，黄沙滚滚，落日孤悬，人烟寂寥，越走越凄凉。每到夜晚，狼嚎四野，枭啼孤树，令人不胜心寒，官兵哀怨声四起。刚进宁夏境地，却遇上了马鸿逵之子马继援部队，马军以逸待劳，未容杨明卿旅拉开阵势即冲杀上来，杨部第一团杜志恒奋力拼杀，左右两旅赶了上来，从两面包抄，几经厮杀，才始得胜利，但伤亡很大。几天以后孙殿英部抵达银川城下，将银川城东、北、南三面紧紧包围，用炮火猛攻。守城部队为马鸿逵部，凭借高厚城墙固守，孙军一连数日猛攻不下。马鸿逵一面电请蒋介石调兵增援，一面派人去兰州请朱绍良援救。远在山西的阎锡山却唯恐孙殿英不败，派人给马鸿逵出主意早日撤出银川城，陷孙军于城内，不战不和，时间一长便可拖垮孙殿英部队。蒋介石收到告急的电报，分别电令陕西的高桂滋、甘肃的朱绍良、马鸿宾等，速速增援宁夏，歼灭孙殿英部。
孙殿英尚不知自己四面受敌，面临被围歼之命运，命令部队猛攻银川城，经过5天激战，马鸿逵部撤出银川，孙殿英率部进驻城内。马鸿逵退出银川城后，便封锁了城四周的通道，孙殿英进城之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被围困起来。一个多月过去了，欲进不能，欲退不得，陷入绝境。一日，师长刘月亭主张将部队拉往草地，投土匪杨猴小，或可纵横一时，求条活路。孙殿英不愿如此，他说：“拉杆或可维持一时，但现在不是当年豫西的情况了，那时千八百人光棍一条，行动容易，粮饷也不成问题。而今这里百里无人烟，我们马匹少，官兵又多数有了妻室儿女，如何动弹得了！”他转个话题接着说：“自从我带领弟兄们从河南而安徽，从山东而河北、山西、热河、绥远，转战半个中国，不求多大名利，只求弟兄们在一起都能有饭吃。如今我不愿再落个匪名，更不愿弟兄们再落个匪名。”周围的人听了，皆低头不语，气氛很为沉闷。
面临困境，孙殿英的队伍已不似往昔那般戮力同心了。几天后，旅长杨明卿带领几个亲信趁夜骑马离开了银川城。4天以后，又有杨部的两个团长吴云川、杜志恒相继离去，还有一部分队伍投奔了土匪杨猴小，就连内侄魏曜功也跟了过去。
孙殿英众叛亲离，不堪收拾，急电阎锡山，恳求阎从中斡旋，从速派兵解围。阎锡山见孙殿英大势已去，乐得做个“君子”，派兵前往宁夏，接回孙殿英和他的残部，来到山西晋祠。这时孙部已经大半离散，整编编为一师，由刘月亭任师长，接受晋军卢丰年节制。随后蒋介石发来调令，命令该师赴江西“围剿”红军，到达抵江西时又散去不少人。至此，孙殿英苦心经营的队伍彻底完结了。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这时，孙殿英在北平延揽了一些旧部，知名的爱国人士李锡九、牛心佛等向孙殿英晓以抗日大义，劝其高举抗日旗帜，集结抗日队伍，共赴国难。孙殿英表示允诺，不少东北流亡学生，北平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纷纷来投，聚集了有300余人。二十九军在北平抵抗日军失败后，撤出平津，向冀南退却。孙殿英、李锡九、牛心佛等亦率人马南下，沿途不少爱国青年及老百姓加入队伍，到达满城时居然发展到千人之众了。
在保定，刘峙电呈蒋介石，委派孙部为冀察游击总队，孙殿英为司令。1937年底，孙殿英率冀察游击总队步行2000多里到达山西晋城时，已有官兵2万多人，仍驻四十一军昔日防地。1938年初，旧部杨明卿、任明启又分别带领部下来归。这时冀察游击总队以孙殿英为司令，张乔龄为副司令，冯养田为参谋长，梁朗先、刘曾若为秘书长，李锡九、牛心佛、李啸澜等为顾问，下辖6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4个中队。
1938年春节刚过，日军香月师团即向晋东南发动大规模进攻，晋城很快失守，孙殿英部向西转进至阳城、沁水。在阳城凤台古镇，孙部杨明卿和杨克猷的一、四支队与敌军遭遇，几经激战，击退了进犯之敌，保住了阳城、沁水一带阵地。不久，孙殿英部调往豫北、冀南的武安、涉县一带，分别与敌人战于河北的沙河、河南的济源及东西轵城，战况激烈，双方互有伤亡，最后孙部挫败进犯之敌，保住了黄河南北交通要道。在此次战斗中，孙部第九大队大队长张阎珂负伤，一中队长史振文、文书赵竹林、排长王中泰等阵亡。战后，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传令嘉奖了孙殿英。
