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绍国
先生大病之后
我说的林斤澜先生大病，是说2001年12月末的那一次。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其实他中年时就曾晕死过去，那是冠心病犯了。这一次是急性肺炎闹的。先是感冒，他遵循贾母三法，停食、饮酒、蒙头大睡。从前是有效的，这回却不行了。他的肺本不完美，他说七八岁时就唠血；而我1979年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多痰，因为在楼上，又没有痰盂，只得吐在香烟壳里。二炮的温籍作家陶大钊告诉了我，先生住在同仁医院。这是次年1月7日的事，8日晚我即和哲贵飞北京，夜宿同仁医院边上，9日9点上楼探望。在门外，见先生耳鬓贴棉饼，点滴管、输氧管、呼吸机管……使人想起地下拉起的横七竖八的电线、山间盘根错节的藤蔓。每一呼吸，身体急剧起伏，恍惚中用手去拔掉这些难受的管子，而“特护”已牢牢按住他的手了。我和哲贵见他平静了，悄悄进去，不想在我们站定时，立即醒来，睁眼像是摆脱什么。看清是我们两个，满脸的兴奋和惊奇，他要坐起来，可是动不了。我说我们两个是在天津开完会，顺便来看看你的。又说了一二句宽慰话，便急急告辞。不急急，肯定要哭。陶大钊先生说：“我探访他，哭了，明知道哭不好，给他刺激，可是我没有办法啊！”
先生的女儿林布谷坚决反对我们的探望。我能理解。那时夫人脑血栓，在西便门，我和哲贵又去探望，林布谷在，送我们出门，手做打电话姿势，说：“有事通知你们。”
先生脱险后，得意地对我说：“我知道自己死不了。我每每醒来时，都觉得自己有足够的体力，能对付。”
陶大钊在京城，和先生住得很近，走一条南礼士路就可以了。
先生教导陶大钊怎么喝酒；陶大钊的女婿初次登门，送给丈人一个特大的进口的水果花篮，陶把它转赠给先生。他和先生过往甚密。陶对先生说：你著作等身，你不要写作了，身体第一。先生把陶大钊的话转述给我，问我的意见，我尽管非常尊敬陶老师，但我明确表示了反对。我是投先生所好。那时，他是非常自信的，他的创作状态没有任何改变。我太了解先生了，他是不会把笔放下的，笔放下了，就是鱼挂在树上了。我从先生处学会喝酒，处友，游山玩水，但学不会他对文学的咬牙献身。他对我是失望的，从他只言片语中听得出，而他最终还是明确同意了我的“人生快乐观”。而先生就不同了，夫人走了，朋辈至交叶至诚、高晓声、陆文夫、唐达成、蓝翎……走了，最重要的是汪曾祺走了，凉秋肃杀，即使有酒，也驱赶不走寂寥。只有文学，只有铺纸写作，他才愉悦，他才兴奋。他一生没有情妇，文学就是情妇。你读一读《门》吧，你读一读《十年十癔》吧，没有时间，就读一篇最短的《花痴》吧，你能明白先生对文学的态度。“三寸鸣鼓，八方搞怪。”“无事生非”，“空穴来风”。“有话则短”，“无话则长”。“小说说小”，手挥五弦。抽象，象征。独辟蹊径，独运匠心，独立门庭，独绝文坛。先生操弄艺术的过程是无比快乐的。他知道自己的成就，他是得意的。他并不孤独，不写作那就孤独！
先生很想到故乡温州来生活。多次对我说“我有故乡情结”。九十年代初想在温州买房子，我也为这事跑过，找到一个先生说的“又要马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房子。林布谷一早来电，说：“不要！”我也能理解做女儿的心思。可先生和夫人就是喜爱故乡，他俩都是温州市区人，同龄，17岁同在粟裕任校长的“闽浙边抗日干部学校”学习，后来相约先后到了台湾，在家两人都说温州话。他们对家乡的感情是很深的。也是在1979年，先生写道：“这两年日逐怀念故乡，那山深海阔的丰富的角落。有人说：作者的宝藏，是童年的记忆……”而后几乎是隔年来一次，借各种各样的机会，住各种各样的宾馆。面脸金色，心情花样。温州是先生的根，是他梦萦魂牵的地方。