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世上默默的耕耘者。
——题记
一
作家从房子里走出来，立在房台子上，然后伸了一个懒腰，看着园子里的向日葵发呆。
大大小小，一共是十九棵向日葵。院子并不是很大，土木结构的房子。房子前面，用断砖头堵的一片小菜园，占地大约不到一分。向日葵就种植在这块园子里。
作家提着一只白色的铁皮水桶，走到水龙头跟前，摆好水桶，拧开水龙头。天旱，水果然很小，滴滴答答地流淌着，不甚连贯，一珠与另一珠之间的空隙极大。渐渐地，水比刚才仿佛略微大了一些。作家的情绪为之一振。他不眨眼地盯着水龙头。这只水龙头已布满红色的锈迹。水龙头的螺丝上似乎缠着细微的麻线，露出一截头儿，大概是怕水龙头漏水才缠上去的吧。
作家索性走过去坐在大房台子上耐心地等着。他摆出一副自信而淳朴的期待神情，等候水龙头上的水滴满水桶。这时，他产生了一种感觉，仿佛头里面进去一块石头，有些胀痛、疲乏和沉重，连眼皮也在往下耷拉。时值炎热的七月天气，这样的中午极其难熬，即使像他这样一个经历过不知多少歹毒阳光的人，也是如此。近半个世纪以来，他除去流浪、写作，实无所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在干着一件几近是繁复和重复别人的事情。可放眼望去，所有的人都在照抄汉字，都在讲着同一个似曾相识的故事，这些人依然感到自豪，依然感到只有他在创造别人没有创造的东西。于是他就不再感到羞耻，尽管他的生活与别人的生活不尽相同。所以他从来都不说别人的滑稽、可笑，或出于某种嫉妒做一些小人做的事情。他和别人从来不比，他就自己跟自己比，自己超越自己，自己跟自己的心说话，自己检阅自己。他无论写什么，都围绕自己熟悉的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进行，以前偶有雷同也极正常，也仅仅是形式上的，与思想、心灵、感情无关。这就够了。七月的到来只是人生许多的事情之一。
他妻子见他提着水桶给向日葵浇水，便揭起那面用爷爷的孝布做的大房门帘，端着脸盆从屋子里走出来，准备盛了水，帮助丈夫。昨晚上，她的肚子疼得特别厉害，月经已经淌了一个礼拜了，依然不停。她显得烦躁不安，动不动就发火。近期她和丈夫无缘无故地吵过好几次架了，弄得作家也莫名其妙地生起气来，脾气愈来愈大，盛怒之下，将一只铝锅扔出去摔坏了。事后，作家感到万分后悔，问她：“你到底怎么了？”
“不知道！”她说，“我感到浑身不舒服。”
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不能容忍妻子的无理取闹。
“你去休息吧。”作家怕累着妻子，因为她的身子尚没有好。妻子最近用的卫生纸是当下最次的，显得很粗糙，大约连毒都没有消，这使得她那里仿佛是被感染了，感到又痒又疼，不胜痛苦，因为她实在没钱买更好的卫生纸。“这已经很不错了。”她想，“在西海固乡下的村子里的许多女人根本没有纸用，生小孩时完全是用破布片和黄土块救急的。”
这工夫，安在县城中央楼顶上的大钟响了。作家已经把今天还债的事忘在脑后。妻子用洗脸盆给向日葵浇水的时候，他把那几棵秆子长得细小的向日葵已经浇了一遍，随即提起水桶将桶子摆放到东面的灶房里去。他的妻子想起那个要债的债主。债是她和丈夫购买这座院子时欠的。
“那个人一会儿就会来要债。”她说，“你是不是出门躲一下。”
一只微黄的蚂蚁沿着向日葵秆缓缓爬上去，在一片硕大的叶面上寻找一番，又从原路返回，那样子仿佛刚刚在另一个星球上走了一遭。
妻子越来越瘦，在脆弱和困难的呼吸间歇里继续浇灌着剩下的向日葵。她的面孔显出蜡黄和重病缠身的样子。这个女人的体形几乎像一截榨干水分的木棍一样，僵硬地挺立着。由于经常在孤独与痛苦中，所以，她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直到浇完所有的向日葵，她还在想着那个债主。
“今天如果再拿不出钱怎么办？”她问。她的男人并没有理睬她的话。他打开窗子。七月的天气早已光临他家的庭院。望着眼前骤然变得碧绿的草木和火热至极的毒日头，作家又一次感到这个倒霉的月份对于大脑的影响。
“我觉得头里面在发烧。”他说。
“那是天气大（热）的缘故。”女人回答说，“自入夏以来我就嘱咐你，不要到阳光下读书。”
“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到太阳光下读书了。”他说。
“房子里不管冬夏总是很潮湿，无法读书、写作。”作家真想找一个舒适的地方，躺展好好地睡上一觉。但是挂在县城中心工人文化宫大楼上那固执的钟声使他想起了债主。“这是七月份了。”他自言自语地说，接着向他精心浇灌的那只最大的向日葵走去。这时他才记起这只最大的向日葵——唯一一棵用塑料薄膜种植的向日葵，尚没有浇水。这是唯一一棵长得出奇的高，比房脊还高的向日葵，秆子跟又粗又壮的椽子一样，叶子像一面面硕大无比的扇子，在秆子的前后左右高低错落，挂满全身。它似乎感觉不到叶子对它的拖累和重压。而那些秆子细小的，仿佛有些不堪重负，叶子均都低低地垂着。由于种得拥挤，几棵向日葵的叶子互相参差碰撞在一起，摩擦着，像在微风中互相交谈。一只苍蝇落在叶子上，又起身飞走了。一只黑色的蚂蚁孤独地行走在叶面上，仿佛攀登着一座山之高峰。它感觉不到贫穷、恐惧、危险和害怕。
作家重新提了半桶水，走到单独的那棵向日葵下，一点一点地给浇到根部。水很快就渗干了，跟人喝的一样。浇完之后，他再一次扔下水桶，回到屋子里，把那些置于床头上的书推向一边。他现在看到这些书、笔和本子，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屋子太小了，只能放一张床，搁一张桌子。对两个身体有病，精神上都受到挫折和打击的人而言，呼吸都有些困难。世界实在是过分狭窄了。他们夫妇在土墙面上刷了一层白灰，但是由于墙背面背阴和潮湿，所以，白灰已经脱落了，墙壁显得面目全非。
他浇完向日葵的时候是十二点半。现在快一点钟了。他忽然记起了那台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它就放在床头上，晚上常常陪伴他和妻子一道睡觉。但他们打开看它的时候并不多，因为他要专心读书、写作。他担心它会从床头上掉下来，摔出炮弹一样的威力，因为电视机爆炸事件在这座县城发生过几起，死了两个人。于是他便把它像抱一只活物一样抱起来，朝床中间放了一下。他觉得电视机那么温和而亲切啊，一起生活这么多年，和人一样，使得他的心里隐隐一酸。妻子走进来，坐在电视机的旁边，默默地注视着它。
“别瞧它了。”作家说，“你打听一下有没有人要，有人要就把它卖掉！”
妻子一动不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今天你别叹气。”作家对她说，“债主马上就要来了，我很烦，烦死了！”妻子连大气也不出了。作家脱掉身上发出阵阵汗臭的脏衣服，扔在床上，从床下面的柜子里拿出一套刚洗过的衣服穿在身上，准备出门去躲债。
由于妻子身上“不方便”，尚未好，他那件西服还没有熨。虽然皱纹巴巴，但作家感觉良好。他平素根本不注重衣着和外表，常常在一种忘我的情形中活着。这时妻子躺在床上，仍在想着债主。
“这会儿他一定走在路上。”她说，“但愿你出门别和那个讨厌的家伙撞个满怀。”
“这个破电视我们是不是把它卖掉？”作家说。
“谁会要它呢？你送人家都不要！”妻子说。
作家想起一句俗语，怪里怪气地说：“人倒霉，鬼吹灯，放屁都打脚后跟。”他微微一笑。但是他的妻子却不屑一顾。“谁都有倒运的时候。”她喃喃地说，“总有一天……”说完便合上了眼，又开始想那个债主了。
