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山田敬三
一、鲁迅和中华民国
鲁迅对孙文曾有崇高的评价，这是因为，他把建立统一而且名符其实的中华民国的梦想，寄托在了晚年的孙中山身上。但费解的是，至今完全见不到鲁迅对于生前的孙文的评论，他最初涉及孙文的言论，是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孙文殁后约十天）写的寓言体短文《战士和苍蝇》。
（引《战士和苍蝇》全文，此处略。译者。）
此处没有任何具体的人称。它使人联想到散文诗集《野草》那简约清丽的文体，形成了一篇自成一体的格言。因此，当时似乎产生过一种误解，认为此篇是鲁迅对当时文坛的讽刺。十天后的三月三十一日，《鲁迅写了这是这么一个意思》的短文，刊于《京报周刊》。他在其中说：
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
所谓“战士”，主要指为创建中华民国而捐躯的革命家，孙文可以列为代表。而“苍蝇”无非是指奴颜婢膝、谄媚事敌的奴才。鲁迅献给孙文的是美好的赞辞。
尽管如此，鲁迅对于以孙文为轴心进行的革命，并非全无异议。发表上文的一周以后，在给当时还是他学生的许广平的书简中，鲁迅这样写出了他的不满：
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走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可惜已太晚。
鲁迅认为，孙文没有自己的军队，是革命不能彻底的“最大原因”。这在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人，可以说是明显的事实，而在鲁迅，更是得之于亲身经历的痛切实感。
众所周知，一八九五年，孙文在广州最初举兵失败。尔后数十年，他周游世界各地，兢兢业业组织革命运动，可是他尝试的武装起义皆不能全始全终。那时，孙文依靠的军事力量，主要是民间的宗教秘密结社“会党”。
武昌武装起义成功时，孙文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末，全国已有十四个省脱离清朝独立，孙文闻讯后没有马上归国。他在十一月二日离纽约，十日到伦敦，二十一日抵巴黎和列强作外交接触，到十一月二十四日才乘船离马赛回国。沿途经新加坡（十二月十五日）、香港（十二月二十一日）与同盟会中人士交换意见，到上海是将近岁末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尔后，在当月二十九日召开的十七省代表会议上，他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按照会议决定，致电袁世凯，因为要使清朝皇帝退位，不能无视北洋军阀的军事力量。
现在还不清楚，当时在绍兴的鲁迅对这种革命后不稳定的局面有多少了解。可是，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和临时政府建都南京，孙文任临时大总统，对鲁迅应该是切身相关的事。孙文在位仅不足一月，二月十三日就向参议院申请辞职，当月十五日起由袁世凯就任了第二期临时大总统。这也正如鲁迅所说，是因为孙文没有掌握“党军”。
一九一二年四月，挟北方势力的袁世凯，阴谋策划把南京临时政府迁到了北平。此时已在政府教育部奉职的鲁迅，也随之迁居到北平。他寄予教育事业的热情，随着政局的反动而冷却如灰，这在现存从入京第一天开始的《鲁迅日记》中有如实的记录。到同年七月，招聘鲁迅到教育部的蔡元培辞去了总长职务，事态更恶化了。
袁世凯意在独裁，狼子野心迅速暴露。他完全无视就任大总统条件之一的“遵守《临时约法》”，在国民党取得了国会议员选举多数后，将国民党巨擘宋教仁暗杀于上海车站（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同年四月，借善后捐款问题将反对他的胡汉民等国民党都督三人罢免。孙文等为抵抗这种反动而发起的“二次革命”，在袁的军事力量下经两月败北。亡命日本的孙文，一年后在东京结成中华革命党并就任总理，但这意味着，中华民国在这时完全丧失了实体。
上述期间，还算沿袭着中华民国的名义。而其后不久，又两次发生了使民国名实俱亡的事件。其第一回，不用说是袁世凯称帝。一九一六年元旦改年号为洪宪，袁连民国的形式也取消了。对于袁的野心，连京畿也是一片反对，发生了全国性的推翻帝制运动。一九一六年六月，袁在失意中病死。此后以黎元洪为总统，北洋军阀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恢复了国会，依据南北方的妥协，在北京政府的基础上重建了中华民国。
民国的第二次沦亡，是一九一七年张勋挟清朝废帝溥仪上演的复辟。这时，鲁迅终天忍无可忍地向教育部提出了辞呈。在南方，孙文主张“护法”，宣布了广东独立。但是当时，孙文依靠的是陆荣廷（广西）、唐继尧（云南）等西南军阀的军事力量。因此，不久后遇到军阀抗命，孙文便落得离开广东脱走上海。
从一九二Ｏ年到一九二二年，孙文在军阀陈炯明拥立下建立了广东军政府。可是由于陈发动了反对北伐的政变，他不得不两次避走上海。据说，当时在孙文麾下和广州陈炯明二万五千军队相峙的只不过五百人。没有自己军队的孙文，在革命中是如此接二连三地经历了挫折。