更主要的，故乡人物、故乡故事、故乡历史都会触发他的创作灵感。大病之后不久，就说“我要到温州走走”，又怕女儿不同意。终于，2003年10月，温州召开“世界温州人大会”，紧挨着又有一个“唐湜诗歌作品讨论会”，先生的老朋友邵燕祥、谢冕、牛汉都到了，先生顺理成章来到温州。先住温州饭店，后移师均瑶宾馆，直到夫人病危。住了几月，均瑶宾馆宿食竟不用钱，全免。2004年春，又一个机会来了，沧河小学迎来90华诞纪念会。沧河小学由先生父亲林丙坤创办，也就是林布谷的爷爷创办。这回林布谷送他的父亲来温，她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忙，只好早走，先生就留下来了。先生住天都大酒店，我单位温州晚报的总编刘文起是个作家，对先生说：“你只管住下来，多久都可以。”先生在故乡，向来不花钱。他像一个快乐的孩子，穿街走巷，见同学，会亲友，真叫“兴高采烈”。你说城西街的猪脏粉干好吃，第二天早晨他准在城西街了；你说县前头的遁糖麻糍好吃，第二天早晨他准出现在县前头了。太阳起，他也起，斜背挎包，走一个多小时，折回。他多去少年时熟悉的地方，而且把前一天的食物燃烧掉了。有两回，午后，温州下雨，啊，老人家竟在雨中步行！我说这不行。他说：“我少年就是这么走的。”“这是破坏性试验！”称回来喝一点点白酒，整个人神仙一样。但我说，这事以后不能再干，怎么也不行。
有一天，天都大酒店一位女服务员悄悄跟我说：“他中午慢慢地，把一瓶葡萄酒喝完了。”我想这有什么奇怪的。他一生与酒为伴。因为冠心病，医生在40多年前就警告过他，不能喝酒。生命是神秘的，个体差异很大。今天的医学，又说喝点酒对心脏有好处。我想说的吧，先生的破心脏一直服务他，最后是肺器罢工，心脏也只好停跳。汪曾祺不是死于酒，先生也不是。先生喝酒海陆空，葡萄酒、啤酒、白酒、洋酒都喝，中午可喝，晚上要喝，入夜拉他起来，也有兴致，几近全天候。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我们不大劝酒，他自己的车刹也挺牢的。最有趣的是说自己的前列腺比我、吴树乔、哲贵好，要我们不撒尿，跟他比喝啤酒！
我知道，先生兴高采烈的时候，开怀喝酒的时候，正是创作状态良好的时候。酒桌上，常常眼睛发光，惊异地悄悄说，“今天见到一个人，是我的初中同学……”怎么怎么。或者说，“我今天站在蝉街一个地方，忽想脚下当年就是一口井，我外公……”怎么怎么。我知道，他被触动了，有想法了，来灵感了。
在温州，经常出游，都是原《文学青年》编辑吴树乔开车。吴树乔是老车手，循规蹈矩，高速路上快慢都像时针，叫人放心。先生喜欢坐在副驾驶座，每次上车，我都说：“绑起来，绑起来。”吴树乔接着也说：“对，绑起来。”先生自己也说：“绑起来，绑起来。”他便拉过安全带绑起来。车一开动，特别是饭后，他即睡着了，斜着头，有轻声呼噜。睡足，即聊天，主要是他说话，说掌故，说文学，说人物，说制度。很有趣，很到位，很公正。比如老舍，他说老舍有恩于他，但新中国成立后的老舍是个两面人。邓友梅是他一生密友，但八十年代末以后，大失品格。他说他去革命的原因，一是没事做，没饭吃；二是当时的国民党也实在腐败。与他交谈很随便，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问，问什么都有答案。
记得最后一次出游先是到衢州。衢州的牛蹄真是香！当地人说衢州有个神秘石窟，次日就去看了。我们看了，先生说，我来过，还写过《农民的梦》。回家翻文集，还真有！回程时，他聊刘白羽的散文，称甜得发腻，又聊到丰子恺，丰子恺的漫画、书法和散文。先生说丰子恺的散文《塘栖》最好。丰子恺称自己到杭州，坐火车一小时即到，却要坐客船，走两三天运河，在塘栖过夜。塘栖的小吃很好，盆多量小，慢慢喝酒。称船上吃枇杷是件适意的事，皮和核可以丢在河中，然后洗手。我说我们到丰子恺的嘉兴去吧！先生说“好”，吴树乔说“好”，于是把车从浙西南开到浙东北。在嘉兴慢慢玩了一圈，先生最后领我们到了石门湾，丰子恺故居。先生是第二次来了。