作家摸着脸上的胡子——因为好久以来他都没有照镜子了——便不声不响地刮完了脸上长长的胡子。他把刮下来的胡子拿到向日葵根底下，刨了一个土坑，埋在下面。好像这样一来，他的胡子就跟尿素一样可以对向日葵起到营养的作用。这似乎很荒唐，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他的每个举动，都好似在做一桩桩重大事情。还有，他每次在读书和写作前总是要把手洗得干干净净，以血性的穆斯林对待宗教般的感情来对待他的创作。他双手的骨骼被一层具有青筋和显现着血管的麦子色的皮肤所包裹，由于童年贪玩和调皮，上面留下许多划烂的伤疤。这时，他的妻子用支断铅笔把眉毛描了描，嘴唇用一片红纸重重染了一下，打扮得跟刚结婚的那天一样，方才发现她男人的额头长满了皱纹。
“我们像是要旅游结婚似的。”作家说。
妻子苦笑了下，说她哪里也不去。
一片云彩过来，遮住了太阳的强光。作家正想出门，他妻子扯住他的衣袖。
“吃点东西再走。”她说。
作家犹豫了一下，随之点点头。
“我一满像卡夫卡。”他说。
妻子没读过卡夫卡，不知道卡夫卡是谁，以为是他在说家乡一种面临灭迹植物的名字。她打量了他一番，觉得不，作家不像那个植物。他是个身材瘦小，脖子略微细长的人，以前身体素质还不错，现在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变得虚弱和神情麻木。但是，从他那眯缝着的无神的小眼睛深处来看，似乎又有些相像。
妻子到灶房里转了一圈，又走回来，摇了摇头。
“咱们今天省一顿吧。”她无精打采地说。她男人不置可否地走出房间时，她又添了一句：
“早点回来！”
他们住在这县城西南角靠近河岸边的一座土院落里。房子上的白杨椽虽然已经历经沧桑，但虫子吃得并不太严重，再凑合几年是不成问题的。“但愿能凑合到我缓过气的那一天。”他想。天气依然是闷热闷热，不见一丝凉风。作家从一条民居院落十分密集的土巷向县城的中心走去。
穿过电影院前面的街道，太阳的光更强烈了。饮料店的老板从房门口看见了作家，便挥着小手喊道：
“作家，这么热，来杯饮料如何？”
作家并不回头，只是答道：
“谢谢，我不想喝饮料。”
一路上没碰上那个债主。天热得人不敢抬头。街上行人摩肩接踵。苍蝇在闷热的空气中飞舞。有个人看见作家在街道上手遮着阳光往前走。
“老哥，走，到我那儿乘乘凉。”那人喊道，把手伸过来要握。
“谢谢，张书记。”作家说。张虎虎是红山乡的副书记，却经常待在县城，不去乡上上班，老百姓骂得很厉害。
但是他没有接受邀请，径直走进图书馆阅览室，向图书管理员微笑着说让给他借一本《收获》杂志。他每次在这里的头一个感觉是亲切、温暖，随之想迅疾找到新书。他忘我地闻着书页那独特的气味。阅览室很闷热。作家的目光在阅览室的书架上穿梭，突然有人把手搭在他背上，轻轻推了一把。
女图书管理员穿着米黄色的裙子，左手扇着向日葵叶面似的扇子。一只苍蝇落在她的肥白肥白的大腿上。她一巴掌拍得十分响。苍蝇箭一样飞走了。作家回头一看，只见那个人称小个子的男图书馆理员，站在他身后。他将一只手搭在作家的肩上，咬着牙齿，用力说：
“稿费领了没，总要请客哩吧？连客都不请光白看我们的书。”
“没一分钱。”作家难堪地说。
“谁会信作家没钱？”女管理员对小个子男管理员说，“他们这些人只要笔尖动几下钱就来了！”
作家只是张开嘴巴，苦笑了一下。
“你光到我们这里白看书。”小个子男管理员有些不悦地说。
“就是，怎么光看书不请客？”那个女管理员附和说。
作家极其敏感。他笑着，有些沮丧和惶惑，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头又一次疼痛起来。片刻后，他发现自己已站在大街上，因为焰火似的日头炙烤着他的面孔，刺得他眼睛都无法睁开。有人抓住他的手臂对他说：
“走吧，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作家以为是债主，吓了一身冷汗，回头见是张书记才略微松了一口气。“是张书记啊！”作家被张书记拉着默默地往前走。说起来这位张书记还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这时，清真寺主麻日前诵经的大音响响起了。作家听那诵经的声音好像有些陌生，仿佛是一位新阿訇，这时他才更加确信今天真是欠债还钱的日子。
“真糟糕！”他自言自语地说。
作家的喉咙有些沙哑。他跟着张书记感到很无依，浑身疲乏。张虎虎用胳膊搂着作家孤单的肩。他的个子比作家高且大。礼主麻的人们向清真寺匆匆地走。他们怀着虔诚的心，默默坚守自己的一方净土。张书记于是将他忽然变得悲戚的面孔转向作家说：
“老哥，那幅《向日葵》怎么样了？”
“在家里的柜子里。”作家回答。
这幅《向日葵》的画作，是一位放浪于文学与色彩之间的文坛大家照着凡·高的《向日葵》摹制的。这位被大家称为文坛“独行侠”的人，把这幅《向日葵》送给了他，说是做个纪念。
这当儿，传来一个人高声的说话声：
“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作家抬起头，看见管文化的副县长站在图书馆门前的水泥台阶上，脸上带着沉思的神情。他穿着迎风颤抖的裤子，穿着雪白的衬衫，身后跟着文化局局长。县长显得很亲和，而文化局局长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人，却挺着一副大肚皮，狐假虎威一般，对作家和张虎虎表现出很不屑的样子。
“小张，你不是说要叫我看看什么字画吗，可是真的？”县长笑着，把掌心肉很多的手搭在张虎虎的肩头，好像是亲弟兄。
“还没拿来，再过两天行吗？”张虎虎惶恐地说。
“没什么，你们去吧！”县长抬手做了一个让行的姿势，然后被文化局局长一帮人簇拥上走了。
“怎么回事？”作家问张虎虎。
“没有什么，县长想看看你的《向日葵》！”张虎虎说。
“是吗？”作家勾下了头。
他们缓缓地穿过街巷，那些肉贩子们停止了激烈的叫喊和招呼，默默地望着他们从肉架子前面走过。一个肉贩子长得五大三粗，一只手里提着一把闪闪发光的长把柄牛耳尖刀，另一只手拿着一把野牦牛尾巴做的刷子。他用刷子时不时狠毒地甩打着绕着肉架子乱飞的烦人的苍蝇。另一个卖牛肉的，脸上长得很吓人，仿佛生来就是卖牛肉的。他已经不厌其热，上身只穿着一件薄料子的坎肩，肚皮和胸口上的毛黑麻麻地露在外面，有点像鲁智深三拳打死的镇关西。作家想，古时候其实和现在没多少区别。他觉得心里难受。街头人特别多，张虎虎把他推往路边有树荫的地方。张虎虎微笑着望望作家，但是作家的面孔极其冷漠。
“你怎么了？”他问。
作家叹了口气。
都是这闷热的天气闹的。
他们顺着老路往前走。太阳温度降下来。蔚蓝色的天空显得很高远。“日头不像正午那么毒了。”作家想。他觉得好一些了，但是仍然思绪沉沉。张虎虎打断他说：
“老哥，找个大夫看看吧。”
“其实没什么。”作家说，“因为每到夏天炎热之时我就觉得头里面像安上了炸药或者雷管。”
“噢，”张虎虎应道，“很怪的病。”走到他家门口，他们却分手了。尽管张虎虎极力地邀请，但作家还是婉言谢绝了。他曾去过张书记家，那是一座一砖到底的平房，客厅极大，所有的家当一应俱全；铁门铁窗，还包着玻璃阳台。作家又折回来。因为怕碰上债主，他一个人又饥肠辘辘地溜到河湾里，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快到黄昏的时候，他才拖着疲惫而饥饿至极的身子站立起来，向自己家走去。因为要看到老婆他感到惆怅，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出家门，到街角的小吃摊子上给妻子买了几个荞面油圈圈。他想起走进家门时，妻子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债主今天没有来！”
