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介乎散文与政论之间的一种文体，杂文有着许多的独到之处。它相似于散文，又不同于散文；相似于政论，又不同于政论。给杂文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老牛虽“玩”了四五年杂文，对于什么是杂文，也只能是一种朦胧模糊似是而非的认识，如果考杂文知识，六十分可能是最高成绩。
有朋友曾问我，为什么写杂文。我也常常私下自问，是为了体现社会批判精神，匡正时弊，促进清明，挽颓局于将至，促民族以崛起；是为了传达信息，传播文明，以引导人启迪人教育人；还是为了自娱娱人，使自我宣泄，同好者也宣泄？应当坦率地承认，我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后者，能自娱便窃喜，能娱人则狂喜。当然这种境界是最低的，也非我的初衷与全部追求。然而社会确最终给了我这样一席之地，我也只能随遇而安自得其乐了。
能“革故鼎新，激浊扬清”固然最为理想，杂文家们可以在自己的园地纵横驰骋，自由发展，充分发掘自己的潜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凭借杂文家特有的敏锐、泼辣、深刻，凭借他们的献身精神和社会批判精神，凭借他们对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关切与热望，揭露腐败，鞭挞丑恶，扫除陈腐的道德观、价值观，扫除“左”的僵化的思想，为改革开放助威，为新思想新意识新观念的产生与传播呐喊，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历史的进步竭尽绵薄之力。这种境界，自鲁迅以后，真正的杂文家莫不全力追求，而且于今最甚。
能传达信息，传播文明，也不失为一种崇高的追求。杂文家以其独特的眼光独特的角度独特的手法，传播文明信息时代之声，其作用面与作用力也是独特的。许多的大杂文家在发挥杂文的此项功能上曾经做出了辉煌的成就，现代的杂文家也欲展其雄姿。
追求归于追求，但愿望却未必能很好实现。在如今诗歌散文界日子已普遍好过的情况下，杂文的命运仍然多舛，杂文家的道路仍然坎坷，说真话实话的人前程仍然难卜。改革十多年，杂文家被指责詈骂者不在少数，正在急速奔驰时翻身落马者也大有人在。于是，很多人偃旗息鼓，收起杂文之旗，沉默了；很多人“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去从事诗歌散文小说的创作了；很多人虽仍在写杂文，却畏首畏尾，不敢打虎，只拍蚊子；个别人把手术刀换成了“小号”，去歌舞升平歌功颂德溜须拍马了。杂文界实际上处在繁荣表面下的萧条境地。成千上万的报刊上，难以觅到真正忧国忧民的“诤言”。有张登载杂文的小报，摇身一变成了大批判报，后来干脆成了政治学习报。他们在发行广告中曾自豪地宣称，据某省某市某校言，该报（杂文）已成了政治学习材料。荣也，辱也？喜也，悲也？笑也，哭也？到了这个份上，你还写个什么劲！你写得再好，于政治学习还是顶不上“雄文四卷”和红头文件。
老牛本一智商不高学识浅陋之人，倘无“帽子”之惧与“棍子”之忧，或可不自量力，贸然去“革故”，去“鼎新”，但因为有了太多的禁忌，脑子便越发不好使，胆子便越发小，笔头便越发涩，于是便把那“社会批判”之心泯灭了。彻底掷笔，一来“弄墨”已成癖好，二来本是刀笔小吏，无笔便无饭碗，于是也便隔三间五来几篇小文，其目的，纯粹自娱，偶有或可娱人者，便投诸报刊，变为铅字，以博众人一笑，于心也便宽慰矣。
1992年春天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同寻常，对于杂文界更是意义重大。邓小平同志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谈话，对于纠正过去的一些偏向，为杂文家创造较为良好的环境奠定了基础。杂文家们呢，虽然进此行道，已养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不惊”的气质，但宽慰之情可以感觉得到。今后的日子，自娱娱人且“革故鼎新”之作必将纷纷“出笼”，且翱翔蓝天。
杂文家所追求的，其实并非杂文本身，而是清澈明亮的“天空”。
（载《学习与交流》199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