2004年夏，好像是《北京文学》有什么活动，请先生回去，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故乡。
先生许多重要著作，是故乡触发的。重回故里，常会催生灵感。短篇是灵感的艺术。一部《矮凳桥风情》，17个中短篇组成，是1979年回乡的成果。《乡音》是和少年老友团聚，忽然产生激情。《井亭》是重访闽浙边平阳山门的产物。还有《十年十癔》中的篇什，如《氤氲》。大病之后，先生陆续写了30多个散文随笔和10多个小说。其中短篇《隧道》和《去不回门》也是他的杰作。前者写人生人世，后者写生命人性，前者似刀，后者似禅。有一篇像小说又像散文的《元戎》，以刘伯承为原型的，写爱护生命，是惊魂之作。散文《点穴》、《沧河短草》、《惊心——混账记略》，是艺术精品。
林斤澜2005年说：“我每年总想到温州住几个月，布谷不让来。布谷对我说，什么时候一起去，可她那么忙，怎么走得脱。我甚至对布谷说，到最后，我总要整个交给温州。我的话说到底了。”布谷还是不让。耄耋之人，心肺又不好……我能理解这位独生女的拳拳爱心。而我也有我的想法，人生暮年，适宜活着，愉快为重。温州有那么多的亲朋戚友、同学熟人，热爱他的晚辈后学。温州菜最合他的口味！这个“山深海阔的丰富的角落”那么温润，空气那么好。每年住几个月，心情舒畅，写点东西，对他的身体有好处。精神状态良好，免疫力强，疾病往往畏葸。2006年，一个好同学委托我，邀请作家看温州，我制造一个“林氏团”，多是先生的下辈至好：章德宁夫妇、刘庆邦、韩小蕙、徐小斌、阿成、何立伟我把情况告诉先生，先生也很快活，好像来温很有把握的样子。过两天，我再问，先生有些低沉。我撺掇说：“多好的机会啊！”先生说：“买了飞机票，我只管走，布谷也要我不得，可这样不好。”章德宁也给布谷打了电话，无效。我伤神，恐怕先生今生今世是来不了了。但，我还是努了最后一次力。2008年9月，温州又要筹备第二届“世界温州人大会”。我想让先生最后见一面故乡。我同温州文联说，这回要邀请林布谷。我也同先生说了，先生不是“哈哈”，这回是罕见的“嘿嘿”。文联报批，得到同意，可是不久，先生又病重住院。
我上面所述，好像先生的死因是长别温州。不是的，自然规律谁能放过！我只是说，倘若常回故乡，身心情形可能会好一些，能多写一点东西。能多写一点东西，对先生是多么重要啊！2004年，先生对我说：“萧军八十岁时，北京作协在民族文化宫为他开会祝寿。萧军声明从此封笔。我向前致贺，他笑道：‘到时候大家都一样，你也封笔。’可是我想，我为什么要封笔？”
但，先生同样封笔！随着体衰，想象力日益枯竭。笔力不逮，又反过来影响身心。封笔，对先生是多么可怕的事啊！先生就是在这样互为绞杀下，走向死灭！
先生九十年代写过《门》，2003年在温州写了《去不回门》，2004年在温州开写《十门》，到北京陆陆续续写了“三门”或是“四门”，便写不下去。或是进京探望，或是在频繁的电话里，我总问他的写作。问他的写作，我能探测到他精神和身体状况。2007年，他已很少表露写作的快乐，2008年以后，似乎有些回避谈写作了，渐渐地，我也不多问了。
2008年10月14日，刘庆邦给我一笺：
绍国：节前我和德宁、徐小斌一块儿去看林老，林老有些悲观，话也不想说，说他该与这个世界告别了。我们送他回家，看老人家走路还可以。庆邦11月14日，我和吴树乔等人来到和平门先生的家里。他很快活，仍然“哈哈”，问温州，问我的女儿、树乔的女儿。许多是重复之前电话里的问法。他的声音已不洪亮，已差底气。今年以来，总说自己老了，声音越发消沉。每次和先生通话以后，总要难受一阵子。
2009年4月10日8点05分，我接到先生九妹林抗师母的电话。说先生病危，全身浮肿，神志时清时不清，要我有心理准备。我想立刻飞到北京去，但又立刻取消这个念头。倘若来到先生的床头，呼叫一二声，昏迷中他又醒来，知道自己要死了，这是多么不好的事啊！所以，我当日发给章德宁的信息中，说先生“早点走也好”。
