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口的鲜花店门面并不怎么大，进去俩仨顾客，就很难有转身的地儿了。可是，就这么家小店，买卖却做得红红火火，小有名气。有的朋友从远方来，怕找不到门，跟他说找这家花店，十有八九不会错。
头次进这家店，是那年的春天。那时刚搬来不久，有朋友见我家阳台大，劝我不妨养点儿花。我想也是，但不知养什么好，我就到这家店里来了。老板是个南方人，个头可不小，说话和气。他热情地向我介绍该养什么花，该怎么养花。老板很实在，让我感动，就跟他聊起养花的事，我们有了共同的话题。
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不会养花，老板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他问：“您是城里人，怎么不会养花呢？”我笑了笑说：“其实很好明白。从你长相猜测，你也就是四十几岁。”他说：“48岁，老三届的。”我说：“这就对了吧。那你应该是红卫兵。‘文革’那会儿，我也才三十几岁，花儿让养吗？不让养啊，养花是要挨斗的，只能种庄稼。”他冲我笑了笑，表情略显沉闷，低声说：“您说的是，那时所谓‘革命’，现在想起来真愚蠢，真可怕。……跟您讲个关于花的故事吧。”
他说，他家在南方的一个小县城。那里的人都喜欢花草，这个江南小城掩映在花丛中。城中有一户陆姓人家，祖祖辈辈爱花，尤其是这家的大儿子，是个技艺高超的花匠。无论多难侍弄的花，只要他一摆弄，都会欢欢实实地长，开出鲜鲜艳艳的花。十里八乡的养花人，谁遇到养花难题都找他。可就是这么一个本分的花匠，在“文革”中，就因为有这样的手艺而罹难。
事情的起因是，他家的一位远房亲戚，在国民党时期做过小官儿，把他当做特务揪斗。他实在受不了折磨，就胡说八道，在造反派的逼供下，他说自己有本名单，放在陆家的花盆里。造反派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到陆家，不问青红皂白，进院就砸花盆。顷刻，几百盆花便散落院里。根本不存在的名单，当然不会找到，于是他们就开始拷问陆家长子。陆家长子本来视花如命，花被糟蹋了不说，又无端被加害，连气带吓大病一场，没多久便离开了人世。他离世前的一刹那，拉着他侄子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世道，不会长，将来年月太平，你还是养花儿，没有花儿，那还有什么意思。”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讲完这件事，我看见花店老板的眼睛湿润了，声音也略显哽咽，我也就不便往下问。等了好长时间，他喝了口水，接着说，胡说八道的那个人，得知陆家长子悲愤辞世的消息，受不住家人的责难也自杀而死。那小城，从此养花的人也就少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又开始养花，他家乡的花市才重新兴旺。
“这陆家太可怜了，爱花的人都是善良的，那么好的一家人，我相信不会永远倒霉。”我说。老板沉吟了片刻，好像从悲痛中解脱了出来。低声说：“他们一家人，这会儿生活得很好。几个弟兄办起几个花店，每天把花送给别人，自己也生活在花中。”
“那陆师傅的侄子呢？”我急着问。“他嘛，”老板说，“先是下乡到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种菜园子。后来跟一位北京姑娘结了婚。前些年落实政策，‘老三届’返城，他随这位姑娘一起回到了北京。没合适的工作，就自己开了个花店。”
这事也真凑巧，跟他是同行。待我想问他的花店在哪儿时，只见花店老板快乐的眼神里流露出诡秘的微笑，只是不说话，好像一说话，什么美好的东西就要消失了似的。于是，我跟他一起笑。用笑告诉他，我明白了他的笑。不过，我始终没有他笑得好、笑得甜、笑得开心、笑得略带苦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