二
星期天，作家仍然起来给他的向日葵浇水，尽管这天他极想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觉。烈日，已一连炙烤了几天。一星期来，他的头疼得简直要破裂了，好几夜他都不能入睡。忍受着小肚子疼痛的妻子在床上翻来覆去低沉地呻吟。在这个难熬的七月里，总算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老天安排了一丝零星的雨滴。大卫——他妻子的弟弟领着他的一群热爱植物的同学们——趁着这个机会来观看向日葵的生长情况。由于连年干旱，不要说县城，就连农村都很难见到这么一片自然的绿色。这些娃娃们的到来，让他感到快乐。
作家回到房里。妻子已觉察到外面的喧哗。
“他们在外面做什么？”她问。
“他们热情很高。”作家回答，“都在准备回去做一篇关于向日葵的文章。”他想，“向日葵这个神奇的生命，头颅总是向着太阳，它容易叫人联想到不能企及的奥秘。”
“我弄不懂，几棵被太阳晒蔫的向日葵，到底有什么写头。”女人问，“你那幅《向日葵》的画子，到底能卖几个钱？”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作家回答说，“这是人家对我的信任，更是一份纪念物。”
他确信，这是他保存这幅画的真正理由。
张书记已经来过几次，要用几袋子作家迫切需要的面粉或者一只绵羊换他的画。女人早就动心了。但他不同意把人好心赠送他的一件礼物轻浮地用来做交易。
“就是揭不开锅，我也要把它保存着。”作家一面在抽屉里寻找他的手稿，一面不停地思索着。
“快了，”他说，“用不了多久，我那部小说的稿费一来，我们就又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了。”他补充说，“我得抓紧时间把手头这个中篇寄出去。”
“能发表吗？”她问。
“能的！”
“我怎么忘了今天是星期天了。”她进房间时说。作家穿了一双布鞋。他妻子看了看他的鞋子。
“这双鞋子已经不能穿了。”她说。
作家心里闷闷不乐。
这双布鞋子，又土气又破烂。他一边望着布鞋，一边觉得自己像一个身材瘦小、面色苍白、浑浊的眼睛透着阴郁神情的逃犯。
她没有说服他。作家穿着破布鞋向邮局走去。一路上，人们和往常一样匆匆忙忙地在街上走着，一些人你根本不知道在干什么。碰上认识的，就和作家互相打着招呼。他走到邮局门口时，照例，那辆后面拖着封得严实的白铁皮车厢、绿色车头的邮车，刚刚从邮局的院子缓缓开进去，车身上尚带着一路的风尘。
他先到邮局营业厅把最近新写的那部小说装在一个大信封里寄走。一共花掉了五块四毛钱。“邮资太贵了！”他忍不住想。之后，他又在街道上等待了片刻，判断邮差把信件归类分发得差不多了，才走进邮局院内的分发室。邮差们天天都在分发送信，只有星期六星期天只分发不投递。这样，作家在投递员投递前，可以看看有没有他的信件和稿费。
作家走进分发室，看见了那三个自己闭上眼睛都可以把她们的面目背诵下来的女人。现在，全县城的信件都是由这三个女人投递的。以前的那个流里流气的男邮递员升了官，另两个也已经老到退休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作家发现这三个女人面前的木桌上摞着一堆信件。“看样子，她们才刚刚分完报纸，信还没有分呢。”他想。他的眼睛死死盯着信件。但表面却若无其事的样子。希望折磨着他。每次，他来这里都是怀着异乎寻常的、窒息般的迫切感，等待着一个又一个希望。而大多情况，都像《老人与海》上那个老迈的打鱼人一样，只是守着一种美丽的空望。“这没什么可羞愧的。”他想。他的信件都与他的写作有关。
那位漫画家也在等待他的东西。
“最近画得多吗？”作家主动问漫画家。
漫画家看不起人地笑了一下，没有回答。这是一位留有一头长头发的，仿佛准备把身体复辟到古时候的年轻漫画家。他离过一次婚，毫无理由地憎恨女人。他特别喜欢画女性的裸体漫画。他的作品新潮前卫，老鼠和猫发生性交是他的杰作。他平时极其傲慢，普通人想与他见面，得要预约，得到他的首肯后方才相见。否则他会毫不留情地把人赶走；或者装出性格古怪的大人物的样子，愤怒得不得了，拍桌子，摔东西，大发雷霆。所以，他显得神神秘秘……
作家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的信框……
“大师都是这样！”有人说。可据一个拾粪的老汉讲，“那个人，是个拐骗妇女的高手，我早上起得早，就碰上了！”
……信框里扔进去了几封信。作家的心跳得比针刺的还快。头里面一片空白，眼睛瞅得快要掉眼泪。作家张口问了一句：“有我的稿费吗？”
“没有！”投递员冷冰冰的。
“这是一种职业病！”他想。
漫画家却似乎大获丰收，寄来的有发表了作品的报纸，还有几封信。他用两根最长的手指头抽出信来，在另一只手掌上敲打一下，甩扇子样哗啦一下甩开，洋洋自得地默读起来。他的脸孔上掠过一阵一阵的喜悦和激动。“仿佛是封约稿信。”作家想，“否则，他干吗那么傻乎乎的？”
“再见！”漫画家用两根手指，置于头颅十分遥远的地方做了个敬礼的姿势，对全部的人说。
作家感到很惭愧，自觉有种丢了面子的恐惧和懊悔。但他有时很讨厌他的这种敏感和清醒。他倒希望他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而不是他妈的浪得虚名的作家。他默默地回去了。一路上，他回忆他稿子里面精彩的部分，以及文章中的缺陷和忽然记起的错别字。有些地方他感到很遗憾：“还能修改得更完善一些；但当时怎么没有想起来呢？”他还分析哪个编辑对哪种稿件感兴趣。但他最终希望自己能写出真正震撼人的作品，而不是投编辑所好。他觉得他最后的作品也就是为几个人或者一个人写的。那几个人则是他所敬仰的。
作家孤独地走在街上，那副样子像一个迷路的羔羊。这是一个十分炎热的中午。路两旁的槐树叶子被太阳烤得快要干枯，马路上的沥青被晒得稀软；粘吸着鞋子的底子，发出叽叽的响声。他走到图书馆门口时，犹豫了一下，没有进去。
“该读点新东西了。”他想，“读书越来越重要，书籍可以帮人产生记忆，还可以开发人的想象。”
作家思索着当下全国的文学走向。他平时在图书馆里通过《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就基本可以了解到关于近期文学方面的信息。但是他很少读当代作家的作品。他继续勾了头走着。
这条马路在参差不齐的楼房之间，一直伸向走兰州那条道的远方；马路上十分拥挤，干啥的都有。如果坐在飞机往下面看，不知道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只是这街上不断升腾起的喧哗声、尘埃和气味让人感到窒息，感到目光模糊。
作家穿过电影院门前时看见门旁墙壁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什么，还盖着公章。以为是招聘启事。他一声不响地走近去看，原来是高考期间加强噪声管理的公告。“高考早已结束了！”他想，“在这样的小县城贴这种东西是多此一举！”
晚上七点，作家打开黑白电视看新闻联播：法轮功分子又猖獗起来，把鑫诺卫星都破坏了；记者采访了几个人，那几个人在电视上骂得很凶。“法轮功分子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蛮干？”他想，“电视上也不该这么频频报道，进行反宣传，造成法轮功让人没办法的错觉。”
“现在的人，精神都迷失了！”作家说，“今天信这个功，明天又信那个法，据说有人宣称信了他的功法之后，只要心诚，把一碗面可以念成一缸面；把一筷头饭可以念成一锅饭，一百人吃不光，一千人也吃不光，一直吃，锅里一直有（饭）。真不可思议，还有小学生、中学生无缘无故就不想活了，说是活着没意思，要么服毒要么跳楼。现在，人们应该有积极健康的精神支柱和急需要有精神领袖！”
