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身接着跑，沉迷花草消磨意志。顺一条汽车路往山上跑，过玉米地，见松鼠上树、鸭子下河，绕过一片苹果树林下山。从高处再看这片荷花，如见一队迎亲的队伍：荷花骑马坐轿，在一片绿叶的拥簇下，涉江而来。我觉得红花、圆叶、绿叶都是民间故事的题材，仿佛荷花比别的花更有故事，要不然，荷花怎么会骑马坐轿？它高高在上，左顾右盼都是涟漪。老百姓发明了荷花仙子之说，月季比它更艳丽，也未佩仙名。
陆地上的花长在泥土里，花边上还有青草、树木，还有爬来爬去的蚂蚁。而荷花的背景干净，只有水。水如一面镜子，映衬荷花娴静。风把水面吹起皱纹，荷花因而多情。它在风中微微俯仰，似颌首、似含笑，最似欲言又止，姑且如此罢。
其实荷花颜色很艳，算是桃红。我猜这种颜色并非出自荷花本意，是上帝指定的颜色。其它的花佩上这种颜色会显出俗，人穿荷花色的衣服会极俗，而荷花却不俗。一来它的艳红有白色在下面托衬，二来水面实为暗调子，显出它新鲜，甚至童稚。它如婴儿般的手掌即有童稚意趣。画荷花是文人画的主要题材，源头是八大山人朱耷。数不清的画家仰慕朱耷，心摹手追，但画出来就俗。荷这种东西容易画出败意，不鲜灵。从技法说，中国画的看家本领——皴法在画荷中基本用不上。传递荷花精神，关键看画者能不能掌握骨法用法。好笔法笔笔是中锋，苍润鲜明，这是功夫，也是境界。用晕染一类手段画荷只算刚入门。
黑河白水
北地，当白雪覆盖河岸的时候，黑色的河流探缓流过。这么冷了，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不结冻，袅袅升腾白雾。这的确是一条黑河，凝重而坚定地前进，虽然并不宽也不激壮。在冰雪世界，任何有动感的事物都令人感动，况且是一条河流。
这样一条黑水流淌着，在白雪的夹裹下充满苍郁，让观看的人心软了，坐下来叹息。
而所谓“白水”，也难见。德富芦花称：“日暮水白，两岸昏黑。秋虫夹河齐鸣，时有鲻鱼高跳，画出银白水纹。”水白不易见，水清与水混则常见。对“水白”之景，我曾困惑过，后来在回忆中想起来了。的确是在“两岸昏黑”之时，天几乎黑透了，穹窿却还透散澄明的天光，无月之夜，星斗密密甫出，河岸的树林与草丛织入昏瞑里，罩着虫鸣。这时，河水漂白如练，柔漾而来。在远处看，倘站在山头，眼里分明是一条曲折的白水。
雪中的黑河像一群带镣的囚徒，水流迟滞，对天对地均含悲愤。像弦乐低音部演奏《出埃及记》。雪花穿梭而落，却降不进河里。人不禁要皱着眉思索，漫天皆白之中，这条黑河要流到什么地方去呢？这是在初冬，雪下得早。若是数九之后，此地所有的河流都封冻了。
观白水，如静听中国的古琴，曲目如“广陵散”。在星夜密树间，白水空濛机灵，如同私奔的快乐的女人。白水上难见波纹，因为光暗的缘故。这时，倘掷石入水，波纹扩充，似乎很合适。在此夜，宜思乡，宜检旧事，宜揣测种种放浪经历。如同站在缓重的黑河前，应有报仇雪恨之想。
黑河与白水，我是在故乡赤峰见到的。他乡非无，而在我却失去了徜徉村野的际遇。人生真是短了，平生能看到几次黑河与白水呢，虽然这只是一条普通的河上的景色。
红绿蚂蚁
雨后，碧桃树枣红色，像缎子一样发亮的树皮分泌亮晶晶的胶。它们一簇一簇地粘在树皮上，像玻璃闪亮。风吹过，树顶有拇指大的碧桃掉下来，像一个找不到路的旅行者。在刚才的暴雨中，已有许多碧桃纷纷而下，被老太太们拣走，晒干去皮，作念珠。
雨后的桑园，最先出现的是鸟儿。看不见它们，叽喳声从树顶的密叶传出。然后是孩子。孩子们的眼睛牢牢盯着地面，仿佛雨后的大地应该呈现一些奇迹。地上零散的碧桃、蚯蚓在地表拱起的沙痕，都算奇迹，平时看不到。
一个孩子捉蚂蚁放进透明的盒里。他只捉小蚂蚁，黑黑的；手指想捏住，又怕捏死。他把捉来的蚂蚁分别放进两个盒子。
“捉蚂蚁做什么？”我问。他一愣。当感觉出我并不阻止他捉，反瞪了我一眼，仿佛说：“问这个做什么？”
小孩儿不愿回答的干脆不答。
“为什么不捉大蚂蚁呢？”我觉得大黄蚂蚁更好捉。
他不理。
蚂蚁们纷纷出来晒太阳，它们也许听到了小鸟儿的召唤。在一个伐掉的桃树的树桩上，小蚂蚁在疾走，年轮好像是跑道。树桩边上蹿出几枝新枝。
我借雨后的清新空气练罢一套太极拳，看那孩子俯在树墙后的窗台上鼓捣。我悄悄走过去。
窗台上放着水彩盒子，他调好之后，用笔给一个盒子的蚂蚁涂红色，另一个盒子的涂绿色。蚂蚁在粘乎乎的颜料里蠕动。
“你会把它们弄死。”我说。孩子瞥我一眼，意思是说“你别管。”
我离开的时候，看到桑园里走来一队队孩子，他们用手捏着蜻蜓的翅膀，兴致勃勃。这些蜻蜓即使丢开，也不会飞了。孩子们的眼睛仍然在树间滴溜溜转，企图捕捉到新的生物。
现在是暑假。城里的孩子除了蜻蜓和蚂蚁，也接触不到更多的生物了。
我在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忽然想到那些蚂蚁。如果它们还活着，会给那孩子带来多么大的惊喜——阳光照进塑料盒子，红蚂蚁亮晶晶地跑过来，绿蚂蚁亮晶晶地跑过去。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红绿交织奔走，像团体操也像卡通表演。
