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又惹妈妈生气了，因为很小的事。
早晨她打电话来说，蒸了白薯，来吃吧。于是我放下手里的事，换衣服换鞋下楼。我和妈妈分别住在21层和15层，是同一座楼相邻的两个单元，中间有相连的通道。平常我早餐都是自己弄的，午餐和晚餐才过去。妈妈知道我喜欢吃白薯，所以打这个电话过来。但是对我说来，更衣和上下楼是多出来的麻烦，何况手里做的事被打断了，何况订的牛奶带下楼还要带空瓶回去，不带下来意味着一餐饭要分作两处吃，都是我不情愿的。
结果下楼是下楼了，却对妈妈说，这次来就来了，下次别再喊我了啊。这显然让妈妈很不高兴，午餐时我早忘记了这事，妈妈又提起来，并说，以后再也不喊你。我有点儿后悔和自责，多大点儿事啊？随和点儿不就过去了吗？对妈妈，小声解释她听不清，大声了会被当作发脾气，只有马马虎虎是上策。哄好妈妈是儿子对她的责任，也是对故去的爸爸的责任。
妈妈一生平淡。十多岁从湖南老家跑出来求学，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做过教员，做过报社和书店的职员。我听到的有关她稍稍有趣的故事，一是在桂林做教员时，被国民党抓过，原因是一名向她做过宣传的共产党员被捕后，举报她也是共产党，后来劳烦了一个排的大兵，从桂林押解她回老家关进了县牢，叨光于吏治腐败，经外公托情便保出来了。二是脱出牢笼后又回广西，在阳朔参加过一只不是共产党游击队也不是民团的临时武装，隔着一条河，对行进中的日本军队进行过武装骚扰，据说结果是让日本人改变了行军路线，不过我想更可能的是她自己也搞不清结果。建国后到她离休，除在崇文区委工作数年，其余时间都是在几家书店进进出出。
自己对妈妈最早最完整的一段记忆，要回溯到50多年前，那时她在北京市新华书店任宣传科长。在某个“五一”或“十一”的假日，她带了我去单位值班，从南河沿家里到王府井也就是十分钟的路。我们在楼顶上，看长长的没有尽头的游行队伍，他们沿王府井大街向南，汇入长安街上更浩大的队伍。游行者奏着鼓乐，妈妈也为我找来了一只红色的长腰鼓，但是没有鼓槌，于是她去楼边折一段树枝。中间看她十分费力，我曾要她放弃，但她还是坚持把那段树枝折了下来。树枝在我手里敲不出鼓点，转眼就厌倦了，我顺手把它从楼顶扔了下去，差不多同时想到了它的来之不易，偷偷看看妈妈，心里非常歉疚。那时的书店是座不大的旧楼，从王府井街上走过，可以看见它侧门内暗红色的木楼梯，它的北边是家皮草店，南边是一条胡同好像叫黄土大院。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生病住过医院。当时在京郊密云参加“四清”的妈妈，来医院看过我一次，她风尘仆仆地赶来，穿着很陌生的短大衣，显得并不是那么熟悉和亲近，我小心地去摸那件蓝布衣里面又白又长的羊毛，还没明白自己要搞清什么，她已经要走了。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史无前例”开始了，妈妈从密云回到家，当天半夜又被车接走了，那匆忙和神秘的一幕，让我想起苏联电影里看过的肃反故事。经过集中学习，妈妈直接被派到运动初期的北京女三中，担任工作组组长。那时学校里搞武斗，学生们用一米来长的棍子殴打校长，妈妈去阻拦的时候，被棍子误打在右上臂上，几个月过去还说痛，可见那些女孩子下手之重。后来工作组很快撤出了学校，再过后才看到毛泽东发表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才听到刘少奇自我检讨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工作组进出学校是奉命行事，上层的斗法他们浑然不知。工作组撤出的当夜就发生了“沙坪事件”，延安时期的干部、校长沙坪被殴打致死。妈妈回到“四清”前的单位外文书店，又经历了批斗、抄家、隔离这些程序，书店的造反派还串联了女三中和崇文区的革命群众对付她。——革命群众本来用了引号，想想又去掉了，他们确实是热衷革命的革命群众，我们的社会确实有丰厚的革命土壤。
