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是赢在转折点的时代
一个人的一生中，有两个点非常重要：一是起点，二是转折点。
如果我们因为投胎的错误输在起点，因为自身的怠惰输在转折点，那么，我们的一生就注定要平凡甚至平庸。尽管每个人的起点都不是自己选择的，却决定了20年内我们与他人之间存在着天堑般的差距。
有人说，现在就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一个人的本事比天大比地大，都不如有个好爸爸。有好爸，得天下。看上去确实如此。草根的孩子苦苦奋斗10年，也未必能赚够“×二代”某年年底的压岁钱。
假如我们在人生的起点，拥有一个超级给力的爸爸，小时候就不会遭受别人的歧视，就能接受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就能轻松地找到前途无量的工作，创业资源也会用之不竭、挥霍不尽。我们既不会为生存忍辱负重，也不会为五斗稻粱放弃追求。只要我们想做事，能做事，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因为不但有人把我们扶上马，还能送几程。
我们之所以痛恨“拼爹”的人，是因为我们无爹可拼。我们为此愤愤不平，动辄在网上洋洋万言历数“拼爹”之丑陋，在微博上绞尽脑汁编排段子控诉“拼爹”之不公，以博取千人同情，万人呼应。
我们这样做，仅仅是逞一时口舌之快，结果能改变什么呢？估计除了使更多的人愤怒、郁闷之外，什么都改变不了。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在乎的人不明白，明白的人不在乎。
我们之所以输在起点上，是因为我们的父母欠了时代的债。他们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做错误的选择，读书时没有好好读书，努力改变自己和家人命运的时候，因为懒惰而怠惰，选择了随波逐流，从而导致我们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偿还这种社会高利贷。
输在起点，并不算输，因为我们的人生还有转折点。细数当代众多的名人、明星和富翁，哪一个不是苦苦经营数年，最后在人生转折点上抓住机遇，进而一举成功、成名的？
赢在转折点，不一定非得出大名、发大财或当大官。只要是通过正当的渠道和手段，实现自己切实可行的目标，就是成功。譬如，进城打工的人，在城里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立住房，让家人过上稳定的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成功。
成功，是一个无法用数据考量的概念。与自己作纵向比较有所进步，就是在接近成功，或者已经成功。成功不能作横向比较。任何人，只要作横向比较，可能都是失败的。因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每个人的资源、资本、资质、能力与运气都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欲除烦恼先无我，各有因缘莫羡人。在这个资讯异常发达的时代，我们时刻饱受各种信息的干扰和影响，并左右着我们对社会、对时代、对自己的判断，从而导致自己心浮气躁，戾气、怨气滋生，似乎我们有无数个理由接受贫穷或失败。
只要我们贫穷或失败，即使贫穷或失败得理直气壮、心安理得，直接受其贻害的，依然是我们至亲至近的人，除了父母和儿女，没有人为我们的贫穷和失败埋单。因此，我们成功难，不成功会更难。
输在起点上的我们，一定下决心改变自己，在人生的转折点上翻身，尽可能让自己和家人在社会阶梯中上行几级。
这个社会看上去似乎已经固化、板结，其实只是在某些板块、某些行业如此，如矿山、地产等近似垄断的行业。好多领域还是有很大空间的，如服务延伸与升级、新兴产业等行业。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人无定势，水无常形。只要我们怀有改变家人生活状况的强烈愿望，对生活充满激情，主动调整自己努力的方向，为实现可行性目标积极奋斗，就一定能等来命运的转折点，也会赢在这个转折点。
社会的需要是不断变化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出现大量的商机，都是一批人命运的转折点。比如，个人电脑的普及，使比尔?盖茨成为当时的世界首富；手机时尚化、娱乐化、智能化的需求，使苹果手机傲视天下；城市的无限扩展，交通拥堵，生活节奏变快，催生了电子商务，导致淘宝网上商贾云集。
我们应该庆幸自己生长在不断变化的时代。在这些变化过程中，很多机会是不需要任何资质和条件的，这就给处于草根阶层的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只要我们善于观察、发现和总结，准确预见，并为之做好充分的准备，肯定会把握住一个或者多个机会，从而书写自己的人生奇迹。
下面简单列举2012年出现的转折点。
这一年，食品安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对食品的需求已从“温饱型”向“营养健康型”转变。绿色、环保、无公害的食品，成为广大消费者的新诉求。一些提倡健康饮食的餐馆将成为消费者关注焦点，蕴藏着丰富的商机。
如果我们静下心来，从事绿色食品开发与生产相关工作，开办类似净菜社、药膳馆、天然饮食、自然菜馆、素菜馆等餐馆，不做大而全，只做小而精，想不赚钱都难。
这一年，富裕阶层越来越忙，对个人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个人事务、家庭事务无暇顾及，私事“外包”已是大势所趋。
