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适夷（1905-2001）作家和翻译家，浙江余姚人。1926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48年重新入党。历任作家出版社副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副社长，先后担任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协理事、主席团顾问、名誉副主席。
因为爸爸的关系，我对楼适夷先生称楼伯伯。
日前友人晓凯以他的《七闲堂诗稿》赠我，翻到其中有七言绝句和律诗各一首是怀念楼伯伯的，就念了给妈妈听听。妈妈由此提起了50年代的旧事，也不过是闲谈，并没有很特别的内容。那是在上海参加出版发行会议，妈妈是新华书店的人，楼伯伯是出版社的人。楼伯伯在那个会上有个发言，对于出版社的书籍印数都被“小辨子”掌握——书店发行所的做法是到门市部的营业员中汇总书籍订数——十分不以为然；他的情绪有些激动，嗓门儿老大不小的。听到这里，也引出了我的若干记忆，随之再查看了一些材料，关于楼伯伯这个人的性情，话题实在不少。
先看他与冯雪峰伯伯的故事。冯伯伯1976年去世后，楼伯伯即着手搜集其遗作。这年里他写信给爸爸提到这件事，曾在月余的时间里数达三次之多，可算是非同寻常吧。他也说到了他做这件事的动机，并希望得到爸爸的配合。这里仅引其中一段文字：
雪峰同志逝世后，我正设法搜集一些他未发表文字，闻夏熊交鲁编室有他所写材料约十万字，我所搜到的约四五万字，如果不使你为难的话，我想见到未见的材料，抄写下来。我不会外传，只是以此纪念亡友而已。他临终前为我给组织写了详细证明，我一辈子及我的子孙，都将永远不忘记他，听说你送了他的临终及亲视含殓，我对你也极为感谢。（11月15日）另外的两封相关的信，写于12月6日和12月20日。说到这里，小子妄言一句，他对故友冯雪峰，不止有怀念，不止有感激，肯定还有歉疚。
楼伯伯晚年居住在团结湖。迁到这个住处之前，住在北京站前的苏州胡同21号平房小院，该处再早是冯雪峰伯伯的居处。1958年冯伯伯落难后主动要求迁出，并自行归还了所有公家配给的家具。继而，楼伯伯分得了这处房子迁住进去。见过有的文章里说，楼伯伯后来很为此举追悔，然而据我所知，他的追悔并非因为住进了老友的旧居，而是因为他在冯伯伯迁出之前，曾明确表露过催促之意。
楼伯伯曾至少有两次因冯伯伯痛哭，惟原因大不一样。一次是1957年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因夏衍以长篇发言举出了冯的“历史罪状”，楼伯伯当众痛哭，指冯伯伯欺骗了他，那年他52岁；一次是1976年在自己家里，与他的小友董学昌谈到冯被划右派的事情，他捶胸流泪说冯是冤枉的，那年他61岁。此外梅志先生也提到过，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因为在工作方面对胡风有些意见，楼伯伯也曾在两人谈话中痛哭起来。
楼伯伯对周扬的态度也很能反映出他的性情。周扬一生的很多时候都处在一个相当特殊的位置上，艺术家认为他不是艺术家，政治家认为他不像政治家（王蒙语意，详见《不成样子的怀念》），笔者在这里也不知称他先生还是同志，只好直呼其名了。像文艺界的很多老人一样，楼伯伯对周扬的意见根深蒂固。这种意见的合理性另当别论，但应该不是个人恩怨能解释的。他对自己的这种意见不仅不加掩饰，有时还会主动出击。在与爸爸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的编辑工作，都触发了他对周扬的不满：