“文革”进行到1968年，20岁的哥哥先去了辽宁的一家工厂，次年，16岁的我去了黑龙江兵团，48岁的爸爸去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86岁的奶奶被送到河北农村（在我家帮忙十几年的董阿姨先已经被赶回了浙江老家），全家五口人分散在五个地方，只有妈妈一人在北京。那段时间里，妈妈在接受批斗之余，要做的事情是把堆积如山的外文精装书拆下布衣，再洗净晾干，晚上下班要挖防空洞，周末获准休息时，要做的事情是去商场买食品，缝起四个包裹分寄给四个地方的家人。
“文革”后，妈妈回归了平淡的工作，离休后，妈妈回归了平淡的生活。操心完两个儿子的工作，又操心他们的婚事，再帮忙拉扯两个孙女，从碌碌的行政干部变成了碌碌的家庭主妇。1989年深秋某日，哥哥告诉我妈妈检查出了肺癌，那次是生平唯一的一次看见哥哥流泪。妈妈自己很平静，与病友聊天从从容容，与胸外科最权威的张大为医生对话，完全没有别人那种敬畏，而是谈笑风生。手术做得很成功，但术后出了意外，妈妈被送回病房半天，就转去了ICU。进去一住就是56天，切开气管用机器维持呼吸，那56个白天黑夜哥哥和我都没离开过医院，我们轮流睡在妈妈的病床和自带的气垫上，医护人员与妈妈的病友说，没见过哪家孩子这样陪住的，对我们都很宽容。中间医生又说，为救人必需试用重药和新药，而医治某个脏器的药可能会伤害其他脏器；还有依赖呼吸机的时间过长，病人会变成石肺的。医生的每句话听起来都是那样的残酷，我们的每个抉择都关系妈妈的生命，然而就在我们将陷入绝望的时候，妈妈开始奇迹般地苏复……。此后她持续地创造着奇迹，一周就出院，迅速地康复，安度了人们常说的术后第五年那道“坎儿”，然后是十年，至今已超过了十八年，她是不为人知的“抗癌明星”。哥哥的女儿贫嘴，说肿瘤医院应该请奶奶去做形象代言人。
爸爸去世后，妈妈应该是很寂寞的。雪上加霜的是，她生了眼底黄斑的毛病，视力急遽恶化，很快就无法阅读书报，无法看清电视画面了。虽然我和哥哥约定了轮流陪在她身边，也未必能安慰她。我们喜欢看书，喜欢上网，喜欢看的电视节目也和妈妈格格不入，所以在妈妈那边常常呆不住。还有一个问题是，总也没有请到称心的家政人员照顾她，妈妈的脾气不算好，而保姆也未必是没脾气的，来的人往往是几个月半年就做不下去了。日前辞去的一位，常对妈妈的要求充耳不闻，或答应了不做，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另外，还有点儿不知自爱。那是新闻频道播出多集专题片《水问》以后，妈妈说国家缺水的形势太严峻了，竟决定隔天才洗一次脚，当年为爱子折树枝作鼓槌的她，一旦接受了环保的理念，就这样身体力行了。可是那位照顾她的孙姐，是每天要洗澡的，并且每次都要花费一小时左右。这些事积累多了，是我出面送神了。
值得庆幸的是，新近请来照顾妈妈的李姐似乎很不错，她不是来自家政公司，曾是知青，后来当工人退休下来了。她做事有点儿慢，但是很尽心，比如在冬至那天主动包饺子，就给人出乎意外的温馨；此外，她也不每天洗澡。她的到来让我松心了好多，于是在妈妈那边呆的时间更少了，每次意识到此会有所不安，但往往过后还是我行我素。转念想起小时候家里住平房，爸妈和我们兄弟住在北房，奶奶和保姆住在西房。爸爸的习惯是每天早晨要绕到奶奶那边看看，无论有事没事，哪怕他出门早，明知奶奶还没起床也是一样，晚上回到家，也是放下包即到奶奶那边探视，《弟子规》所谓“晨则省，昏则定”，他做得中规中矩。爸爸离开我们三年多了，任何时候想到他，都会觉得自己为妈妈做的太少了。
妈妈的年龄是个谜。她身份证上的生年是1923年，离休也是按这个年龄办的，那么今年应是85岁，可是舅舅说不是，说她离家日久记差了。舅舅的生活经历相对平稳，他的个人资料似乎比妈妈可信，他是1922年出生，又是喊妈妈姐姐，这这样的话妈妈至少应是87岁了，与爸爸是同岁，或许还要大些？这样的话到明年是她的米寿了，只要她健在就是对所有家人的佑护，我心里对她充满感谢，写完这句话，马上过去陪她。
2008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