在另一边，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二月，共产国际最早的驻华代表马林，去桂林访问了孙文。翌年八月，苏联全权大使尤费派遣军事顾问团与孙文接触，就远东问题交换了意见。历经曲折后，双方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发表《孙文尤费宣言》，确认“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同年三月，孙文依靠云南、广西军阀，第三次在广东组织了军政府。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排除国民党右派的反对，确立了“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划时期地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可是以孙文为中心的国家统一事业，这才不过是初见端倪。同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下，另一个政权并存于北方，军阀们拥兵割据于各地。鲁迅便是孙文统治弗及的北洋军阀“中央”政权的官吏。考查鲁迅和孙文的关系，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事实。
因为可以认为，由于鲁迅从辛亥革命后就一直呆在北方政府教育部，孙文真正作为中华民国的统治者在他的视界中出现，最早也是在上一时期，或是同年九月十八日《北伐宣言》以后，充分地证明这一点的资料，固然无法从鲁迅身边引出，但鲁迅在这以前从未论及孙文，就构成了这种推断的基础。
孙文将入京前，在天津肝癌恶化，终于在来年（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于北京不治身死，鲁迅至此始悼念他。此后的两年，像是打破禁忌，鲁迅几度论及孙文。这里依据现存的记录，把那些具体的言论作一归纳。
二、鲁迅和中山大学
题为《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的文章，发表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月《国民新报》所附《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上。因为这篇文章格调高，豁然表明了鲁迅的孙文观，所以虽然长一些，在这里还是全文引用。现在好像还没见到日文译文。
（（引《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全文，此处略。译者。）当时，鲁迅在职守之外，并作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特邀计师，讲授中国小说史。这段貌似安稳的生活，其实也是鲁迅生涯中相当不平静的时期。因“女师大事件”，鲁迅在前一年八月被罢免教育部佥事，提诉到平政院，好不容易在这年的一月复职。在写这篇悼念文章之后，又发生了“三？一八事件”。由于日军干涉中国内政引发的这次事件，造成了中国人四十七名死亡，二百余名负伤，而且与事件毫无直接关联的鲁迅竟也几乎被拘捕。如引文中所说，段祺瑞临时政府执政下的北京，确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这一事件后不久，应从女师大去了厦门大学的林语堂之邀，鲁迅也在同年八月二十六日离开北京赴厦门。在“女师大事件”中迅速亲密起来的许广平，乘列车同行到上海，她决定去故乡广东的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俩人在上海别后，开始互通超越师生感情的书信，即《两地书》的第二部分。鲁迅在书简里，屡屡谈到了对顺利进行中的北伐的期待，而对辛亥革命纪念日的双十节（十月十日）的态度，亦不复像数年前的短篇小说《头发的故事》中那么悲观。
今天是双十节，却使我喜欢非常，本校先行升旗礼，三呼万岁，于是有演说，运动，放鞭炮。北京的人，仿佛厌恶双十节似的，沉沉如死，此地这才像双十节。我因为听北京过年的鞭炮听厌了，对鞭炮有了恶感，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中略）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们都自动地挂旗结采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此地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怎样老旧。（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今天本地报上的消息很好，但自然不知道可确的，一、武昌已攻下；二、九江已取得；三、陈仪（孙之师长）等通电主张和平；四、樊钟秀已入开封，吴佩孚逃保定（一云郑州）。总而言之，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真的。（同十五日）许广平从广东发的回信也是明快的。至少当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孙文殁后的实绩使鲁迅抱有相当的期待。许广平是属于左派的国民党员。对于继承孙文路线，可以说鲁迅是基本肯定的。
可是厦门大学的气氛，对鲁迅绝非愉快。到任后不足两月，他即接受中山大学的招聘，在翌年一月赴广州，滞留厦门的时间未满五个月。
鲁迅最后奉职的中山大学的前身，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合并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等三所学校而设的广东大学（同时开设了黄浦军官学校）。正在鲁迅怨愤厦门大学的一九二六年十月，广东大学因纪念孙文更名为中山大学，设置了以戴季陶为委员长的改组委员会，以筹备新的教授阵容。该校在准备中曾闭校一学期，至一九二七年三月始开学。不应忘记的是，曾任文科主任的郭沫若，因参加北伐战争离开了广州；鲁迅恋中的许广平居住广州，这几方面的因素是鲁迅实现去中山大学就任的成因。
鲁迅作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在这所大学留下了纪念孙文的文章和讲演记录。据说收录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在广州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笔者未曾亲见原书。前者似乎是用周树人名义发表在该书“论述”栏中的手稿，在新、旧版《鲁迅全集》中，都以《中山大学开学致语》为题收入。