南京失守后，为防止孙殿英这支杂牌部队被共产党八路军“拉”过去，蒋介石有意将该部改编为直属军委会的正规军队。但由于陈诚与何应钦等对孙殿英以土匪流氓视之，不予认可。孙殿英多方奔走，又东陵盗得的玉雕西瓜，通过孔祥熙转送给宋美龄。一番活动没有白费，孙部被改编为陆军新编第五军，孙任军长，邢肇棠任副军长，冯养田任参谋长，何明甫任参谋处长，郑铸久任军需处长，杨梓先任军法处长，魏星桥任军械处长，吉子高任副官处长，赵冬夫任军训处长；下辖两个师，师长分别为刘月亭、王廷英；此外还有两个独立团和两个补充团，总计10个团的兵力。
新五军编军后不久，有伪军吴朝汉反正来投。吴朝汉为伪治安军李福合部旅长，驻丰乐镇。吴为东北讲武堂毕业，为人有正义感，当了伪军之后一直有意率部反正，在第一战区军统人员徐靖远等人的带动下，决计脱离伪军，归附国民党军。1939年10月，吴朝汉以邀李福合到所部阅兵之机，将李干掉，率部3000多人反正，直奔林县而来。孙殿英闻知，即令刘月亭到观台接应，击退尾追之兵，安排吴部在林县驻扎。后来，吴朝汉与徐靖远等人在渡黄河时，所乘牛皮筏破裂漏水，葬身于黄河之中，而徐等人却无恙，暂六师即由黄宇宙代理师长。孙殿英大为感叹，“吴师长反了半天正，却只当了两个月的师长，实实可悲可叹！”一年以后，徐靖远、黄宇宙再渡黄河时，亦因皮筏漏水而葬身于黄河，孙殿英说：“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帮人终于有今天的报应！”吴朝汉出事后，新五军官兵曾疑心军统在里面做了手脚，因此用同样的手法除掉了徐、黄二人。
1939年秋冬之际，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制造磨擦招致失败，逃往林县以北新五军防地，八路军太行支队追击至林县。在鹿钟麟告急时，第一战区急调庞炳勋的四十军、范汉杰的二十七军渡过黄河，营救鹿钟麟。随后，这两支部队留了下来，是以在黄河以北晋豫交处驻有3支国民党军队，即新五军、四十军和二十七军。1941年初，这3个军被组编为第二十四集团军，由庞炳勋任总司令，孙殿英任副总司令。
军统加强了对新五军的控制，以唐佑樾为首的政工人员二三十人派到孙部，唐任政训处主任。孙部原政工人员大都是进步人士，其中还有中共党员，孙殿英秘密安排他们从速离开，沿太行山北上投奔了八路军。孙殿英对于新五军中的军统人员，表面上毕恭毕敬，照顾周到，但从不让他们插手自己的事情，所谓政训处实际上是个空架子。
在林县驻有4年多时间，孙殿英除去处理一些军务，就是打牌消磨时日，有时也对日军进行出击，多是小打小闹而已。有时，他也过问一些地方事务，和当地百姓关系还算不错。
1943年4月，日军向太行山发动了大规模“扫荡”。日军共计30个旅团的兵力，超出第二十四集团军兵力的两倍，企图一举将孙殿英歼灭。4月21日，日军分别向太行山南麓的水冶、鹤壁、邢门口、西掌、塔儿岗、庙口、鹿岭、横水等出口500多里的防线发起进攻，主攻方向为新五军据守的邢门口、十八盘，以3倍于守军第四师第十一团的兵力猛扑过来。第十一团团长为张式平，作战极为勇猛，面对敌人飞机重炮的轰击、步兵的猛攻，沉着顽强指挥官兵反击。一连击退日军10多次冲锋。日军见一时难以攻下，便集中炮火猛攻该团阵地，几乎将阵地翻了个过，全团牺牲极其惨重，官兵所剩无几。孙殿英闻知邢门口岌岌可危，意识到敌人的意图是攻取渔村新五军军部，决定军部转移。
4月21日傍晚，邢门口失守，孙殿英带领军部全体人员向关帝庙方向撤退。孙殿英身着士兵军装，骑着棕红战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后面是警卫及军部人员和家属孩子，约1000人左右。山路崎岖，加之是黑夜，行走十分艰难。时近三更，猛然听到“叭”的一声枪响，原来是走在前面的警卫团许志武部与南北寨的敌人接上火，敌人的机枪、六O炮向着这个方向猛射。双方激战一小时许，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山路，不能再向前走了，孙殿英命令向后转，顺原路返回。黎明时候，队伍来到了一个叫疙瘩坡的小村庄里停留下来。孙殿英将随行的将领幕僚们召集到一间漆黑的小石屋里，商议对策。议来议去，孙殿英觉得舍了大家自己逃命亦非善策，但面临绝境又想不出保全之策，于是决定请示蒋介石，希望能派飞机和援兵救他一次。孙殿英亲自向重庆军委会通话，汇报了战况，请求支援和行动指示。时隔半小时，重庆方面回话，大意是孙“可暂时附敌”之语，孙殿英深知此乃蒋之“曲线救国”的把戏，又无力扭转现况，乃声音嘶哑地说：“弟兄们，现在完了！我很对不住大家，对不住牺牲的弟兄们，更对不住全国民众！”屋内人皆无话可说。孙殿英又让派驻在军中的军统头目文强过目了重庆的指示，问他怎么办，文强说：“按照蒋委员长指示办就是了。”