次日18时08分，汪朝（汪曾祺先生小女儿）给我发信息：
“林叔叔去世了，你知道吗？”我在开车，没有听到。5分钟后，章德宁来电，我才听到这个消息。意料之中的事，可是我怎么也控制不了自己，把车停在路边，摇上车窗，泪如泉涌。先生是16时46分走了的。
17日，我和哲贵、吴树乔、吴琪捷、钟求是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兰厅和先生告别。八宝山据说还有其他公墓，上了级别的人才上革命公墓，而有的人认为兰厅还不够，应当是更好的厅。我觉得不必，这太无所谓，先生不在乎。先生甚至不喜欢这里。先生是人民作家，真正的人民作家，不是别的家。先生人已经消失了，已经没有了，完完全全没有了。先生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更不知道有多少悼念的人、是些什么人、多少花圈花篮、什么挽联了。我们知道，他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小说、散文和文论，知道他留下了泣鬼神的艺术精神，而今天，他已经一点也不知道了。
26日11点30分，先生的骨灰，落葬在北京通州的通惠陵园。
先生周年祭
是春天吗？温州已经入春，虽然瓯江两岸杜鹃花没有动静，而我家楼下紫红色桃花开了，奶白的玉兰花也开了。这是2010年3月25日下午，北京沙尘暴刚刚过去，天高风响，路面还有冰渣。两辆出租车出北京东郊，入京通高速，再入京哈高速，从白庙出，南走通州原野，不见飞鸟，凋敝荒凉，正处冬的尾巴上，倒也干爽。
温州五位作家，王手、哲贵、马叙、东君和我，到通州通惠陵园给林斤澜先生谒坟。清明节没到，陵园少人，卖迷信品的男女一拥而上，我们摇摇手，只到一个花店买了两个花篮。陵园前边是乱坟岗，先生所在的区域规制好些，墓碑也整齐些，但我在去年4月26日参加葬礼时候在心里做过标记，今天一下还是走错了。这里不分区，不分排，不分号。像是人人平等，这倒也好，也合先生之意。
先生曾说过“落叶归根”，说过“到最后，我总要整个交给温州”的话。2003年，在温州，我和哲贵陪他和他的妹妹妹夫们到黄龙公墓去，给他的父母谒坟。后来在边上转了转，他的神色也微笑，也深沉，可始终没说什么话。那个公墓阳光普照，松柏葳蕤，气清人静。但是规模不够大气，稍微凌乱，统一性弱。先生安葬在通州，他可能想不到。先生信奉佛教，不甚虔诚，不信轮回，但相信人死后灵魂存焉。我唯一不相信先生这一个，在我看来，人同任何生物一样，一死便什么都没有，当然，葬在何处更是无所谓的事。
通惠陵园，倒有两只黑鸟飞来飞去。我想起去年，先生的骨灰盒被刺目的红布包裹着，一个年轻的司仪，故作悲痛读着千人一律的祭文，高亢而沉闷，余华、章德宁和我流泪了，因为当代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就这样被一个拿钱的俗人“打发”了。余华后来说了两个字：“荒谬！”我的心显得空空荡荡的，却毫无办法。
先生的一生不平静。1937，民族危难，14岁的林斤澜投身抗日的洪流。蒋介石政府不讲民主，不讲自由，腐败了得，林斤澜加入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党外党内，险象环生，明枪暗箭，毛骨悚然。1946年潜入台湾，次年终于被捕，差点被流放到没有人烟的火烧岛。由于被捕，历次运动都要被审查。甚至有人说：“等到解放了台湾，看你林斤澜怎么说！”1957年反右，北京文联成立林斤澜专案组，虽然最终“漏网”，可也魂魄冰冷，短气长吁。1961年，女作家刘真揭发林斤澜在西双版纳要出逃缅甸，审查再三。“文革”时温州也有人写材料，说四十年代林斤澜就是国民党三青团，林斤澜牛棚中被拉出来，军宣队又是一再拷问。纵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也焦急过，愤懑过……