她把红色的窗帘放下来，拉着了灯，喃喃地说：“人类真的都堕落了！”
作家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想，“这说明现在的人，已经对建设自己的精神生活失去了信心，而只注重金钱、物质、自私地享受。”在临睡之前，他又读了几段卡夫卡的《审判》，然后，关好房门，把窗户打开一条缝，让空气流通，躺在枕头上读着鲁迅的书，直到全身有些困乏，眼皮打起架来时，方才把书压在枕头底下。“枕着大师的书夜里不做噩梦！”他自言自语。院子里一片漆黑，他打开房门，在蚊子的叮咬下对着他的向日葵根小了一个便，那样子——好像他的尿是上好的肥料，可以帮助向日葵们茁壮成长。回到房间的时候，他妻子醒了。
“还看不看书？”她说，“我要拉灯了！”
“不看了。”作家说，上床之前，他拉灭了灯。
可是，他在他那张书堆得乱七八糟的木板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已经养成了夜里看书看困后睡觉的习惯。否则，他的大脑会兴奋不已。他在心里默默思考着问题，构思着他的作品。每想到精彩的细节，作家自己就会笑起来或者伤悲起来。他觉得他怎么都不能够宁静下来。“能感受到这些，是幸福的！”他想，“同时也处在人类精神的痛苦和烦恼之中。”他觉得他的脑子跟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开始发高烧。他浑身被汗水浸洗了。他把被子蹬过，却无论如何都忍受不了感冒在他潜意识里造成的威胁，就又重新钻进被窝里。他即使不怕生病，也得预防没钱看病。此时，他很想和人交流。
“你真的睡了吗？”他对妻子说。
作家侧耳倾听，妻子却睡得很死；他伸过竹节样瘦长的手在她腰和连接胯骨的地方碰了一下。“她像一把干柴！”他想。作家想到迟早要和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女人永远分开，埋到黑暗的地下，便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害怕。于是，他对着漆黑的屋顶，情不自禁喊了一声：“姐姐！”
“我不是你姐。”妻子说完，又睡去了。
早晨醒来他感到疲惫不堪。当清真寺第一次晨礼的邦克念响的时候，作家便坐立起来，从他的小说中回到吵闹和拥挤的现实里。现实的各个角落都是很拥挤的。他的脑子依然在翻腾，头重得跟大石头一样，觉得很恶心，鼻眼儿里开始溢出黏稠的血液。他怕被妻子发现，便用一张稿纸偷偷揩了。
他觉得空气难闻，便出门走到院里，穿过碎砖铺就的小径，走进园子里。他抬头看了一眼向日葵。一棵让作家觉得个头和身体未长到时节的向日葵悄悄开了花。他有些担心。同时，他觉得向日葵花，也是所有花朵里最好看的——热烈、奔放、充满万般激情。“它那温暖的色调，让人对生命充满向往！”他想，“给它加一点肥料。”他来不及解开裤带，忙从拉链口掏出来，对着这棵向日葵的根部浇了一泡憋了一夜蕴蓄得很有营养的热尿。他想在这棵向日葵的根下拉一泡屎，但又觉得很不雅观，就只心疼地看看这朵早早便开放了的稚嫩的花朵。然后面无表情地走出园子，回房去盛水刷牙、洗脸。
“你夜里怎么了？”妻子问。
作家没有回答，只仔细地回忆了一遍。整个夏天，他都是在一种病态中度过的。她开始收拾房子。这个干瘦的女人总是能将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像部队上训练过的一样。她把房子打扫收拾干净，又开始扫院。太阳像一块红色的、闪光的、刚刚从水里捞上来的石头，湿淋淋的一点一点露出脸孔。一会儿，就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一样放出万道火红的金光。
作家把桌椅搬出来，摆放在向日葵叶子下，一边沐浴着从向日葵叶子缝隙射进来的阳光，一边开始写作。
这时，妻子尽量躲着不去打扰他。否则，他会火冒三丈，或者一整天乃至三四天都情绪恶劣。他的笔尖像凡·高的《向日葵》一样在燃烧。鼻血又一次溢出来淌到写有文字的稿纸上。天一热，他就犯这种流鼻血的病。他从底页撕了一张空白稿纸，把落在稿纸上的血迹擦了。他隐隐有些不祥的预感。
跟平常一样，妻子打扫了院子所有的角落，开始洗手做饭。她的身子骨很单薄，当她穿着有苜蓿花的衣衫行走在院落和石头铺就的小径上的时候，仿佛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但是，她没有怨言，全心全意为这个家努力地工作着。现在，她活动在灶房和自来水管之间。她的劳作仿佛使整个院子都充满生气。“你要是不被他们那样了，咱们家里一定是人丁兴旺！”她一面说，一面搅着饭锅。饭锅里，土豆面叶子正在沸滚。女人终于揭了这个伤疤——刚刚结婚的时候，他们两个住在一个偏远的村子里，有一次男人被卷入一场群体性的事件当中，一伙失去理智的人认错了人把他抓住阉割了，差一点活不成。后来，他几度想自杀，并一再劝妻子离开他。可是妻子说，“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作家曾在那次事件后，在日记中写道：“我明白了人的最大敌人不是恶劣的环境，乃是人类自身，因为灾难般的生存环境和敌对世界是由人类活动构成的。人类先是预防外在环境的伤害，一旦解除了外在的威胁，就会把敌意指向自己的同类。”后来，他们举家离开了那个村子。
“你别再提那件事了！”作家感到万分难受。
吃过饭，债主来了。他推开大门叫喊的时候，作家和他的妻子正在给向日葵浇水。
“人都死光了吗？”
作家站起来迎接他。“都死光了！”他一面说，一面向房里走去。“我以为你最近一段时间不来。”他的内心被恐怖和卑怯吞噬着。
“这几天钱把我逼死了！”债主走进房间，坐下说，“钱真的把我逼死了，这次你再不能空打发我走了。”
作家不知道如何是好，心一阵狂跳。他的脸红一时白一时，僵持着讲不出一句话。
“你想赖账吗？”债主说，“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三年了吧？！”
作家忧伤地望了望他。他想把钱还给他，二话不说。但是，真没钱。
“你今天不给钱，我就不走！”他高声讲，“当初你是怎么说的，‘急用！马上就还。’我看你的马比咱们这里的牛还慢嘛！”
作家感到很惭愧。他妻子走进房间来说：“你就是把他的命要了，还是没钱，你再缓上一段时节，等有了就给你送过去。”债主龇了嘴，气笑了，露出一嘴整齐的驴牙，焦躁地站起来，又坐倒说：“不行，你们赶紧想办法，我的时间可宝贵得很！”
“你稍缓缓，成吗？”作家说，“真没地方借，认得的有钱也不给借。”
“你是作家，我不相信借不来钱。”
作家只是苦涩地笑。最后说：“作家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写一篇文章，钱不就来了吗？”债主问，“你一年写小说能挣多少钱？”
妻子发现丈夫的脸上显露着昨天夜里所受的病痛和写作折磨的痕迹，现在变得更加害怕。
“他昨天一夜没睡，为你的钱都操劳成病。”她指着她的男人说。
作家的心上一酸，但立刻又恢复了坚强。
“写小说一年挣不下几万元，你吃力巴巴地写那个干啥？”债主说，“现在谁还看书，你说谁还看？根本没时间，说实话，现在人连电视连续剧、电影都不看，我们就看哪里能挣上钱。”
作家一句话都不说。他的妻子勾着头，不知在想什么。“再缓缓成吗？”他觉得他的自豪和自尊一点一点地躲藏着。
“难道让我白跑一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债主想一想说，“那么，我就看在你不是个男人的份上，再缓你几天吧！”