4月23日早上，日军一架敌机俯冲下来，扔下一个小包，孙殿英让士兵捡起来，原来是个布包，上写有“告新五军将士书”字样，内有劝降书，要孙率部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他们全部消灭。孙殿英低下头，伤感地对作战处长李伯玉说：“请你代我宣布投降吧！”李伯玉派人传令停战，又派参议李国安举着白旗与日军接洽。双方谈了10余分钟，最后孙殿英在日军同意下将队伍带到附近的河西村。
几天下来，孙殿英唉声叹气，容颜憔悴，本来就有些佝偻的身体似乎更加松松垮垮。按照日军的安排，部队要转移到新乡，让他做动员讲话。他把帽子慢慢摘下，两眼一闭，老泪纵横，部下也纷纷落泪。孙殿英张口说：“大家不要乱动，也不要害怕，明天下山去新乡，路上要听从命令，不要离队。”不久，新五军人马在日军押解之下到达新乡。
在新乡孙殿英又遵照日本人要求，命令新五军在山上的部队全部下山，听候日汪调遣改编，孙殿英派人带信给第三师师长杨克猷、第四师师长张锡珂及各团团长，令他们到新乡集结，至此新五军全部投降了日军。
孙殿英降日不久，日军即令他对庞炳勋进行劝降。孙起初坚决不肯，说：“如今我已成为败将，再没有脸面劝别人投降，更何况庞总司令是我的上司，下级怎能劝上级投降呢？”最后在日军的软硬兼施下，孙殿英只得答应派一名副官带路，领着日军特务小队长田中彻雄及11名士兵来到林县深山中，寻找庞炳勋的下落。他们在山中碰到一个给庞炳勋送饭的小孩，得知了庞炳勋的下落。5月4日深夜，他们到达庞炳勋躲藏的地方。庞陷于四面被围中，知道自己无力再战，只得同意与日本人到新乡。5月6日，庞炳勋到达新乡，与孙殿英见面之际，二人没有说话，抱头痛哭。随后，庞炳勋部队被改编为伪军，庞任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兼任副总司令，他们均率部驻在豫北一带。
安置完毕，庞孙即按照汪伪南京政府的要求，通电全国，说明自愿参加所谓的“和平运动”。一时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到处响起一片斥骂之声。一日，孙在伪军部吃早餐时对众官佐说：“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信得过我孙麻子，咱们就在一起，祸福相共。我决不会辜负大家，也不会把大家拉进深渊。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咱们只能忍耐着点，今后总会有出头之日。”
孙殿英对于不愿在日伪方面干事的人，送些盘费，遇机会派专人送他们过黄河。他对这些人说：“如今我已是下了浑水的人，绝不会勉强别人也下浑水，更不愿连累朋友。谁愿走，我送你们走，不愿走也不愿在这儿干事的，照样管吃管喝，不会受到亏待。我并不希望你们说我孙某如何如何好，只求少骂我两句，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新乡城内，大街小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片欢腾，到处挤满了人群。这个时候，来了一位接收大员叫朱柏年，自称是国民党中央派来的豫北特派员，趾高气扬地命令孙殿英派给他—连士兵担任警卫，随后他带着这一连人到处抓汉奸、查封没收敌产。孙殿英到郑州见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时，孙连仲给他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是：“案奉中央军委会命令，驻防各地的部队，要守防待命，维持地方治安，严惩汉奸……等因奉此，仰该新五军知照，依照执行，切切此令！”孙殿英回去后即将朱柏年看管起来，令士兵将由朱柏年查封的封条，统统又重加封条。孙殿英又将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新乡分行查抄，将其积存的“大龙票”没收，派人乘飞机运往北平伪联合银行总行，兑换了数百两黄金——孙殿英有借机发了一笔“接收”的横财。