关于《郭集》的事，吴伯箫硬拉我，我已辞了三次，决定不干。（一）周公挂帅，不投麾下；（二）郭文芜杂，全集难搞；（三）我想写作，力避杂务。但吴老情谊难却，又不忍绝之过甚，不免作为私人略供刍荛，想问问你年来组织鲁注经验，借花献佛，乞诸其邻而与之，好吗？当然还有别的话。（1981年3月28日）杭会情况，您已了解，……我是想对历史问题说几句话，让元帅稍稍头疼一下而已，反正他们会搞些小动作报复，我也无所顾忌。……《茅集》编委，许觉民来征询过我，我当即明白告之，有那元帅掌旗，我决不参加。至于那位先生已经挂了三面（瞿、鲁、郭）帅旗，再加一面，也不会多，我看您还是不必出力了，如果他们邀您参加编委，您当然可以开会去去，了解了解。犯不着多投入精力了，反正有人会搞。（1982年11月18日）楼伯伯对于周扬的不以为然，至少有三个因素：一是源于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出于对鲁迅的维护；二是源于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不满意周扬的作为；第三虽然是稍稍上不了台面的因素，但未必无关紧要，楼伯伯是1926年的党员，比冯雪峰伯伯还早了一年，1931年加入左联，也比周扬早了一年，他在下面的信里，即流露了因为在党内和左翼文坛的资历而自重的情绪：
例如曾见谓周扬是左联成立时重要人物之一，其实那时他还在田汉家作食客，连作家之名还没有，他是为冯夏（经请教朱正先生，认为应指冯雪峰、夏衍二人。）看中，32年左联成立后第三年才作盟员，入党的，下半年才接丁玲《北斗》之班，主编文学月刊的。（1991年8月9日）这只是说明他对周扬存有看法的一面，但在后来看到周扬不无凄凉的晚境时，他还是表露了同情甚至是不平。在他致王元化的信中有这样的话：
后来我读了由他署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而且从此失宠，还有撤职、辞职的事。我知道文章不是他写的，但能组织这样的文章，公然署名发表，我对他印象大好转，太惨了，在医院变成了植物人，连苏灵扬都几个月不去看他。……追悼会过了好久才开，可惜我没收到讣告，否则一定上八宝山去告别。从此以后，报上不见友人一悼文，家乡人纪念他，要办一个“起应文化中心”，连周扬的名字也不敢用了，天呀，五十年文坛领袖，“一言而丧名”矣。
这段话原文不是很流畅，但语意是贯通的。其中说到周扬的境况，以及自己对周扬的看法有所改变的原因，似乎是兔死狐悲的情感也有一些，物伤其类的情感也有一些。
下面的事是听爸爸说起的，当时少问了一句话，所以到现在已不知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估计是“文革”前的旧事。那是在一个早晨，爸爸经过楼伯伯的办公室，见他敞着房门，正在伏案看什么材料，可能是老眼昏花的关系，他的头埋得很深很深。这使爸爸心生恻隐，敲敲门走过去问道：“是不是看得很辛苦啊？”让他意外的是，楼伯伯很快站起了身，并把他推向门外，同时说道：“我不要你的温情主义。”爸爸在惊吓的同时也有些自责，以为不该去打断了别人的思路，但是在此之后，楼伯伯还在作协的会上提起了这件事，认为这反映了某种“不健康”的思想。爸爸这才醒悟到面临的是意识形态问题，好在与会者无人附合，事情便也不了了之了。以楼伯伯的年龄和身份，其举动实有些匪夷所思，尤其是不适当的身体接触，闻者唯摇头苦笑。另外1958-1960年，楼伯伯和爸爸都在作家出版社的期间，楼伯伯曾经提出过要批爸爸，原由是爸爸在鸣放中曾经说，社里存在某些浪费公物的现象，缺少解放前的经营者和从业者那种精打细算的作风。楼伯伯这次的提名也是以无人附议不了了之了，这事是早年偶然听大人说到，越是想弄清楚他们就越是守口如瓶了，推论起来与前面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件事，也不知道有无联系。
现存楼伯伯给爸爸的信有近40封，时间最早的也在70年代中期了，这些信中所反映的二人关系是相当融洽的。楼伯伯对爸爸谈论的内容，最多的是鲁迅著作的编辑，后来也谈到请爸爸为他的作品编辑结集的事，甚至谈到不足与外人道的令他头痛的家事，至少还有两次，在爸爸的工作面临抉择时，爽直地表示了他的看法。
80年代初，出版社搞改革，要搞经理制，不知什么人出了主意让爸爸去做经理（差不多是在同时，鲁迅博物馆的李何林先生，也曾提请爸爸去继掌鲁博的事务，并且上下进行了多方工作，那件事爸爸很明确地谢绝了）。对于自己服务了20多年的出版社，爸爸似曾有心尝试推进它的工作。楼伯伯在这中间也写信表明看法，他希望爸爸在家里读书和写作，远离俗务：