作家感到脑子炸裂似的，随后竟出奇的平静，笑着说，“你就把我当成个女人吧。”他和债主一块出来向街上走去。空气十分干燥。马路正在重修，说是要搞县庆，菜市场也挪了，到处被推土机推得一塌糊涂。债主告辞的时候，作家咬着牙低声问他说：
“我欠你多少钱？”
“你怎么不把欠钱这回事也忘了？”债主说，同时在他的背上用巴掌拍着说，“两万元。”
作家想起来他给他写的条子上是一万元。他到张虎虎家门前孤独地徘徊着。他觉得他就要把身上最贵重的那个东西丢掉了。但他想了想，又离开去了图书馆。除了家、图书馆、邮政局，他再没地方可去了。
下午响起闷雷。振作起精神来的妻子奔跑出房子，拾了搭在晾衣绳子上晾晒的被子。她回到房子重新趴在床上帮丈夫抄写稿子。丈夫对她这些年的陶冶非常大，也启发她读了不少好书。每当闲暇，她便帮男人整理文章。她以前在一家印刷厂上班，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活计，厂子便放假。她趁厂子没上班，准备再找份活计，却一直没有找到。就这样熬着。
一只蝈蝈在向日葵叶面上叫起来。雷声很快过去了。太阳还是那么红。但是她没有注意阳光从西边的向日葵上缓缓消失。直到傍晚，作家从图书馆回来的时候，她才抬起头来，从床上爬下来开始做饭。她用双手揉捏脖颈，甩着握笔的手腕子，说：“我帮你把近期的稿子整理了。”
作家久久地望着她，“这些年可苦了你了！”
“总有一天你会轰动的。”妻子安慰他说。然后就去做饭。作家撵过去在一旁帮忙。
三
“好消息就要来了。”在后来的一个星期里，每当他们一起吃饭时，作家就重复这句话。由于妻子的印刷厂给了一点生活费，他们的生活又有了一丝保障。“这次发了善心！你们厂子好久不给生活费了！”作家感叹说。整个七月没有下一滴雨珠，闷热一日胜似一日。火红色的阳光点燃了整个西部大地，也点燃了她和作家奋斗的精神。这天下午，作家坐在向日葵下继续写作，张虎虎又来问那幅画子。但是，无论给的钱多钱少作家都不卖。张虎虎有些生气，“你那破东西，难道是金子？”他说。
作家不想和这种人说，说了他也不懂。“这不是钱的问题！”作家只说了这一句。
张虎虎骂骂咧咧走后，作家一时无法写作，为那幅可怜的《向日葵》久久地感到不安。不过，他有可能把它送人，也不会卖给张虎虎他们。事实就是这样。
就在这天下午，来了一笔稿费，作家把它悉数还给了债主。作家的心里十分快活。妻子却些微有点不高兴。“家里的米和面都快光了！”她吐露了自己的忧虑。
“别担心。”作家宽慰她说，“前段时间发表的那个短篇的稿费明天就会来的。”他又补充了一句，“当然，最近寄出去的那个中篇的留用信也快来了。”
妻子却什么也没说。
作家看了看她。
第二天，作家又去了邮局。他碰上了那个傲慢的漫画家。他一面翻阅报纸，一面说那个策划炸毁美国世贸大楼的拉登失踪后，最近又出现了，扬言还要收拾布什呢。
那个瘦一些的女邮差说：“我觉着那个拉登是个真正的男人，谁都不敢惹美国就拉登敢！”
漫画家没有接她的话，仿佛他先前不是在跟分发室的这些人讲话，而是在自言自语。作家有时候不大关心报纸和新闻，因为他觉得新闻的虚假成分很重。他倒是一直极其关心周围人们的生活现状。
这一次，没有漫画家的东西。作家收到了一封退稿信，漫画家把脖子公鸡样长长伸过来有意无意地看。作家有点害怕被人看见这封信的内容。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觉得心灰意冷。他怀里揣着这封信，到河湾的沙滩上一直躺到黄昏。在这其间，他把退稿信读了几遍。他对他的这篇小说还是满有信心的。“文坛应该有好老师！”他想。他想在河湾里睡很久很久，而不愿回家给妻子一个不幸的消息。这种难言的痛苦别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当黑夜降临，星星出现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他妻子还在等他。
“手里拿的什么？”回到家里时他妻子问。
“一封退稿信！”作家无精打采地回答。
第二天，他把这篇小说又寄向另一家十分响亮的刊物。那个刊物的老师是个可以信赖的人。然后又开始漫长的等待。
“我们已经尽力了！”这天晚上妻子对他说，“这些年你每写成一篇，又开始匆匆构思下一篇，同时等待老师对上一篇的处理。你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需要有那种火一般的激情和家乡庄稼汉子的耐力。”她接上说，“我看你写的都是心灵深处的真情实感，他们为什么不喜欢？”
作家躺在床上看着书。
“小说越来越难写了！”作家说，“现在好像提倡什么嬉皮士的文学，大部分是一帮少年儿童，他们不大喜欢我的文章。”
“这帮年轻人根本不懂什么生活。”他妻子生气地说。
跟平素一样，作家拣了一些文章读着。“也许人对于作品的喜欢与否都和他自己生活的环境有关。”他想，“无论什么题材，真正的文学，应当表现人道以及人的灵魂和精神，而不是人的内分泌。”他今天的思绪一点也不集中。他觉得眼下的许多文学，并没有把人心灵中的东西表现出来。“文学最终的问题是要解决人的心灵和思想。”他想。他一面看书一面想着他的那些小说。
准备拉灯的时候，他发觉妻子醒着，目光盯着房上的顶棚。
“让我再看看退稿信。”他说。
他妻子转过脸来。想起她把它已经拾（放起来）了。
她从床上溜下去，从那台曾经装黑白电视机的纸箱子里取出一捆用线绳扎绑的信件，都是按日期排列的。找到最上面的一封。
“你以后再不要给那个老师寄。”女人把信递给她男人时说，“可你还是坚持给他寄，光白白地浪费着邮资。”
作家看了看信的内容。同时把那位老师的字上上下下欣赏了一遍，美滋滋的。
“这你就不懂了，我在他那里学到许多珍贵的东西，耐心就是其中之一。”
“是的！”他的妻子果断地说，“那你就继续学。”
于是，第二天作家给那位老师去了一封信。寄信时他对自己说：“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绝望。”
四
作家坐在向日葵下乘凉。回想往事，神情显得格外严肃。几十年来，他都是在一种默默写作中度过的。如果不是写作，他早就被生活打倒了。人类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包括生命。只有一种东西被留下来，那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
“今儿天气真热！”妻子打断他的回忆，用汗衫袖子揩揩前额，“这么热的天气，苍蝇都成精了。”
作家站起来，望望似乎又长大了些的向日葵。它们的根部干得裂开指头宽的口子，白色的根须裸露出来；向日葵叶子被太阳晒得快要卷成卷儿，乏乏地耷拉着，垂绕在向日葵的秆上。他提了铁皮桶子到水管子上盛水，准备给向日葵浇水。可是水龙头开到最大，也不见一滴水淌下来。“又停水了！”
“每年天热的时候，全县总要长时间地停水。”他的妻子不悦地唠叨着，“每天连喝的水都没有！”
“干吗不早盛下些水？”作家看着他亲手培育大的向日葵，现在已经有六棵开了花。有一棵秆子并不壮的向日葵，在八九个叶茎的凹陷处又长出了八九个向日葵头，其中有两个小头也刚刚开花，还有一个含苞欲放，另外几个小脑袋尚紧紧裹成拳头状，更有一棵向日葵的身边竟不知不觉长出一棵刀豆，把蔓悄悄攀扯到晾衣绳子上去了。这时，一只狗头蜂落在那最大的一朵向日葵花面上，正贪婪地吮吸着什么。“这个流氓！”几只白色的蝴蝶在向日葵丛中飞来飞去，像众多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舞得多好哇！”
