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里意外地收到了田黎明兄的赠画，说是贺我们乔迁。这幅画是画家今春的新作，是他从人物画转入花鸟画的先期作品，是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刚展出过的，随赠的还有参展作品编成的水墨画作品集《四季水墨？春》一册。
黎明兄与我算是很远的姻亲，虽然我痴长他两岁，但可以说无处不逊于他，这也不用开列出来了，因为实在没有可比性。他的才具和地位，都是我不能企及的。我与他会面的次数并不多，然而用一句高攀的话说，还算得是相惜的朋友。他很真诚，并不因为自己是成功人士而忽略或敷衍我；情况可能正相反，反而是我因为自己的平庸，时时示以孤傲和稍许的漫不经心来维系自尊。
当今的社会几乎模糊了艺术品与礼品的区别，甚至于模糊了艺术品与金融品种的区别。出于自爱，我是不向人索画的，因而完全想不到他会送画给我们，何况这不是平常的秀才人情，这是于作者本人也有特殊意义的作品，更何况过去聊天时对他提到过自己的劣迹：曾将一些书画家赠送的作品弄得不知去处了。“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才是得其所哉，而他的佳作送给我们，很可能就是明珠投暗了。
这新得的赠画，让我想到了过去由不同因缘得到过的几幅字画，因为用“收藏”这个词过于正式过于隆重，所以拟了“缘来缘去”这几个字用在本文题目上。上世纪80年代，我所在的公司曾经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三山五岳》等画展，后又到国外的一些城市去办过书画展。这样就在征集书画作品的事务中，与一些书画家有过泛泛的接触，因而获赠过他们的若干作品，记得的有启功先生的字，贾浩义先生的牧牛图，纪清远先生的奔马图，这些都给过我温暖的感动，因为都是意外地受到馈赠，并不是自己开口索要的。另外也有友人代我索要来的作品，如舒同先生的条幅、邵宇伯伯的册页海棠、李滨生先生的画扇等。挺不幸的是，这些馈赠都未能妥善保管而不知所终了，所以在前面只好说“记得的”有这些，也许还有的不仅是作品找不到了，而且连入手的印象也没有了。到这时才想起，80年代初赖少其先生来京住在邵宇伯伯家时，小宁曾请他写过“峥嵘岁月”四字横幅给我，这字幅曾在我房中挂过几年的，现在不仅不知它的去处，几乎忘记有过这件东西了，可见自己的糊涂。
在这些之外，先父所藏黄胄的驴儿、关良的戏剧人物、赖少其的书法作品等也是遍寻不见了，在些作品在今天已不易得，在寻常人眼中不是重宝也相去不远了吧。另在书画之外，先父的藏书也有一些遗失，比如家里颇有些巴金签赠的书，而其中只有一册是巴金与萧珊夫妇共同签赠的，偏就是这册被一位亲戚借走后再未归还；又如一册曹禺的剧本《家》，书内有作者用钢笔所做的多处修改，也是不见了踪迹；再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和曲波的《林海雪原》，每次再版都签赠给父亲，可惜初版的签赠本都不见了，记得那二书的扉页上都写满了深情感谢的话。我曾经祈盼这些藏品还有重见天日的那天，然而那恐怕永远是幻想了。记得藏书家唐弢提到过他欣赏的一枚藏书章，上面镌刻的文字是“暂得于己”，这很能教人放手同时释然。苏轼有诗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他说的好像是人生的大境界，我欲借来譬喻收藏的境界，未知可否。我知道我说这些很可笑，因为我根本就不是释然而是不得不然。
当年一起做画展的同事，确实有目光如炬、由此致富者，我愧不能，于是与发财机会擦肩而过了。“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此之谓欤？幸好今天纵然落魄，尚不至衣食无着，否则真要悔青了肠子。这些是黎明兄的赠画引出的闲话，这回我们该郑重地保存好他的作品了，同时也在想，假使有一天，那些入手过的书画作品真的重新现身的话，该如何处置它们？奇怪的是这个假设很让我困惑，患得患失良久，竟无法给自己一个答案。
2008年7月
有几年浪迹美国时，往还较多的人里面有丹佛大学的朱迪教授，她的丈夫车普，做的是房产经纪人工作，早先却是学的绘画和工艺设计专业。在他们的客厅里，有多幅车普的画作，其中一幅画的是我乘坐过的浅蓝色卡车，车上是我熟悉的几只狗狗，背景是科罗拉多洛基山。画中的异国元素很唤起我的共鸣，它的朴素也打动我，有次朱迪主动要我选幅画做纪念，所以毫无踌躇就选了它。记得车普曾多少面有难色，试图让我注意其他画作，但是我都当作没看见没听见。这幅画我不知道把它挂在哪儿更好，现在是封藏在角落里。
2009年9月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