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数不清的思维误区。将语言与行动作为对立的范畴，便是其中之一。而事实上，语言和行动并不一定对立和排斥，有时甚至很难准确地将两者加以区分。语言是行动的先导和伴随物，行动是无声的语言，而且语言本身也是一种行动。
国人中有人对改革的理论不屑一顾，对改革的阐释和报道啧有烦言。他们认为，干就可以了，用不着去研究什么解释什么宣传什么。我想，这是对过去那种形式主义的学习宣传的逆反心理，它的产生是必然的。如果我们不加以改变，仍然一味地要求公民学这学那啃大厚本，要求公民人人成为饱学马列的专家，这种心理便会更加强烈，理论的传播将更加困难。
美味可以伤胃，但伤胃的并非美味本身，而是没有选准适合自己口味的美味，或者贪食而撑伤了胃。理论之于公众，也是如此。倘能有适合时代需要且在内容与数量上都可为群众接受的理论，公众排斥它就无异于因噎废食，而并非明智的选择。
伟人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实践。他处在需要革命的年代，考虑的自然是革命问题。如果我们将他的话做逻辑移植，便可得出没有改革的理论便没有改革的实践的结论。提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国人不会陌生。倘没有这次牵动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其后邓小平同志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很难设想会有农村、城市的改革以及今天使人心旌摇荡的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跨世纪的伟大进军。因此可以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虽然属于言论范畴，但也确实是改革最初的也是最辉煌的行动。
近日把玩古书，读到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此文“起写武氏之罪不容诛，次写起兵之事不可缓，末则示之以大义，动之以刑赏。雄文劲采，足以壮军声而作义勇”。这篇檄文本身，也可以视作是打着维护正统王权旗号的对王权的一次冲击，是一次在历史层面上刻下深刻痕迹的行动。
顺着这个思路，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独立宣言》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革命军》《猛回头》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行动，安徽凤阳十几户农民为分田而签的生死文书是改革的行动，而且是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壮烈的行动之一。
１９９２年初春，邓小平同志在南行时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胆子要再大一些，步子要再快一些，加快改革，扩大开放，把经济建设搞上去。邓小平的谈话，便是新时期伟大进军的第一步。
厌倦了假话空话大话废话的人们，当此之时，不应当不分内容，一概地拒绝忠告，厌弃正确的理论了。要走好今后的路子，首先应当学习和掌握好邓小平的谈话精神，要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振奋精神上做好第一篇文章，从而写出实现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一系列锦绣文章。没有解放思想这一步，就迈不好深化改革的下一步。
（载1992年7月15日《银川晚报》）
批判教会了我
如今三四十岁的人，错过了许多的学习机会。“文革”前后，中国有太多的禁忌，这也不许学，那也不准看，生怕人们变得聪明，知道太多的事情，懂得太多的道理。因为那时的逻辑是“知识越多越反动”。那时之所以没有焚书坑儒，原因大概是为了让人们认几个字，好背“红宝书”，好写检讨书，好在工资条工分簿上签名画押，否则可能便没有了书本没有了学校，当然也不会再有学生以及这篇文字。由此观之，失去一些机会，还留有点滴机会，也算上帝恩泽中国百姓的福分了。
“文革”前后的课程，一律经过了删削，只留下最简单的人们掌握了也不能胡思乱想犯上作乱的内容。外语是万万不准学的，学了就可能是间谍。汉语也不能学丰富多彩的诗词歌赋、散文政论，而只能以“红宝书”为教材。稍后的课本也只是“红宝书”的扩大版或曰诠释本。说来惭愧，上了中学，我还不知道孔子孟子、屈原李白，不知道韩愈苏轼柳宗元，也不知道司马迁司马光章太炎康有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辉煌灿烂，极其丰富，但于我辈，却是禁区盲区空白区。我们那时大脑中除了毛老人家“去安源”“上井冈”，除了“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便只有面条糊糊了。记得当初看到课文中老人家的光辉著作中有一句“举起你的左拳打倒国民党”，举起你的右拳如何如何时，全班同学顿时慌作一团，如同世界末日来临。有人急急奔去找老师询问，何以红宝书中出现了反动话，后经老师再三解释，才打消了我们一班小文盲的疑虑。还记得同班一个女孩在读“语录”时，把“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中的“依赖”读成了“奈奈”，被淘气的我们取了个“奶奶”的外号。
正式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是批林批孔中的事。那时大批《三字经》《女儿经》，我们一看，竟是如此新奇，“人之初，性本善”等等，使我简单的大脑中扑入了许多新的信息，第一次感到世界的玄妙。后来评《水浒传》，批宋江，又得悉中国尚有此等使人捧之废寝忘食的小说，于是“认识”了宋江、晁盖、吴用、林教头。“文革”中郭沫若揣摩上峰好恶，编了本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从此书我开始窥见了唐诗的斑斓。后来法家诗文大量流行，我便开始慢慢与古文接近。
对于外国的许多东西，人们也大多是在批判中从反面吸取的，比如现代西方的社会制度、运行机制、社会风貌、价值取向等等，是对是错，只能靠从批判文章的字里行间去自己思索与揣摩了。
对于中外历史文化遗产及新鲜知识的单向否定，是我们国家40多年来的一大失误。于是注定了我们这辈人只能不断从批判中学习，靠自己摸索。这倒也不是全然不好，好处在于可以培养人的识别能力与判断能力，但也确实有致命的短处。一是实践对所谓“批判”的否定。让人越来越不相信批判的正确性，反感批判。二是青年人大多养成了逆向思维甚至逆向判断的习惯，只要国家在批判什么，青年人便开始欣赏、传播、仿效什么。如此一来，连那些真该批判扬弃的东西也被青年人盲目地逆反接纳与认同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且难以弥补。
我们这代人盲从过空虚过“白痴”过，我们曾走过了从批判中学习的路子，其艰难危险常萦绕于心。那么这条路是否还要走下去呢？主观上我们愿意走直路，愿从正面学习，倘此路不通，也只好依然走那条怪异的求知之路了。因为有路总比无路好。从这个意义上断言，不分青红皂白甚至颠倒黑白的批判，虽然是十足的蠢举，但比焚书坑儒消灭文化不留片纸只字只言片语要高明十倍。
（载1992年7月10日《宁夏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