文章开始说，“中山先生一生致力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再说到中山大学是“贯彻孙总理的革命精神”为目的设立的大学，可是现在成了“后方”，孙文先生是“常在革命的前线”的人，这里却在“平静的空气中”，没有“反抗”，没有“革命”，必须使中山大学重新“为革命精神所弥漫”，若不然，“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最终的一句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这实在像鲁迅式的结语。
同一纪念册上所载《本校教务主任周树人（鲁迅）演说辞》，修改了一部分标点和字句，在同年四月一日发行的《广东青年》第三期中，以《读书与革命》为题重新刊载。《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项下，有符合上记内容的记事：“午中山大学开学典礼，演说一分钟，下午照像。”《广东青年》笔者也未曾见，据说其中附有“编者附识”，“由林霖同志笔记，鲁迅先生又自校阅过”。其内容，与其后不久出版的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一九二七年七月，北新书局）所收《读书与革命》全无出入。因而，如果这一“编者附识”没有问题，这记录当然以收入《鲁迅全集》为是。可是一九五六年版和一九八一年版中，全集编者都未将《读书与革命》交给读者，原因何在？
鲁迅对钟敬文编的《鲁迅在广东》不满。李小峰想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此书时，接受了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全部消除我的演说，文章等（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信）”。还有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给杨霁云信中也记有，“《鲁迅在广东》中的讲演，则记得很坏，大抵和愿意很不同，我也未加以订正，希先生都不要它”。可以认为，《鲁迅全集》没有收录《读书与革命》，是因为这些信。可是，“编者附识”说“鲁迅先生又自校阅过”的记载，和鲁迅书简说“我也未加以订正”的说法显然矛盾。是《广东青年》的编者未经鲁迅同意就记上了“自校阅过”呢，还是鲁迅后来忘记了“自校阅过”的事实呢？
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的推定也不是不成立。（《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七七年二期》）：在这一龃龉的问题上，鲁迅所说的“我也未加以订正”，是对《鲁迅在广东》里所收的《鲁迅先生的演说》（林霖记）而言，而不是指《读书与革命》。可是因为鲁迅本身希望“全部删除”，全集的编者者们似乎就采取不管是否曾“加以订正”，概不将其纳入《鲁迅全集》的态度。如果确是尊重鲁迅的意见，这样的方针也不能算错。然而还有一点疑问，作为《全集》，不是至少应将它作为参考资料加注收录吗？因为《读书与革命》中，确实阐述了以下这样带鲁迅特征的文明观，对认识鲁迅，是极为宝贵的资料。
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现在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这些都尚没有着手改革，我看对于军阀已有黄浦军官学校的同学去攻击它，打倒它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无人向它们宣战。
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应该以从学习中获得的本领为武器，向它们进攻──这是中大学生的责任。我希望诸君协力承担这个责任。
三、鲁迅和孙文
如上所述，鲁迅把在孙文统帅下推进北伐，以及继承孙文遗志实现中华民国统一事业，看作对于一度幻灭的辛亥革命梦想的补救，由衷支持并寄予深切地期待。即使说鲁迅对“国内革命战争”的领袖孙文评价和礼赞失当，也并不过份；而鲁迅的评价，正是“盖棺定论”，是鲁迅在孙文亡故后的缅怀之辞。
鲁迅在刚开学的中山大学发表文章和演说时，正值孙文故去两周年之际。从这时起，“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的政治局面，对于要推进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已急剧恶化。其发端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一手发动的反共政变。四月十五日，波及到鲁迅寄身的广州。这天，中山大学被被武装警察包围，四十余名学生在校内被捕。其中就有中大学生党员毕磊，他为帮助中共粤区区委与鲁迅接头，曾屡次造访鲁迅。毕磊不久即遭宪兵杀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鲁迅在“四？一二”前的文章或演讲中，就对有名无实的革命策源地广州几次流露出忧虑。恰在事变前一周，他在黄浦军官学校所做的有名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即其中一例。
