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念铁生
周国平
1
2010年12月31日凌晨，何东发来短信：“史铁生于12月31日3时46分离开我们去往天国。”
我正在洗漱，郭红看到了短信，在门外惊喊：铁生走了！我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失声恸哭。
铁生走了？这个最坚强、最善良的人，这个永远笑对苦难的人，这个轮椅上的哲人，就这样突然走了？不可能，绝不可能！
一直相信，虽然铁生身患残疾，双肾衰竭，但是，以他强健的禀赋和达观的心性，一定能够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活很长的时间。一直相信，只要我活着，我总能在水碓子那套住宅里看见他，一次又一次听他的爽朗的笑声和智慧的谈话。
我祈祷，我拒绝。可是，在这一瞬间，我已清楚地知道，我的世界荒凉了，我失去了人世间最好的兄弟。
2
婴儿的笑容智者的目光
周而复始的鸽群在你的天空盘翔
人生没有忌日只有节日
众神在你的生日歌唱
四天后，2011年1月4日，铁生的六十岁生日，朋友们在798时态空间为他举行了一个特别的生日聚会。空旷的大厅里站满了人，有人在演讲，我站在人群的外围。铁生透过墙上的大幅照片望着人们，望着我，那笑容和目光都是我熟悉的，我在心中对他说了上面的话。
3
孩子和哲人——这是我心目中的铁生。
铁生是孩子。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一定有同感，他的笑是那么天真而纯净，只有一个孩子才会那样笑，而且必须是年龄很小的孩子，比如婴儿。他不谙世故，对人毫无戒心，像孩子一样单纯。不管你是谁，只要来到他面前，他就不由自主地对你露出了这孩子似的笑。
铁生是孩子。和他聊过天的人都知道，他对世界怀着孩子般的好奇心，总是兴致勃勃地和你谈论各种话题，包括哲学和戏剧，物理学和心灵学，足球和围棋。他感兴趣的东西可真多，不过，像孩子一样，他的兴趣是纯粹的，你不要想从他口中听到东家长西家短的议论。
铁生是哲人，这好像是谁都承认的。然而人们困惑地推测道：
他残疾了，除了思考做不了别的，所以成了哲人。我当然知道，他的哲学慧根深植在他的天性之中，和残疾无关。一个保持了孩子的纯真和好奇的人，因为纯真而有极好的直觉，因为好奇而要探究世界和人生的谜底，这二者正构成了哲人的智慧。
那天生日聚会上，一位朋友悄悄对我说：“最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是铁生。”我一愣，诧异他说的是和平奖，不是文学奖，但随即会心地点头。世界之所以充满争斗和堕落，是因为人的心灵缺了纯真和智慧，变得污浊而愚昧了。孩子的纯真，哲人的智慧，正是使世界净化的伟大力量，因而是世界和平的最可靠保障。当然，斯德哥尔摩可能根本不知道有史铁生这个人，这一点儿也不重要，铁生的价值是超越于诺贝尔奖和一切奖的。
4
铁生是一个爱朋友的人，他念旧、随和，有许多几十年的老友，常来常往。我只能算他不老不新的朋友，关系似乎也不近不远，结识十六年，见面并不多，平均下来也就一年一次吧。我自己是个怯于交往的人，他又身体不好，在我结识他的第三年，他就因双肾衰竭开始做透析，每次去访他，在我都是一个隆重的决定。铁生喜欢有朋友来，每次谈兴颇健，可是我知道，我能享受与他谈话的快乐，却无法和他分担兴奋之后必然会到来的疲惫。
刚认识他时，我和郭红正恋爱，我还记得我俩第一次一起去访他的情景。郭红那天买了一本《收获》，刊有《务虚笔记》后半部分，看过几页，向铁生谈印象：“真好，一个东西，你变换着角度去说它。”他说：“就这两句，我听了就很高兴。话不在多，对心思就行。”他表示，书出之后，不但送我，也要送她。他的三卷本作品集，当即送了我们一人一套。我心中惭愧，如果是我，就会合送一套。我感觉到的不只是他的慷慨，更是他对个体的尊重。
和铁生结识时，我还没有孩子，后来，有了啾啾，再后来，有了叩叩。我相信，孩子对身处的气场之好坏有最灵敏的直觉。面对坐在轮椅上的铁生，孩子不但不畏怯，反而非常放松，玩得自由自在。当时三岁的啾啾，守在铁生叔叔身边，以推他的轮椅为乐。当时两岁的叩叩，合影时用小手摸铁生叔叔的头顶，告别时把额头贴在希米阿姨的额头上。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叔叔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以后会知道的。