以后，这孩子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观看这些红绿蚂蚁，久久的。
胡杨之地
人类为自己所赋予的最为自负的词叫灵魂。人用灵魂这个词跟动物划分了距离。唯有灵魂，人才有喜悦和悲伤、良知与禁忌。人在灵魂的导引下，会哭泣和欢笑。人并没把“灵魂”这个词送给动物。动物——无论多可爱的动物，会翻跟头、会算术——在人看来都不具备灵魂而只有本能。人更不觉得植物有灵魂。一株草，由青到黄，从春到秋，怎么会有灵魂呢？草木由于没有灵魂，因而不会学习，无知卑贱地活着并死去。然而，这只是人对动植物的看法，人其实证明不了它们没有灵魂。
如果你见到胡杨林，这种看法也许会发生转变。我在四子王旗的速亥看到的不仅是胡杨林，干脆说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悲泣的灵魂。
胡杨是树。但它跟树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姿态如人。它似互相搀扶、涉江而来的妇孺，像仰天叹息的壮士，像为自己包扎伤口的士兵。我只想说它们“像”或者“是”有灵魂、有苦痛的人。我来到速亥的时候，正迎夕阳，落日把一腔英雄的块垒吐在这片寸草不生的荒沙上。胡杨树虬曲纠结，坐地视天，身子骨披一层滚烫的金红，让我想起罗丹那幅雕塑《拉奥孔》里面，一个壮硕的男子与身上缠绕的蟒蛇搏斗，其痛莫名。
人见到松柏、垂柳，手抚其枝，并不会问“为什么”。松柏青青，垂柳依依，没什么可问“为什么”的，一切如常。可见了胡杨，真想问它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到了一个词：灵魂。
胡杨树一定因为有灵魂，或者说有记忆而痛苦过，并有此态。
速亥，蒙古语为“红柳”，如今是白茫茫的沙地，谁也想不出它在六十年前的样子。这里的人告诉我，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速亥人的主要工作是打黄羊。上级给牧民们发冲锋枪，用冲锋枪扫射黄羊；给县和公社干部每人定指标，打不到规定数目的黄羊要扣工资。速亥当年是有什么样的植被？风吹草摆，不见牛羊，植被太茂密了。当年打过黄羊的老人说，速亥这地方黄羊多，它们集群飞跑，不少于几百只。不光有黄羊，还有蒙古野驴，有藏羚羊。老人说：你们不要认为只有西藏、青海才有藏羚羊，乌兰察布草原当年有很多藏羚羊。蒙古语管藏羚羊叫“奥仁嘎”。这个地方鸟啊、花啊多的是。当年这里是湿地。
这个老牧人指着白茫茫的沙砾，说：“当年这里是湿地”，真的像痴人说梦。如今除了天上的云朵和地上的胡杨属于有形状的东西，其他皆为空荡荡的虚无。
打死的黄羊呢？我问老人。
上级都拉走了，老人说。我们自己养牛养羊，从来不打黄羊。打死的黄羊变成了政治任务，肉和皮子都出口换汇了。我们整整打了二十年黄羊，现在什么野生动物都没有了。那些年，每天都有枪声。枪声停了，黄羊、灰羽鹤、野鸭子、兔子、狐狸，什么都没了。
我抬眼四望，速亥这地方在一个盆地里，是二连盆地的一部分，依靠的山叫大红山。可是，打光了黄羊，植物也不能都灭绝啊？
老人说，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这儿又遭一劫——挖发菜。你想象不到有多少人到我们这里挖发菜，可以叫成千上万。从宁夏来的人，整列火车全都是挖发菜的人。我觉得全国的人都到这里挖发菜来了，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有人挖，有人收，有人运。运到东南亚一带。发菜这东西怪，这片地上午挖没了，落点雨，下午又长出来了。挖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变成这个样子。
老人说“这个样子”的时候，特别不情愿，声音迅速被脚下的沙子吸收。
如果土地和天空也会死亡的话，就会是“这个样子”。这里的天空虽然高远，却毫无生气，与绿洲之上湿润的天空绝不一样。没有飞鸟、没有层层叠叠的雨云，这是一片失去了肌肤的天空。土地上只有沙子，连蜥蜴爬过的痕迹都看不到，见不到土，地已经死去很多年。今天的速亥，不要以为它籍籍无名，它名声大得很，早就传到了北京和天津等地，出现在专家们的文案里。
速亥，现在成了京津风沙最主要的源头。这片地，每年不知向北京输送了多少沙尘。可谁还记得当年它堪比肯尼亚野生动物园的情景，谁还相信此前这里竟然是一块湿地呢？
假如黄羊有灵魂、灰羽鹤有灵魂，野兔、芦苇有灵魂的话，如今它们一起附体在胡杨树上。胡杨死去后为什么不倒？倒了为什么不烂？它实在是有话要说，它是无数野生动物与植物的灵魂，请它们保持苦痛控诉的姿态留在人间。有胡杨的地方，都是动植物们的受难地。差可欣慰的是，速亥至今还保持着一“怪”，下点雨，马上就长出绿茸茸的草。人们盼着这里多长草、快长草，一直长出黄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