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的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的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对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辞，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四月十五日下午，中山大学召开了各系主任紧急会议。鲁迅在会上主张援救被捕学生，但遭到属于国民党右派的副校长朱家骅反对，未被通过。其后不久，他和许寿裳（历史系副教授）同时向校方提出辞呈。许的辞呈当即被接受；鲁迅的辞呈却使校方担心牵动纠纷，没有认可。在数次争执之后，好不容易才在六月六日正式批准。
这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召开“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招聘鲁迅去作讲师，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披露了他对古典文学的独特见解，实际是对伪三民主义论者（国民党右派）冷嘲热讽，对权势者进行批判。例如，涉及孙文的如下一节即可看出这点：
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吧。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州的人所谓北方和我们常说的北方界限有些不同，我们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地方为北方──那军阀过去是压迫国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到会不谈三民主义，或是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的模样。（一九二七年七月）蒋介石发动的反共政变波及到各地，四月十八日，组建了与支持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相抗衡的南京政府。七月，武汉政府也宣布反共，双方至九月合并。可是孙文的三民主义对他们仍是一面锦旗，看起来，孙文也好，三民主义也好，无不徒具其表。同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绝交，完全废弃了孙文以来“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如此只剩下孙文的亡灵在孑然游荡了。
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在南京大兴中山陵建设工程，鲁迅在短文《太平歌诀》中，生动地指出了民众漠然视之的态度。“你造中山陵，与我何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他引用这民间歌诀，对当时不肯正视现实的“革命家”、“革命政府”和“革命文学者”施与了尖锐的讽刺。
这里的“革命”词义下，附有微妙的重影，即曾经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目标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以及当时已经在标榜“革命文学”并攻击鲁迅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们”的“革命”。“革命政府”意味着前者，在这时却是指国民党反共政权。“革命文学家”的“革命”，显然意指后者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同一措辞的具体内容，未必不是因时代而截然不同。这是鲁迅特有的笔法，在同时代的人是能自然地领会的。因为“革命”这个词表达的内容有这样双重的含义，就更加强了鲁迅文章的讽喻效果。
《太平歌诀》如同尾声，鲁迅从那以后到去世，再没有在公开场合论及孙文。这个事实像是他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发言的注脚：当军阀自称“总理信徒”时，“真正的总理信徒”便不谈三民主义了。仅仅在晚年有一次，鲁迅在致杨霁云的私人信中，约略地谈到对孙文的最后看法：
中山革命一世，虽然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致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还算是好人。
比起鲁迅在中山大学任上对孙文近乎溢美的礼赞，这些话相当冷静而客观了。晚年的鲁迅，和自称为三民主义继承人的国民党不用说是处于敌对地位，他的希望转向了革命根据地延安。不过，也并未发展到开刀批判以三民主义缔造中华民国的孙文，在鲁迅看来，孙文献身于革命生涯，“在中国还算是好人。”
如上所述，鲁迅对孙文的评论实在不多。孙文生前，他未做评论，孙文死后不过二三年，鲁迅对他的评论便也沉寂下来了。从孙文刚去世时发表《战士和苍蝇》，到孙文逝世两周年纪念，整整两年，对孙文的直接评论，都集中在这中间。在对孙文的评价中，充满着鲁迅对北伐战争的热切期待。他似乎复苏了一种意愿，要在北伐的事业中，重新描绘辛亥革命前夜幻想过的国民性改造前景。
但是，政变就像是窥伺着孙文去世两周年而发动的，它给予鲁迅好容易复苏了的信念以决定的打击。政变后一年间，鲁迅对孙文及三民主义不置一言，仅仅借它对伪三民主义者做辛辣的嘲讽。此后的鲁迅，对三民主义再也无话可说，仅仅将孙文作为应当有历史评价的人物来冷静地对待。
鲁迅对孙文的评价决非泛泛，甚至可以说，比给予同时代的任何政治家更高，但是从鲁迅晚年的立场看，已不再认为缔造中华民国的未来要仰仗孙文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