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领袖，一代巨匠，一代宗师……无论是时代造就名人，还是名人谱写历史，总之，名人效应一直在延续。从颜色中既可以搜寻名人的踪影，又可以从名人身上搜寻颜色的印记。
政坛人物的颜色密码
在中国政坛中，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那如今还在空中飘荡的红色，而他的代表就是红色的领袖毛泽东。
红色是积极的颜色，预示着热情永不减退。热情、性感、权威、自信，这又是个能量充沛的色彩——全然的自我、全然的自信。
在学校期间，毛泽东就积极从事着革命工作。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毅然加入到了湖南起义新军的行列。此后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和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
在学校期间，毛泽东将他红色特性发挥到极致。在长沙，毛泽东经常阅读革命报纸《民力》，在这个报纸里面有很多反抗腐朽满清统治的文章，而且报道了广州起义以及在黄兴领导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况。
这些信息使毛泽东特别感动，毛泽东于是写了一篇文章，贴在了学校的墙壁上，将自己的政治主见清楚地表达了出来。比如，他当时就主张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这篇文章发表不久之后，“反对外资”建筑川汉铁路的运动开始，成立议会制度的要求也普遍展开，但结果皇帝只是下诏组织“咨议会”。
政府的这种作为让人们十分愤怒，各地学生都举行了一系列反抗运动。毛泽东则和同学们商量好，集体剪去发辫，用反对留辫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反抗情绪。毛泽东的红色血液就是这样坚决。
后来，毛泽东主席领导我们的革命军队爬雪山、过草地、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了国家统一，战争胜利而奋斗，领导了红色革命。
热烈如火的毛泽东领导着同样热情如火的红军坚定地踩着脚下的路。长征是历史，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同时也影响了世界进程的格局。长征是现实，是红军在当时情境下的唯一出路，长征构成现实中国的源头和发展基础，长征精神影响着几代人，愈加珍贵。长征是中国史上的不朽的丰碑，是世界史上英雄的史诗。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说：“本世纪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了。”
长征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起初，长征是中国红军的无奈之举，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世界军事史上，曾有多次“长征”，但结果多都十分悲惨，而我国的长征却是以前无古人的灿烂胜局收场的。
就像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说：“长征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与长征比较起来，汉尼跨越阿尔卑斯山在历史小剧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化自莫斯科的撤退也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胜利的前奏曲。”是红色的毛泽东把红色的性格传染给了所有的战士，胜利成为最后的结果。
长征途中又有一连串的经典战役。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时对毛泽东说：“你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而毛泽东却回答：“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之战，是红军长征中最精彩、最惊心动魄的军事行动，一条赤水河来回折腾，躲过敌人的围追堵截，跳出敌人四十万人大军的围堵，红军由此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由挫折到胜利的转折。在长征途中，这样的经典战役接连不断，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
尽管长征过去70年，但长征的精神永存，现在和平代替了战争，安逸取代了艰辛，亲历过长征的人们已渐渐远去，但人们纷纷“重走长征路”，尽管少了很多沧桑感，但仍能看出长征在现今人们心中的位置。
长征留下的是红色精神，长征的精神永存。
文坛巨匠的颜色密码
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一直贯穿始终。唐代大诗人李白，少年时就就能咏诗作赋，博学多才，仗义行侠，是白色的典型代表。天宝初年，李白奉诏入京，任翰林供奉。如白色般纯洁的他，仅一年有余就因无法忍受权贵的谗毁，自请离开长安。
李白有着白色般浪漫的情怀，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表现出蔑视封建权贵的傲岸精神，不受权势左右，对人民的疾苦寄予深切的同情，讴歌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又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祖国山河的壮丽景色。
他一直抱怀浪漫气息，诗歌风格宏伟豪放，情感炽烈，笔力雄健，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诗歌语言清新自然，读后如沐春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对后世诗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蜀道难》、《静夜思》、《早发白帝城》等诗广为传诵。他的诗歌中尽显白色的浪漫、高贵、不可一世的豪放气概。
在所有的身份之中，文人的颜色特征是最明显也是最容易让人感知的。比如徐志摩，徐志摩的诗有黄色的灵动，他的生命色彩却又有着蓝色的忧郁，这样夹杂的色彩让他的生活愈加富有诗意，也愈加有生命力。黄色加蓝色就是象征生命的绿色，因此尽管徐志摩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但他却依然活在这个世间。
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时间里，徐志摩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徐志摩的诗集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
散文集有：《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
小说《春痕》散文集《轮盘》；
戏剧有《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徐志摩的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是徐门的长孙独子，生活优越。良好的家境也为徐志摩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小时候，徐志摩从师张树森，经过艰苦的私塾学习，徐志摩打下了古文根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有了这样的根底之后，十四岁的徐志摩在家里的支持下，离开家乡进入杭州府中学堂就读。
忧郁的他在学校喜欢上了文学，并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认为小说裨益于社会，“宜竭力提倡之”，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时，他对科学也有兴味。并发表了《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等文。
正如黄色的灵动，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1916年秋，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
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在这高等学府里，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这又燃起他对文学的兴趣。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张君励、张公权介绍，拜梁启超为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
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是大的，他在徐志摩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徐梁虽系密切的师徒关系，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差别还是存在的，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他不顾一切，舍命追求他的理想的人生，他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
徐志摩在北方上大学时期，亲身感受了军阀混战的场景，目睹屠杀无辜的惨象。他厌恶这“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徐志摩《人变兽》战歌之二）的社会，他决计到国外留学，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实行他的“理想中的革命”。
徐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1918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留学第一年，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他进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课程，以期自己将来做一个中国的“哈弥尔登”。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
徐志摩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学的种种知识。是年，“五四”革命运动的浪潮也辗转波及到远隔重洋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中，徐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同时，他的学习兴趣，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徐志摩在美国待了两年，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却感到厌倦，他又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他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
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这时，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由于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
徐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在英国，尤其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在康桥，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忘情于康桥，沉迷于大自然，乃是因为他以为现实社会是丑陋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大自然是纯洁的，美好的，为要救治这个社会和人们，医治当前生活的枯窘，最好的办法是：离却堕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单纯。只有接近自然，才能回复人类童真的天性，社会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