孙殿英部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三纵队，辖有两个总队，第五总队杨克猷部和第六总队王遂庆部；孙殿英又将编余官兵又编成3个独立团，即许志武团、戴世禧团和郭平甫团，均调集到铁路沿线各县。
1946年2月间，蒋介石抵达豫北前线，在新乡接见各军长官。孙殿英向蒋介石陈述了往日下山的苦衷，委婉陈辞，恳请蒋介石代其向各军洗雪“汉奸”之罪名。蒋介石既不能答应孙殿英的要求，又不能直言相拒于是提议与孙殿英等人合影留念，以示同心同德，当即拍了一张6寸合影，蒋介石居中，孙殿英在其左面，后面是王仲廉和陈布雷。自此以后，孙殿英觉得自己又与蒋介石亲近了不少，地位也有所提高，对蒋介石的反共内战命令言听计从。
1946年4月间，孙殿英第三纵队调至豫北平汉路上的汤阴县城。1947年3月，解放军调集重兵围攻汤阴。解放军参战部队是第三十六纵队姚一鸣部。姚一鸣在开战之前派人给孙殿英送去劝降书。孙殿英看完信后，自恃兵强马壮，答复说：“等我打完这3000发炮弹再说，现在不谈！”10天左右，经过多次战斗，汤阴外围据点鹤壁、宜沟以及城外村庄，统统被八路军占领，孙殿英残部被压缩进汤阴城内及四关。孙殿英的悍将刘月亭、杨明卿均已负伤，官兵亦伤亡严重。孙殿英急电新乡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请援，孙又派黄镇中师、李守正旅北上增援，行抵铜山附近，围攻汤阴的解放军第三十六纵队。忽然之间，又闪电般迅速撤退了。原来，三十六纵队转而对前来增援的黄镇中师、李守正旅进行了围歼，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汤阴突然撤围，孙殿英部虽然松了一口气，但却疑虑重重。为此，他又求助于庙道会祖师爷，设祭布坛。一日，在汤阴南大街城墙下的广场上，庙道会的大师兄谢鸣武与王尚文按惯例摆好祭坛，孙殿英亲率道徒官佐士兵千余人，齐跪广场，焚香祈祷。只见王尚文在云烟缭绕下说了两句谶语：“河黄河黄，义师不亡；江长江长，武运久长。”孙殿英闻知，将信将疑，未置可否。
在孙殿英惶恐不安之时，解放军再次兵临汤阴城下。解放军第三十六纵队在解决了增援孙部的黄镇中、李守正的部队后，战斗力大为增强，东关、北关、西关接连失守。城里的官兵见解放军就要冲杀进来，极为惊恐不安，乱作一团，四处奔逃。此时，孙殿英突然发现东、西、北三面吃紧，但南关却相对平静。他十分疑惑，带着参谋长，来到南关第六总队队部，原来解放军并没有攻击这里，而此地守军也没有攻击解放军。孙殿英心里明白了七八，没说什么，一头躺在床上，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他急令教导团主任杨鉴派人，去请围城的解放军第三十六纵队司令员姚一鸣。
姚一鸣来到南关第六总队队部，刚一进门，姚司令员就将孙殿英叫了起来，上前握了握手，开口问了一句：“不打啦？！”孙殿英羞愧难言，没有做声。姚司令员说：“算啦，你们对外发个通电，声明全军起义，再把你们的炮调转过来，向着国民党四十军阵地北边宝莲寺打上一番炮，就算你们起义吧！”孙殿英无话可说，只有从命，令炮兵向宝莲寺方向稀稀落落打了一阵炮，并令人拟写通电。然而，当秘书主任赵璞生拟好通电全文，寻找发报员时，城内已乱成一锅粥，发报员不知所向，致使起义通电没有发出。在这混乱中，解放军攻进城内，孙部官兵全部被俘，是时为1947年4月2日——命运与孙殿英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孙殿英被俘后安置在河北武安县战俘营，受到非常宽待，由一名卫士照顾其生活。时间一长，他便受不了监狱的日子，甚至一度企图越狱，但未得逞。于是，他精神沮丧，整日抑郁寡欢，加上吸食了几十年的鸦片，患上了当时属不治之症的烟后痢，监狱人员为他求医治病，深深触动了他的心。在病危之际，他忏悔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计怨仇，比蒋介石不知好多少倍啊！”这年秋天，身患多种病症的东陵大盗孙殿英病重而逝，时年6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