我珍惜见面的机会，要省着用，最好是和合适的人分享，因此偶尔会带我的好友去看他，但一共就两回。我带去的人，必须是我有把握和他彼此能谈得来的。第一回，是铸久和乃伟夫妇。气氛果然非常好，铁生对围棋界的情形相当熟悉，饶有兴趣地谈着这个话题，而可以看出来，他只是借着这个话题在传达他的愉快心情。第二回，是雯娟。她因为喜欢，自己配乐朗诵了铁生和我的作品，那天把刻录的《合欢树》给铁生，他听了录音很高兴，说挺受感动的。此后某一天，雯娟接铁生夫妇到我家，然后我们一同到雯丽家晚餐。在雯丽家，他心情很好，谈正在写的一个长篇，后来我知道是《我的丁一之旅》。他说，他在思考灵魂的问题，不给灵魂一个交代，意义就中断了。他的结论是，灵魂是一种牵系，肉体作为工具会损毁，但牵系永远存在。又说，上帝给你的就是一个死局，就看你能不能做活。我觉得都很精辟。
5
两年前，《知音》杂志同一期刊登两篇长文，分别是对铁生和我的“访谈”，而所谓的“访谈”根本没有进行过，完全是胡编乱造。我在博客上发表了澄清事实的声明，铁生没有开博客，他的声明也发表在我的博客上。
在此之前，铁生那篇“访谈”的编造者一再向他求情，他毫不动摇。但是，声明发表后，要不要起诉和索赔？他的态度异常明确，对我说：我们的声明搁在那里了，已经备案，到此为止，以免被媒体炒作。我同意。其实我本来是有些犹豫的，觉得不起诉便宜了侵权者。另一位也是被《知音》侵权的作家，通过起诉获赔十万元。铁生的家境不宽裕，医疗开支又大，如果能获赔，是不小的补贴，可是他压根儿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我并非反对用法律手段追究侵权者的责任，只是想通过这个事例说明，铁生是一个多么正直又憨厚的人。
铁生待人平和宽容，然而，在这个喧嚣的传媒时代，他也有诸多的不喜欢和不适应。他未必拍案而起，但一定好恶分明。记得有一次，他送我书，对着腰封直摇头，而希米干脆生气地把腰封扯了。这夫妇俩的朴实真是骨子里的。
6
人与人之间一定是有精神上的亲缘关系的。读铁生的作品，和铁生聊天，我的感觉永远是天然默契。
去年春天，郭红想为一家杂志做铁生的访谈，打去电话，他和希米立即同意了。希米说，必须支持“下岗女工”。郭红因故辞去了原来的工作，所以希米如此说。我陪郭红前往，先后谈了两回。这次见面，距上一次已九个月，我们看到的铁生，脸色发黑，脸容消瘦，健康大不如以前。希米告诉我们，他因为真菌性肺炎住院一个月，出院才几天，受了许多罪，签了病危通知书，曾觉得这回真扛不住了。我心中既感动又内疚，夫妇俩对媒体的采访从来是基本拒绝的，却痛快地接受了这个时机非常不对的造访。
虽然病后虚弱，铁生谈兴仍很浓，谈文学，谈写作，谈人生，谈信仰，话语质朴而直入本质。采访过程中，我也常加入谈话。郭红已把访谈整理发在杂志上，我在这里仅摘取若干片断，连缀起来，以观大概。
铁生：文学是写印象，不是写记忆。记忆太清晰了，能清晰到数字上去，不好玩，印象有一种气氛。记忆是一个牢笼，印象是牢笼外无限的天空。
我：这与你说的活着和生活的区别是一回事。记忆和印象就是过去时的活着和生活。
铁生：深入生活这个理论应该彻底推翻。好多人问我同一个问题：你的生活从哪儿来？我说：你看我死了吗？这个理论特别深入人心，而且是包含在中国文化里面的，认为内心的东西不重要。
我：我们在文学上也是唯物主义者，只相信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就不是生活。其实，没有内在的生活，外在的生活就没有意义，更不是生活。
铁生：写作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开始写作时往往带有模仿的意思，等你写到一定程度了，你就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这时候一个真正的作家才诞生了，在那以前他还是一个习作者。大多数作家是没有问题的，一辈子是一个习作者。