现在安息了。也好。
我与先生的老友邵燕祥夫妇约定，次日在新侨饭店见面谈天。
邵燕祥说新侨饭店在哪儿，怎么走怎么走。我到了，原来就是同仁医院的边上。先生得病就住在这里，多年来进进出出，2001年末第一张病危通知书就是从这里发出，我和哲贵就到这里看过他。当然，先生也是从这里去世。邵燕祥对我说，中国文坛许多会议就是在新侨饭店开的，这里是风起云生之处，是一个象征地。1978年，林斤澜曾在这里的会议上发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都谈文学外部的事情，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谈谈文学内部的事情？”那时政治斗争的神经还绷着，有人认为林斤澜的话不合时宜。
当年的老上级黄先河（他的夫人也是林斤澜的同学），新中国成立后做了第一任温州市市长，写信给林斤澜，意思要林斤澜回来，当宣传部长。林斤澜拒绝了。这个有着强烈人民观念和祖国情怀的人避行政道，决然毅然走上艺术之路。他读鲁迅，接近沈从文。编辑家章德宁说：“在各个时期，林斤澜的短篇小说艺术，总是走在中国作家的前列。”他的小说《门》、《白儿》、《黄瑶》、《哆嗦》、《去不回门》、《隧道》、《溪鳗》、《李地》等是中国小说的瑰宝。他歌颂国人生命的韧性，思考中国的已往和现实，心得深刻。雷达说，林斤澜的风格是极其独特、无法重复的。他去世后，白烨感叹“中国短篇小说从此无大师”。林希也称之为“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师、大家公认的短篇圣手”。李敬泽说，林老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近乎已成绝响的文人，他很有文人的风范，他毕生的写作为中国短篇小说艺术的发展，包括对中国现代汉语可能性的探索都是做出了很独特的贡献。
躺在病榻上的斤澜，虽然失语失声，但眼睛和胳膊都还能自主地转动。我走上去首先向他伸出大拇指，这既是对他的生存勇气的鼓励，更是对他在中国历史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人文品格的赞颂。我认识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斤澜从没有伤害过文友。记得在1957年反右期间，他总是紧闭双唇或以各种理由逃避会议。因而，他似乎理解了我伸向他拇指的意思，脸上的冰霜慢慢地开始融解，继而出现了一丝快意的笑容。
我的眼圈红了，为了怕让斤澜看见我的眼泪，伤及他病危的身体，便紧握了他的手一下，慢慢离开病榻。这时我才发现，心武不知何时离开了病房。陪我同去医院的妻子，低声告诉我：“他在阳台上流泪呢！”我在阳台上找到了心武，劝他节哀的同时，眼泪也涌出了眼帘——之所以如此，因为斤澜是我们忠厚的文学兄长。
这是丛维熙《最后的微笑——悼斤澜》中的两段。文中提到的刘心武先生，在林斤澜去世后，写有《人淡如菊文如金》。“文如金”固然对，“人淡如菊”说对了一部分，他人生的常态，即在名利上的确做到“淡如菊”，但先生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感情强烈。邵燕祥说：“在他独处的时候，在他沉思的时候，在他与朋友谈心，质疑某些人情世态的时候，他不笑，他的脸上甚至罩着一层愁云。他睁着两眼盯着你，要倾听你的意见，你会发现，他一双严肃的眼睛上面，两眉不是舒展的，微皱着。这时你想，他是仁者，但不是好好先生，不是和稀泥的。他胸中有忧患，他因忧患而思索。”