听说你要荣任经理了，真怪。《鲁集》结束，您不是想多念些书（么），您那扬尘的文章写这么好，多希望您以后多写些，当了经理先生不是更忙了吗？（1981年3月28日）当时家庭里面的意见正好也是与楼伯伯一致的，不太支持爸爸去做他不熟悉的行政工作，上项事最终被否决。稍晚，爸爸主张趁巴金在世时，进行《巴金全集》的编辑工作，并开始亲躬其事，楼伯伯也写信表示不以为然。一方面，他是善意地希望爸爸得到休息，因为爸爸当时也是古稀之年了；另一方面，他是对此事本身也很有看法，不同意作家还在世时就编《全集》，他的用语相当尖刻不留余地，援引只出版过文集的“大作家”强调自己的观点，我猜他指的是瞿秋白先生。
《巴集》谁做你的助手，让年轻的多做些，你不可多费目力了，少作具体工作，保护精力，保护目力。有人未死而出《全集》，有壮烈牺牲、人民喜爱的大作家只能出《文集》，甚至少出其书，这考级不知由谁定的。（1991年4月2日）……眼睛不好身体差，何必为活人编全集，出版方针，真太难理解了。（实在是对作者的侮辱，似乎令他从此封笔了，你还是保养身体，高兴时自己写点要写的东西，何苦老犹为人作嫁衣裳）。（1991年8月9日）但这件事爸爸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楼伯伯晚年曾与爸爸商量编个人作品集的事，他的信里，流露出的是充分信任和深情重托。楼伯伯把自己的作品送给爸爸时，题在扉页上的称呼也是不尽相同，或为“仰晨同志”，或为“仰晨兄”、“仰兄”，或为“仰晨吾弟”，不知这种随意性是否也说明着他的性情。
我在80年代初曾尝试翻译日本文学作品。楼伯伯是我慕名的翻译家之一，经爸爸介绍，曾带了自己的习作，去楼伯伯家中请益。那时他还没有搬去团结湖，仍住在苏州胡同的平房院里。我带给他看的，是两个短篇小说翻译习作，一篇名为《温柔的女职员》，一篇名为《来客》，后来分别在《青海湖》和《边塞》两个刊物上刊用过。现在只能找到他就前一篇小说写给我的意见：“译稿已阅，并无什么误译，个别语气，稍微作了一些修改。原作很不健康，写鬼怪、凶杀，又带些黄色。作为练笔，也须选择一些健康的作品。适夷”。我那时轻狂浮躁，原本就听不进意见，他的字条给我感觉像是个“马列老头儿”，不如其他父辈可亲近，就此便对他敬而远之了。多年后我看到孙绳武伯伯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当年的翻译编辑工作担负了“替人民过滤‘不良’文学”的责任。可能楼伯伯为我看稿时也保持着这种习惯吧？
以后我再没有去看过楼伯伯。他曾送过我一本他的译作《牵牛花》，扉页用毛笔题了“小平小友惠存，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适夷”，此书是志贺直哉的小品集，是请爸爸捎来给我的。再以后他给爸爸的信中还曾提到，“小平要学日译，请来。”然而，他的书我是“惠存”了，他的家却再没有去“惠顾”，再没有去向他请益过。回想起来，是自己太不成熟，轻易放弃了学习的机会。这是我自己不能容物，于楼伯伯并无损失，他恐怕始终未能明白我不再露面的原因。后来我只在年末寄一张贺卡，也并没有每年做到，这是想到就会自责的一件事。他去世前后我远在北美，未能为他送行，留下了永远的追悔。
楼伯伯的思想在晚年好像有了很大的转变。有意思的是，他才不像我一样拖泥带水，他可以因为思想的不合，不惜与昔日朋友反目。杭州的史莽叔叔，就曾为他这种绝决搞得不知所措。史莽致爸爸的信中曾说：
适夷老看望过吗？他去年来信与我“绝交”了。原因是我在信中对促使苏联党亡国散的戈氏说了几句愤话，又为其坚持马列的女婿（梅林）说了几句好话。他竟如此，使我手足无措。难道思想认识问题，非要势不两立，“二虎同穴，谁死谁生”不成？前不久，他又写信给河清老，要他“挽救”与我的关系，“恕老头昏悖之罪”。我还没有想好，该如何答复他。（1992年2月8日）楼伯伯之率性行事，一至于此！舒芜先生曾说他是个“老天真”，真是一点儿不错，真是个可爱又有些不可捉摸的老头儿。史、楼两位叔伯的交情后事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这些说明楼伯伯性情的事例，应该各有其产生的背景。在此只是把它们作为趣事罗列，不是对他作出什么评价。我想，无论是对于楼伯伯，或是对于从那个非正常时代生活过来的其他人，都不必用政治是否正确、品行是否高洁的眼光去审视他们，否则就是我们自己存在偏执了。
此文通篇都是说长道短，楼伯伯有知，幸勿怪我。
200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