“全县到处都在搞工程，用水量很大！”作家说，“谁晓得又要停多少天水，总是这样。”
“给当官的人盖楼用的是水，好像老百姓用的不是水！”妻子一个人还在不休地唠叨。
半个多月还没有供水，所有的河早就干了。到处的人都在找水。所有的动物都在找水。水能维系生命。而生命已经奄奄一息。作家到有井的私人家去找水，可是井也已经干了。作家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鼻血一天比一天流得多。他的妻子也三天两头害病，却没一分钱抓药。直到一个月之后，水才来——周围村子的牲口都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人都像是在地狱里走了一回。
一天。“稿费什么时候来呢？”妻子愁眉苦脸地问。
“不知道！”作家有些恼火。他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只是为了那几个稿费。
他的妻子一声不响地走开了。
作家望望妻子的背影，心里像钝刀割的一样。“我有什么资格指摘她呢？”他想，“这些年，正是这个干瘦的女人，以她的谦卑、真诚、善良和坚韧在近半个世纪的光阴里不停地点燃他内心的希望和激情。”
五
近来作家的身体差极了，几乎无法坐到凳子上写作。由于长期勾着头读书、写作，他的脊椎骨已经完全变形，压迫着神经，痛不堪言；后腰也有种崩溃和塌陷的感觉。但是他没有灰心，而是强制自己趴在床上，怀里支了一个枕头，把身子的上半部伏在枕头上写作。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直到写完一个章节，才停下来喘一口气。作家回头仔细把刚才写的看了一遍。他感到胸部被枕头垫得很痛。于是，他翻转身子躺在枕头上，读给他的妻子听。他妻子要求把其中的几处修改一下。
“很好！”作家非常赞同，“这样一来就不会在生活常识上闹笑话，而且也不破坏文章的调子和气味。”
过了一会儿响起了雷，闪电发出阴森的蓝光。天上零零星星落了几点牛眼睛似的雨滴。
作家和妻子都抬头向窗外张望。“外面有晾晒的衣物吗？”作家问。
他的妻子摇摇头说：“没有！”
她正在改做一条废弃的旧裤子。她用剪子剪短了那条裤子的裤筒，并给裤筒边子做了一些民间流传的图案。她叫男人穿在身上，男人竟真的以为妻子买回了一条新裤子。当他终于明白是妻子的“杰作”后，赞叹不已。
作家继续埋头写作。大约有烧一壶水的工夫，他听见密密麻麻的冰雹打在院子里的向日葵上。顿时，整个县城就淹没在冰雹之中了。
他走出房子，见其中开得过早的两朵向日葵的花瓣已被打落在地，连整个身子似乎都要跌倒下去了。许多向日葵叶子被打折了。有一棵幼小的向日葵，眼看就要支撑不住倒下去，作家慌慌张张跑进房子，拿了自己的衣服，冒着枪弹一样的冰雹将衣服苫在那棵幼小的向日葵上。当他返回房子时，头上已经让冰雹敲了几个大疙瘩。
冰雹滚落的声音伴他们睡下了。作家觉得脑袋隐隐作痛，但他没有吭声。他把自己裹在一条蓝色的破被子里，有一阵子，他听见他的妻子被病痛折磨的呼吸声。他妻子时睡时醒——仿佛一会儿在梦境中，一会儿又回到现实中来。他相信他的向日葵是会熬过这场劫难的。
雨整整下了一夜。第二天，作家夫妇看见向日葵全部倒在园子里，微白的根须裸露在外。他难过极了。老两口立时忙乎起来：一个扶向日葵秆，另一个快快地用铁锹朝根部压土。直到让它们重新站立起来。
有一棵向日葵的根，被冰雹打倒后折断了；过了几天，叶子便枯干了，在微风下呜咽着。作家看了，伤心得吃不下饭。
炎热的七月快要结束了。在此期间，作家的妻子已经向周围的邻里借过几次面粉了。她没有告诉她的男人。“不能告诉他，”她想，“我不能再给他增添负担了哇！”
但作家还是发现了她出去借面粉的事。这次，轮到他该为这个家庭的生计想办法了。他不得不咬牙到一些熟人那里去借钱。但他的熟人没有一个肯借钱给他，正应了老人说的那句“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话。作家曾想到过张虎虎，但他很快就否决了这个危险的想法。回来的时候，他厚着脸皮总算在他们经常买面粉的粮店里赊了一袋面粉。他气喘吁吁地扛着面粉回到家里，感觉自己好像和平时不一样了，对迎出来的妻子喊：“快来，帮帮忙！”他妻子看到他的脸色很害怕，不禁大吃一惊。
“你的脸黄得跟屁熏的一样。”她说。
“放心，我要活到我想死的那一天。”作家自我解嘲地说。
正是因为怀着希望，他才全力支撑着自己，才能够活到今天。
由于夜以继日地写作，他已经筋疲力尽，浑身快散架了，不能够同时照顾自己的生活和向日葵了。到了八月五号，日历上标明立秋。天气骤然变凉。那十几棵向日葵除了一棵外，其余的都死而复生。他相信它们一定会活到籽实饱满的那一天。
“你过来一下！”他妻子说。
“等一会儿。”作家一面回答，一面观察向日葵的长势。向日葵秆儿越来越粗，向日葵头也越来越大。
他看到他妻子拖着虚弱的病身子坐在房台子上。身体发出一股疾病的气味。她说话时，有气无力。
“你马上把那幅画处理了吧。”
他早已想到妻子会这么说的。这是他不愿意听到的。为此他感到万分痛苦。他的妻子虽然不是孤儿，但和孤儿没有多大区别——父母基本和她断绝了关系——因为她不听大人的劝告誓死嫁给了这个潦倒一生的人，后来又惨遭不测，使他无法再生儿育女。她的一生几近是苦难的一生。
他的妻子伤心起来。
“这么多年，”她叫道，“从二十一岁和你开始过日子，一直盼望你能够好起来。”她嗫嚅一下接着说，“可是你一日不如一日。今天我们都已经老了，我也因为这个家落下了一身的病。”
她回到房子里，倒在了床上，跟死人一样。作家把她的头移到枕头上。他不敢看她那双死鱼一样似乎已经不动了的眼睛。他妻子陷入短暂的昏迷状态，闭上了眼睛。当她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似乎有了一些力气。
“为了我们眼下的生活，”她说，“把画卖了吧！”
作家把她额前一绺白发抹到脑后。
“我们会活到那一天的。”
“现在怎么办呢？”他妻子问，“现在呢？”“车到山前必有路。”作家说，“我们会活到那一天的——人们只要一提到我的名字，就会充满希望。”他接着说，“这么些年我们都过来了，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应付艰苦的生活。”
向日葵静静地立在园子里。那些向日葵，现在已经全部开放，火焰般燃烧着，它们看到作家走来，便点头微笑。作家像对待老朋友似的与它们对话：
“人们不能够肯定地预告什么东西。但是，如果谁能够进行分析，他就可以发现本世纪最贫穷的人，总是顽强地活着的，总是以创造精神活着的。”
“一个人决不可以让自己心灵的火熄灭掉，而要让它始终不渝地燃烧。”一个向日葵说，“你知不知道，这是诚实的人保存在艺术中的最最必要的东西？”
“然而并不是谁都懂得，”另一个向日葵说，“美的艺术的秘密在于有真实与诚挚的感情。”
“这些年，我之所以在痛苦中坚持活下来，那是因为我必须去写，因为我必须把在我内心燃烧的东西表达出来。”作家觉得自己的脑子似乎一天天燃烧光了。
他愁肠百结，忧虑不安，感到极度痛苦和凄凉。然后他上街去了，在午休的县城里行走，什么也不想。他沿着被人遗忘的街巷走着，直到觉得疲惫至极，内心宁静了时才转回家去。他的妻子不待他提笔开始写作，便再次劝说他把那幅画子拿出去卖掉。
作家心乱如麻。他说：“我不忍心卖它！”他从相架子后面抽出了那幅画——用一张旧报纸包着，上面已经落了一层灰尘。他和妻子一人把住一头缓缓将画子打开来。霎时，那幅仿佛从一只瓦罐里伸出十几朵向日葵头的画子，便展现在他们的面前。在他看来，这画中的向日葵不仅是阳光与生命的象征，更是人类内心火热情感的写照。和凡·高的对照，作者的手法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境地——以强烈刺激的感情色调，以急速蜿蜒的粗大笔触，构成画面紧促的动感。“那个凡·高，当时的激情一定犹如江河奔涌。”他想，“他是一位堪称燃烧生命的艺术家！”
