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的前一天，李幸儿赶到镇政府，找到镇党委王委员，说老头子吵着要上北京，让去劝劝。
作为一名解放前入党又参加过抗战的老党员，李福来老人一直是市镇两级重点慰问对象，逢年过节王委员经常要陪市领导去慰问他。今年春节慰问时，从李幸儿的口中得知，这位与党同龄的老人被查出肺癌晚期，正接受着保守疗法。
王委员随李幸儿来到老人床边，正想劝导劝导，不想老人先开了口，“王委员，我知道你的来意。我不是个蛮不讲理的人，我原想等到建党九十周年这一天完成自己的心愿的，可这几天我感觉身体越来越不对劲，估计是熬不到那一天了，我想这两天就起身去北京，把心愿给了了，王委员你来得正好，听说节日期间票不好买，你帮我去买两张火车票吧，就当是我最后的请求。”听到老人这番话，王委员知道劝也没用，只得答应去代买火车票。
来到火车站，王委员排了半天的队却被告知票已售完。票肯定要买到，前边买不到只能到后边找领导试试。王委员把李福来的情况跟站长说过后，站长立马跑进了售票室，很快取来三张专为铁路员工准备的特设票。站长把票交到王委员手上时，建议王委员能否派个护工，以确保两个老人的安全，王委员听后是连连点头。
随后，王委员把票与一辆专门从敬老院借来的折叠式手推车送到李福来的床前，告诉他到时还会派个护工一起前往，老人听后激动得连声说谢。
终于要出发了，当王委员与李幸儿把老人扶上车准备出发时，老人突然提出要到阳澄湖边去一趟。大伙也不知老人想做什么，只得让司机顺着他的意把车开到了湖边。车子在湖边停下后，老人打开车窗，对着湖中喊了一连串的名字，这才让司机把车开往火车站。
经过十来个小时的颠簸，火车终于把老人送到了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一行三人出了车站后，幸儿拦了辆出租车，按父亲的吩咐直奔天安门而去。
出租车在下客点停了下来，幸儿与护工一起把父亲扶到手推车上，俩人推着他穿过马路，来到广场中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看到高高矗立的纪念碑，李福来老人连忙让幸儿取出自己精心准备好的那个纸包。老人单膝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包，把里面的纸一张一张取出铺在了碑前的大理石上。
自从王委员答应购票后，李福来老人开始变得神神秘秘起来，白天时也不要儿子陪在边上，一个人关在房里，取了一大叠白纸，在那里一笔一划地写着什么。写好一张后拿在手上是左看右看，感觉不好就撕掉重写，直到自己感觉满意后，这才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写过字的纸包了起来。老人将纸包交到幸儿手里时还不让打开看一下，只说到了北京要派大用场的。
直到这一刻，幸儿才看得真真切切，原来那些纸上面写的都是些人名，这些名字中有些是父亲以前经常讲过的弟兄，也有些不曾听说过。
李福来将全部的纸铺好后，自己跪在最后面，对着纪念碑磕起了头。“马队长、邱政委，大毛、有根、红生……我的好兄弟，我把你们从湖边带到北京来，想最后一次陪你们来看看纪念碑，看看天安门。这碑上虽然没有你们的名字，可在我的心中，你们就是人民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等会我还要带你们去看到天安门，去瞻仰毛主席遗体，完成这个心愿后，我会到你们那边来报到的，到时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
磕过头表白过后，老人又默默地把白纸一张张收起来，让幸儿和护工把他推到天安门前。看到天安门，老人边站起边整理自己的衣服，恭恭敬敬向挂着毛主席照片的天安门城楼鞠起了躬，而后痴痴地望着城楼，嘴里嘀咕着，“我看到天安门了，我看到毛主席的像了，马队长、邱政委、大毛、有根、红生……你们也看到了吧，我们没有遗恨了。”
随后三人来到毛泽东纪念馆，排队瞻仰了毛主席遗体。看到父亲兴致蛮高，幸儿提出要不要去看看故宫与长城，老人听后摇了摇头，说不用了，能看到这些已经很满足了。
在回来的途中，老人让李幸儿打通了王委员的手机，像个孩子般兴奋地告诉王委员，自己已带着老战友们一起看到了北京天安门。
听到老人开心的话语，王委员也高兴，终于了了老人的心愿。不想老人在电话里又说道，自己想回来后再给学生们上一堂课。
好多年前，李福来担任镇上两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每年清明节前后，学校会邀请他去讲革命教育课。上个月，学校想约他去上课，只因老人正好在医院里治疗没能去成。
听到老人提出这样的要求，王委员联系了学校。得知老人主动提出要上课，学校立马通知各班班主任，只等老人一回到镇上，就组织学生到镇影剧院接受老人的爱国主义教育。
看到李福来出现在剧院门口时，好多师生迎了上来，小心翼翼把老人搀扶到主席台，坐定后老人讲述起了自己的那段革命往事。
芦沟桥事变后不久，日本鬼子入侵阳澄湖地区，那些鬼子每天都会开着汽艇到湖里巡逻，他们看到渔船就抢湖鲜，稍有不从还要开枪打人，老百姓的日子一下子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那些以湖为生的更是苦不堪言。