他最终同浩然分手。浩然被茅盾称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一个”，对农村严峻的现实视而不见，鼓掌“艳阳天”；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之后，他仍然歌颂“金光大道”，高唱路线斗争，是无作家良心。“文革”中，被江青所青睐。四凶覆灭后，北京批斗浩然，林斤澜高喊：“浩然是好人哪！”遽晕厥。林斤澜这样认为，浩然写《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出于单纯，和江青靠近也不特别主动，可以理解。作为北京市文联革委会的实际负责人，虽然对********等负有责任，但他比较温和，为人厚道。1978年后，林斤澜两次在家摆了“团结宴”，王蒙、邵燕祥、从维熙、邓友梅、刘绍棠都参加了，浩然拘谨。林斤澜以大哥身份，称过去的事不提，多多写作。其他人都没提，只是刘绍棠说了一句：“‘文革’中你在通县大会上指名大骂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苦农民了，你怎么还那样呢？”当面的质问情有可原，林斤澜赶紧说，我们喝酒，重新开始。浩然也做了几句解释，刘绍棠也就一笑过去了。
但，浩然并没有客观地反思文革，更没有好好地反思自己。浩然说：“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包括《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之战》……）后悔过，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这就叫林斤澜失望和难受。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一次看似重大的会议上，浩然说：“文学就是宣传。要把文艺事业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作家要重新组织，整理阶级队伍。”经过各种运动的人，该知道“整理阶级队伍”意味着什么，令人不寒而栗。
2007年，北京市评审第二届文学“终身成就奖”和“杰出贡献奖”。第一届“终身成就奖”得主是王蒙（王蒙这大半生拿走了够多的奖），不少作家认为第二届应该给林斤澜了，而陈祖芬、毕淑敏、曹文轩提出要给浩然，大约理由是两点：一、浩然的影响大；二、浩然快不行了，林斤澜身体还行。刘恒、刘庆邦、史铁生、邹静之认为应当给林斤澜。后来得“杰出贡献奖”的史铁生说：“如果‘终身成就奖’不给林斤澜，那么设立‘杰出贡献奖’也没意义了。”刘庆邦有些激动，说：“评文学成就呢，还是评什么影响力，浩然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力！”这结果是投票表决，林斤澜胜出。我把大概意思通过“伊妹儿”问了参加投票的当事人徐坤，这位狡黠答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既然你已知道，就不必我回答了。呵呵。”2012年10月，在温州，此事的主持人李青说：林斤澜获得了三分之二的选票。为林斤澜争取胜出，史铁生表现最为激烈。颁奖词是曹文轩写的。
尽管“淡如菊”，林斤澜和我的通话中还是有些得意：“今年我得了两个奖，一个是蒲松龄奖，一个是终身成就奖。”
我感到苦涩。我想到，郭沫若的文学成就怎么能同沈从文相比，一个如日中天，一个厄运多舛。被文坛广泛敬仰的巴金，写了《随想录》，有大人物咬牙点名：“那个姓巴的……”
通惠陵园。林斤澜的骨灰就在我们的脚边。王手、哲贵、马叙、东君和我都无言。著作等身，卓尔不群，高尚完美的人生，一生一世的进步事业……浙闽山门，温台交界，雾都重庆，隔海台湾，干燥京华。世相如戏，人生如梦，边晴边雨，该暖实寒。我们很快走开，天空清明也混沌，有白云飘忽，不知所之。
（选自《山花》200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