作家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把画上的每朵向日葵都看了一遍。然后，他把画卷起来，夹在腋下来到街上，不知不觉走进县招待所的对外餐厅。“生意怎么样？”作家问老板，“最近有没有好画？”
“来，坐下。”老板说，“收了两幅，但不太好！”他一面说，一面用那双锐利的杏核眼盯着作家的腋下。这个长得像个鸡蛋样的老板，曾毕业于某美术学校，分派的工作自己不喜欢，就承包了这个餐厅。县上每来书画家，都少不了他的身影。他管饭也十分积极，就是到最后一定得给他白画几幅画。
作家坐在一把木椅上，抬头望望冷清清的街道，把画夹得更紧了。
“吃饭了没？”老板不待作家回答，便对手下说，“去，弄一碗面上来。”
“我吃过了，真的。”作家说。
“不就一碗面嘛，味道不错。我请客。”老板安排人先做饭，自己便带作家到后面的楼上看他的画子。
“让别做饭，我真不吃。”作家说，“看画可以。”
“你们去做饭，别管。”老板说。
两个人来到餐厅后面的楼上，走进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墙壁上有四幅山水画，装裱的镜框显得古色古香。有一幅画子作家觉得不错：一头毛驴打小桥上走过，桥下是潺潺的溪水。意境很好，手风也不错。作家看了良久。“哪里的人画的？”
“甘肃的，听说有些名气哩。”老板说。
“听说你这两年收的画不少，”作家说，“再有吗？拿出来看看。”
“都在家里，这里只有这四幅。”老板为作家没能看到他拥有的许多画而遗憾。接着，他的目光落在作家夹的报纸上。“你夹的是什么？”他说，“让咱们也看一下嘛。”
“没什么。”作家感到恐惧和慌张，“一张废报纸。”同时，他被另一种困惑折磨着：也许当他拿出这幅画，这个老板却说他没听说过这个画画的人；譬如说雨果，大家只知道他是一个作家，却哪里晓得他还是一位大师级的画家。
老板听了作家的话，半信半疑地瞅着对方的腋下，最后点一点头。“咱们这里偏僻，文化氛围不行，基本见不上好画。”
作家附和着。“我这是一幅名画。”他想，“这幅画里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和无尽的光芒。”
他们两个一边说着画，一边又走回餐厅。饭已经好了，放在圆形木桌上。“一碗面，吃了吧。”老板说，“不吃就是瞧不起咱。”
“我说不吃的。”作家的脸红了。他屈起两条大腿，把画小心翼翼地搁在腿弯里。
“反正也没人吃，”老板对手下说，“那就端下去倒掉。”
“我走了，你忙。”作家说。
“有空了来，”老板对走出去的作家说，“有画了别忘拿来看看。”
作家恍惚地应着，心里感到羞愧和悲伤。“这个人大约知道我手里的画。”他想。
他走到邮政局门前，看见抓黄河福利彩票的人特别多，就呆呆立在那里看着。他在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两块钱。“只能投一注。”他走进去要了一张投注单，在第一投注区填涂了一组数字，乘着混乱，钻进去递给服务员。服务员是个比较时尚的女郎，乳房基本露在外面，显得非常自信。她看也不看，就将作家涂填的投注单放入眼前的那台机器确认，很快那组号码便带着一种诱人的声音打印在一张黄河风采的电脑福利彩票上，再由服务员接给作家。作家的这张彩票上的七个数字是他根据自己的一篇小说名字的笔画选的。他挤出人群，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这张两元钱的彩票上了。”他想。
作家夹着他的《向日葵》，口袋里揣着彩票，黄昏回到家里。他的妻子真是大失所望。
“没卖吗？”她问。
“没卖。”作家回答，“不过，现在好了，你就放心等着拿五百万元吧！”
六
“今天把家里打扫拾掇干净，老婆子。”作家说。
他的妻子正在床上铺一条崭新的很久以来都没有用的红毛毯——那是一位著名而德高望重的老师送给他的结婚礼物。作家昨晚一夜未眠，读书读到天亮，起床后精神劲头依然很高，只是眼圈有些发青，下眼皮出现一个松弛的眼袋。他站在院子里望着这间老屋，联想到成为富翁后将如何使它辉煌起来。他觉得撅着一副瘦身子干活的妻子竟然老得让他感到害怕。他忽然莫名凄楚。
“全部打扫干净了，老汉！”他的妻子说，“咱们命苦，怕是一块钱也抓不上的，别妄想了。”她勾着头一面麻利地干活，一面暗暗地笑着，准备迎接五百万元的到来。
作家望了一眼园子里太阳下发着绿光的向日葵，又抬头望望前方天上棉花团一样的云彩。“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他想。
“这些向日葵，”他说，“咱们如果别管，早已经死了。”
“咱们这里天气为啥不正常？”她说，“要雨的时节没雨，不要雨的时节却又是雨又是冰雹——真吓人！”
作家没好气地说：“咱们能在这么恶劣的地方活着就不错了。你知道吗，咱们这里十年九旱，土质属于湿陷性黄土，外面来的人看了说，咱们这里根本不适宜人类生存，而且又是世界三大地震区之一。1920年这里曾发生特大地震。后来知道，这次大地震在世界地震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次地震几近毁灭了这片贫瘠的土地，面积竟达两万平方公里以上。死亡人口二十多万、牲畜一百多万头，倒塌窑洞房屋不计其数。史料中记载，地震使当地民众生者十人余一，牲畜几乎绝尽，震前没有预兆，余震三年之久。地震时，北京电灯摇晃、上海时钟停摆、汕头客轮荡动、广州墙落泥片。震感甚至远达越南境地；银川以北接近沙漠的长城被地震切断，黄土高原地貌全改，穷苦的百姓无家可归。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更有人类自身互相造成的创伤难以言传。有些人恨不得光他一个活着。
他的妻子听了男人的一席话，停了片刻说：
“那我们不在这里生活，我们又能到哪里去？我想到首都北京或者大上海去。你呢？”
作家没有回答。他在心里说：“然而正是在这片绝望和潜伏着危机的土地上，这里的人却一代代顽强地默默地生存着、坚守着。”但他马上又被自己写不出好作品的痛苦湮没了。
作家听了妻子的话，从他的小说中回转过来。
“你怎么了？”他问。
“你经常苦着一张脸。”他的妻子说，“好像这些年是我把你害了。这些年你写小说，我总是站在你的一边支持你，我把我的一切都牺牲了。这个家里的一切活计，我几乎都一个人包下来干了。我盼望你的文章能够成功。可是，我们都快要死了。”她带着哭腔，泪水已经溢满眼眶，“走你的，什么吃苦耐劳、自豪、责任感、怜悯和牺牲精神，叫你说的这所有的一切都给我滚开。我已经累了，没力气听这些了。”
作家心里很难过。脸部神经一抽一抽。他蹲在向日葵下，双手捧着头颅。
“我恨你！”她哭着说。
作家只管让她骂个痛快。他鼓劲站起来，去拿了一本黑塞的《荒原狼》和一本西蒙的《农事诗》，把凳子搬到向日葵底下坐下穿插阅读。可是，他看不下去。这两本曾给过他不少精神安慰的书，现在让他感到忧伤。他还想起美国的杰克·伦敦、福克纳，想起俄国的蒲宁，想起凡·高和他的阿尔。向日葵在早晨柔和的阳光下静静地注视着作家。
“我今天就是不让你看书。”她说，“你为什么经常凝着一张脸？”
“我干吗那么讨厌你？”作家斗气地说。
“你以为我很喜欢你吗？”他的妻子反唇相讥，“我喜欢你跟喜欢一泡狗粪一样。”
他想，编辑老师可能正用一支色调凝重的圆珠笔在发稿单上填写对他那篇小说的处理意见。自打那篇稿子寄出后，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编辑老师应当看了。他的妻子还在唠叨，当她发现男人的脸色极其吓人时才住口。