为了早日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党在苏、常、太、锡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当时还是小年轻的我，凭着满腔热血加入了江抗一支队开展抗日活动。
那年深秋的一个凌晨，汉奸大耳张听到我们一支队要在芦苇塘中的马惊庵里开会，马上屁颠屁颠地向驻扎在阳澄湖畔的鬼子山本队长报了信，山本立马带着一队人马向马惊庵奔来。
山本是个满脸络腮胡子、大光头、鱼泡眼，一把军刀常提在手中，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拿老百姓出气的杀人恶魔，被他刺死的冤魂是不计其数，老百姓都叫他泡眼魔。
太阳还没出来，开了半宿会的队员大多在睡梦里。当放哨的大毛发现情况时，鬼子已经很近了，急忙开枪报警，席地而睡的队员跳起来就投入到战斗中。
别看马惊庵面积不大，建造得却很别致，前后有三进房子，前面还有山门，后有小门通向湖边。马队长让我们从后门先撤出去，到湖边的船上去等候，自己与一名机枪手埋伏在正对着山门大殿里。鬼子的身影才一露面，机枪就开了火，打得鬼子哭叫着退了回去。马队长他们压着鬼子打了一袋烟的工夫，估计我们已准备好了船只，掷了两颗手榴弹后向湖边奔来，跳上了船，船儿很快消失在芦苇丛中。山本怕中埋伏，等庵里没了动静才追到湖边，这时早已没了船的踪影。看着支队从眼皮底下走了，泡眼魔是气得双脚跳，叽哩呱啦大叫一通后垂头丧气地回了驻地。
还有一次，我们在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在湖畔水道中，精心设计的像迷宫般的八卦水寨遗址中休息，鬼子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消息，调集了三四十号人，分乘五条汽艇想来个偷袭。
听到汽艇的马达声从阳澄湖中传来，马队长立马把我们召集到身边作起了战前安排，因为我的水性最好，他派我摇条小船去把鬼子引入八卦水阵，其他二十来号人分成两人一组埋伏在各个口子处，让我们利用八卦水阵虚实相交的有利地形伏击鬼子。马队长还特别强调，鬼子临近时只能每人打一枪，随后必须立即撤离，重新找到安全的地方再伏击。
我按着队长的吩咐，摇了条小船去引鬼子。我在船上对着鬼子的汽艇开了一枪，鬼子立马跟着我的小船进了水阵。一看目的达到了，我一头扎进水里潜游进芦苇丛里，而后悄悄地上了岸，找到与我搭档的队员埋伏起来。鬼子的汽艇进入水阵后，很快遇到交叉水道口，有个在船头上挥舞着军刀的鬼子两边看上好一会，这才指着其中一条水道发出命令，这样船队行进的速度明显放慢了。
就在鬼子为众多水道伤脑筋之际，岸上的队员开了枪，“呯呯”两声枪响过后，两个鬼子见了阎王。两个队员是见好就收，迅速消失在芦苇丛中。就这样，打一枪换个地方，弄得鬼子在水道里来回地转，冷不防地被我们的队员一个个地送去见了阎王。
鬼子知道此处地形复杂，也不敢轻易上岸，只得在水阵里转圈，这正是支队想要的效果。就这样，支队与鬼子周旋了大半天，消灭了过半的敌人。鬼子一看自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再看天快要黑了，知道再呆下去怕是要全军覆没了，于是就调转了船头想出去。
有道是迷魂阵进去容易出来难，虽然船头是调转了，可方向却不一定是出去的。绕啊绕，绕到最后，指挥官的刀不知往什么地方指，把舵的不知如何开，整个像是无头苍蝇般在水道中来回转，最后只有两条汽艇绕出水阵逃走了。这一仗支队不仅赢得了胜利，还缴获不少精良武器。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是在湖区与鬼子交手，支队总想把鬼子往八卦水阵这里引，然而每次鬼子到达水阵入口处就会把船停下来，向里面乱放一阵枪后扭头就走，生怕进去后是有去无回。
从此后，支队依托熟悉湖区环境的优势，经常出奇不意地跟鬼子打游击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知道老人现在的病情，校领导特地向媒体记者借了支录音笔，把老人这些亲身经历过的精彩抗日故事给全部录了下来，把它作为一份珍贵的教材，希望能在今后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上派用场。
上完这最后的一课回到家后，李福来的病情渐渐恶化，幸儿要把他送到医院去，可老人说什么也不同意，说自己一把老骨头了，就是不生病也活不了几天了，不想再受那份折腾。幸儿没法子，只得从医院里配了药，让护士到家来帮着挂点滴。最终，老人没能熬到党的生日那一天就离开了人世。
在弥留之际，老人半睁着眼，嘴唇颤抖着，像是有什么事要交待，“爸，你还有什么事只管吩咐，我会尽力去做的。”老人艰难地动了动手，幸儿忙把他的手从空调被中扶出来，老人用手指了指床头柜，“下……下……”
幸儿忙上前两步打开柜子，柜子里放的全是老人平时常穿的衣裤。按着父亲的意思，幸儿把手插到柜子的最下层，手指碰到一个夹子，抽出来一看，是十来张邮局汇票单的存根，凑近眼前再细看发现是父亲汇给汶川的，心里立马知道父亲此时想着什么，忙说道，“爸，你是不放心汶川两个孤儿吧，你不用担心，他们今后的学费我会定时帮你寄上的，直到他们大学毕业踏上工作岗位。”
听到儿子的这句话，老人吐出最后一口气，静静地走了，享年九十周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