铁生：有个很有名的人说，一天要写一篇散文。我觉得这是每日大便一次的感觉。每日大便一次还是正常的，这简直就是跑肚。
我：关键是有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就没有问题。
铁生：那就只剩下有没有房子和车子的问题了，实在太无趣了。糟心就糟心在这里，灵魂太拘泥于社会、现实、肉体，很丰富的东西只能在这些面上游走，甚至不能跳出来看看。
我：灵魂强大的人受不了这个束缚，就会跳出来。
铁生：灵魂可能是互相联着网的，人只是一个小小的终端。现在我们的这个网是在作乱，它都是终端在各显其能，造成一个分裂状态。
我：谁也不信上帝，都自以为是服务器。
铁生：因为不关心灵魂，中国人感受出来的全是惨剧，不叫悲剧。包括现在咱们的文学，写的也都是社会矛盾，生命本身的悲哀他感受不到。要我推荐，我就推荐中国人民得诺贝尔民族主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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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自然会涉及我们两人都关注的那个问题——死亡。
他告诉我们，他正在写一个比较长点的东西，第一部分叫《死，或死的不可能性》。他说：“我想证明死是不可能的。”我注意倾听他的论证，很欣赏其中的一个思路。
尼采说，我们虚设了一个永恒，拿它当意义，结果落空了。铁生说，正相反，恰恰是意义使一个东西可以成为永恒。甚至瞬间也是用意义来界定的，它是一个意义所形成的最短过程。因为意义，所以你能记住，如果没有，千年也是空无。
说得非常好。那么，意义的载体应该是灵魂了。他说：对，如果是一个独特的灵魂，你能认出来，如果是一个平庸的灵魂，你可能就认不出来。于是我们讨论灵魂的转世。他说：你转世的时候，灵魂带的能量应该是你此生思考的最有意思、最有悬念的事情，那样你被下一世认出的可能性就最大。他还说：我写的那个东西可能叫《备忘来生》，我希望到死的时候我能镇静，使灵魂能够尽量扼要地带上此生的信息。我提出异议：如果记忆或者准确地说，自我意识不能延续，转世有意义吗？他回答：我说死是不可能的，但我没有说转世以后的我一定是上一世的我。我说：这里你已经退一步了。他承认：对，退一步了，这一步必须退。我也退了一步，说：有一点在今世就得到了证明，就是灵魂和灵魂之间的差别太大了，而要解释其原因，轮回好像最说得通。
这次谈话半年后，铁生溘然长逝。不是久患的肾病，而是突发的脑出血，把他带走了。和死不期而遇，他会不会惊诧，会不会委屈？一定不会的。他早已无数次地与死洽谈，对死质疑，我相信，在不期而遇的那个瞬间，他的灵魂一定是镇静的，能够带着此生的主要财宝上路。当然，死是不可能的，他的高贵的灵魂就是证明。灵魂一定有去处，有传承，我们尚不知其方式，而他已经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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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谈话，铁生和我都感到意犹未尽，相约以后要多谈。相识这么久，这是我们第一次认真地展开讨论，我自己大有收获，铁生也很高兴。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好的方式，以后可以经常用。我和郭红拟订了计划，想待他身体状况较好时，做一个他和我的系列对话。因为血液的污染和频繁的透析，他有精力写作的时间极其有限，但他的头脑从未停止思考，如果能用一本对话录的形式留住他头脑中的珍宝，也推进我的思考，岂不两全其美？
然而，再也不可能了。我恨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自己。上天给了我机会，我本来可以做一件也许是我此生最有价值的文字工作，可是，我竟忙于俗务，辜负了这个机会。
（选自《散文海外版》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