“我给你讲个地震的故事。”作家说，“房子塌下来时，有个男人还在女人的肚子上，被压成一个肉夹饼。”
听到这个趣闻，他妻子觉得很好笑。向日葵的叶子发出一阵刷啦啦声音。声音传到房子里，就像有人在向日葵下悄悄交谈。
“老汉，”她说，“你看起来像一把骨头。”
作家从沉思中醒过来。
“你能不能不说话。”他说，“我现在正在思考十分严肃的问题。”
女人走进灶房，把门猛地关上，做饭去了。上个月打的面已经不多了。作家开始读书。日头越升越高。一只硕大而丑恶的狗头蜂落在寂寞的向日葵上。它也许是在采向日葵的蜜。
阳光越来越刺眼。他走到窗前，将书顺手搁在窗台上。
“我来帮你做饭。”他对妻子说。
“不用了。”她说，“我已经做熟了。”她丈夫的眼睛使她产生了恻隐之心。
吃完饭，他们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作家的头又一次疼起来。他翻过身趴在床上，默默地写日记，每写一句就停下来思忖一阵。他妻子躺在他侧面，眼睛上盖着一绺卫生纸，嘴紧紧闭着，唇上一条一条皱纹清晰可见，像打了褶子的衣角。他一声不响地盯着，一种悲伤情绪涌上心头。
“我对不起她。”他心里说，“我没有资格指责她。”
女人浑然不觉。
到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作家记起了那张彩票。他从门后的衣服架子上拿下那件穿了五年的假冒伪劣的西服。彩票安然地躺在口袋里。他用拇指和食指夹出彩票，看了看那上面的每一个数字和期数。然后，他又借助中指翻到另一面读了“兑奖须知”，一共是五项。最后一项是：每周一三五晚上十时五十分在某某卫视台开奖。作家看不到那个台。中奖查询的号码是一个带着四个八（发）的手机号。他没有叫妻子来一同讨论彩票的事。“发发发发！”他从那个手机号码上觉着这种玩意儿带着某种很大的欺骗性——合法的欺骗！“说不准是某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为了敛财而搞的。”他想，“他们公开欺骗了无数的百姓。有些老百姓沉迷于此，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作家此时觉着连印在彩票底边的那条黄河也变得令人厌恶起来。
“老百姓为了买彩票把耕地的牲口都卖了，结果一无所获。”作家忍无可忍，对妻子说。
“你去邮电局看一下，也不晓得兑不兑得上。”她说。
“都是骗人的！”作家这时一点兴趣也没有了。他因为百姓被骗而觉得良心不安。他要以不参与这种活动的方式反省自己。
“那你买它干啥？”他的妻子说，“要是中上呢？”她现在几近是一点不想听他的了。“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你不去积极参与，机遇怎么会来呢？”她煞有介事地讲出一套哲理。
“你去吧。”作家担心碰见那些熟悉的人。“除了笔，我知道我没有其他好运道。”作家笑着补充说，“我买彩票，只是想体验一下。”
“要是中上呢，要是中上了呢？”妻子显出不可救药的固执样子。她感到自己的心扑扑在跳。“这种感觉或许正是中奖的预兆。”她想。
作家在妻子的催促下，不情愿地走出门来。往出走时，他叫妻子一道去。但她却担心自己冲走了这个好运道，坚持留在家里。另外，她还害怕兑上奖之后，在众人面前会因一时承受不了这么巨大的财富而激动得失去理智。
当他怀着异样的心情走到邮局门口时，不禁看了看有没有人在注意他。他担心自己的自尊会受到伤害。他终于装模作样地要经过邮局门口，脚步却一点一点缓慢下来。因为别人都有彩电和电话，没有人会来这里看邮局门口立着的这块毫不起眼的破黑板。
“哈，没有一个数字对得上。”
作家笑了。
回到家里，作家未进门，就冲等候的妻子喊：
“中了，五百万！”
七
总算熬到星期天的十点多钟。日头从东升起，照在所有的向日葵叶面上，泛着油绿的光。作家拖着贫病交加的身子给园子里的向日葵浇水。他放下铁皮水桶，望望太阳，心里测算了一下时间。那棵最大的向日葵花瓣朝后倒卷过去，像愤怒了的野马的鬃毛。“这是一棵怒放的花朵！”他心里说，“我以前从来没发现愤怒了的向日葵。”
现在，所有向日葵的籽粒都已经结上了，剩下的只是往饱满生长的问题。
“我出去了。”作家习惯性地给妻子打了声招呼，便走出门，来到街上。他看见电影院和周围的建筑物都已被拆除。“听说在这里要修一座广场，供人们游览和搞娱乐（事实上，这里后来却成了审判犯人的地方）。那些平日里卖小吃的摊子也似乎在一夜间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连个影子都不见了。“听说谁不搬就拘留谁。”人们这样说。
这次，他径直走进邮局分发室，高声问邮差：
“有我的稿费吗？”
“没有稿费，有你的信，你自己去拿吧。”那个姓陈的女邮递员一边忙着整理报纸，一边面无表情地说。
作家走过去，在自己那个木框里抓出了几封，有两封是他的，其他是别人的，他又放回木框里。他的两封信很薄。一阵快感向他袭来。“薄薄的这种，一定是用稿通知。”他凭借以往一贯的经验想，“如果是厚厚的那种，一定是退稿。”
一封信是杂志社来的。这个杂志，是他多年来投寄了无数次稿件，但无数次却打回来的。多年以来，尽管人家对他这样冷漠，可是他却一直怀着一种热情与敬仰的心情向他们投稿。
另一封信上面有一些拼音似的红色字母。顶格写着“CHINA”，跟在这几个字母之后的另一串字母写得极其潦草。“也许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看懂。”他想。第二行开首是“中国”，跟在“中国”之后是作家的具体地址。“谁来的呢？”他想了良久，也没想出是谁。
这次没有漫画家的东西。再说，他也不想看漫画家那煞有介事的滑稽脸孔。作家没有急于打开那封信，急匆匆朝家里赶。他明显感到心脏在剧烈地跳动。
作家走进门，他的妻子等候在院里。她迅速瞥了一眼他的手里，就问：“哪里来的？”
“还没看。”作家在心里添上说，“但愿是好消息。”他在院子里拆开那封信。
依然是一个退稿通知：“……因为人力有限，稿件就不退还了！”
“你看另一封是什么？”妻子绝望地审视着他的面孔说。
“也许这是一则好消息。”作家说，“先放着我要慢慢看！”他现在有些担心和莫名的心跳。“不应该都是倒霉的事情啊！”他有点伤心，“一辈子没有畅快过。”
作家禁不住回想起在那些单调和苦闷的日子里，他和妻子谈论着他的那些小说的内容和其中的意思。一直到下午黄昏，作家还是忍不住背着妻子在向日葵下拆开了那封陌生的来信。他暗自读起来。
信是法国布列塔尼的一位汉语文学研究员、翻译家邮寄来的。她对他的作品有强烈的兴趣，希望读到他全部的作品，并告诉她他的创作经历。她是自一本中国期刊上读到他的一部异域风味的小说而得知他的。
向日葵籽儿在夕阳下闪闪发亮，像美丽女人的牙齿。
“以后我还要学习法语哩。”作家面对信封上的外语，自我解嘲地说。接着，他蹲在向日葵下，眼睛被一种近乎于干涸的液体模糊了。他忽然站立起来，面向着那一棵棵他曾经呵护过的向日葵，“多么的想对你们说一些心里话啊！”
心酸从作家脑海的深处弥漫上来。
他的妻子看到他发颤的样子，从房子里走出来，站在她的丈夫身边。她一声不响地静静地望着。这个女人并没有因为她丈夫的苦难和肉体的残缺而看不起他，而抛弃掉他；这个女人也没有因为他一次次的失败而失去应有的生活的勇气与希望。她觉得她的丈夫永远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真正的男人，她用手指戳着男人的脑壳说：
“你这个老不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