作为初次创业者，完全可以为这个人群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的“VIP”型的个性化、人性化服务，帮助富裕阶层打点琐碎的个人事务。只要我们做到让顾客感动、感激，必然有钱可赚。
这一年，由于人们对居住环境的环保要求日益严格。简装修、重装饰成为居民普遍认可的居住理念。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居室装扮得简洁大方、舒适靓丽并有独特创意。
只要我们懂生活，爱生活，有创意、设计能力，在精装修商品房的基础上，根据居住者的要求，通过窗帘、插花等技艺的点缀，从而改变家庭软环境的风格和内涵，就不愁没生意。
以上列举的三个行业，都是2012年非常赚钱的行业，也是善于捕捉机会之人的人生转折点。类似的行业还有很多，都是前景广阔的新业态。创业者进入该市场的门槛也不高，初期要潜心做特色，创品牌，有了一定规模后可乘势发展连锁店，逐渐扩大市场份额，必然能在一个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事实上，固化、板结的不是社会，而是我们自己。因为怠惰，我们习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掌控。自己恐惧学习和总结，不愿意主动思考和改变，导致生存模式一成不变，价值取向死板单一，不被社会淘汰才是怪事。
天生我材必有用。任何人都能成为社会的需要，只要他愿意。遗憾的是，我们在否定教育中长大，既见不得别人成才，还把自己当做劈柴。
我们把自己当人看、当人才看，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只有这样，已经输在起点上的我们，才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我们不能在直中取，还可以在曲中求，进而赢在转折点。
同样一件事，或者一个东西，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预见。决定我们前途的，不是我们现在站在哪里，而是我们面向何方，看到多远，想到多少，做到多少。
这个世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好，也没有个别现象证明的那么坏。在我们自身能力有限或者受限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就是读懂世界、了解世人的真实需要，以便赢在转折点。
记住，是人选择了命，不是命选择了人。命，就是用来改变的，也是在转折点上改变的。在层出不穷的人生转折点上，如果我们不积极主动地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愤怒和抱怨的功能，也就只剩下伤身伤神了。
2．读懂这个社会
尽管我们一直生活在社会里，却不一定明白这是怎样的社会，因为普通人根本无法看清这个社会的真相。它就像口蜜腹剑、当面做人、背后做鬼的朋友，虽然与我们朝夕相处，却不知道他真正想要做什么。
交友不慎，终归受其所累，受骗；不懂社会，必然处处受制，生存艰难，发展无望。
我们从小接受助人为乐的教育。某一天，我们在马路上看到一个老太太摔倒，跑过去扶她，她很可能反咬一口，说我们撞倒她。理由是，不是我们撞倒的，我们为什么要扶。她的家人到法院起诉，一旦无法证明不是我们撞的，法院就会判我们赔偿老太太几万元。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辛辛苦苦为老板打工，工资却一再拖欠。老人等着这点钱治病，孩子等着这点钱上学。为了得到这点儿本属于我们的血汗钱，我们不得不去跳楼。工资不一定能要回来，我们被拘留几天是肯定的。
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在路上看见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小孩乞讨，小孩子残疾，浑身脏兮兮的，缺衣少食，于是我们动了恻隐之心，送给他们十元钱。
事实上，这个老人家里并不穷，拥有几层楼，属于村里首富。那个孩子，是他拐来并打残的。
这是一个善良可以被随意典当的社会。
父母为了改变我们的命运，不再重复他们的生活，几乎倾家荡产，含辛茹苦地供我们读完大学，可是我们工作后的薪水远不及木匠、泥水匠。以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是书中都是吞钱兽。
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读不懂、看不透。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社会变化快。
人最无奈的，是直接决定命运的一些东西无法选择，譬如国家、社会和父母。如果父母无能，我们十几年甚至一辈子都要为此埋单；一个社会，如果我们不能爬到金字塔的顶端，我们就是社会大潮中的小虾米，注定随时成为他人的腹中之食。
作为国家的一个公民，社会的一分子，如果我们不懂这个国家，不懂这个社会，不懂置身所在的时代，作为其中的虾米，就会被大浪拍死在沙滩上，就会被时代大潮中的鲸鱼吞噬。生得渺小，活得艰辛，死得窝囊。
身为一介草民，我们活在社会底层，唯一的目的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自己该爱的人，使家人生活好，或者更好，让父母老有所依，让孩子幼有所靠。
十几岁之前，我们一直以为考上名牌大学就会有幸福的生活；二十几岁，我们零距离接触社会，发现毕业就等于失业。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受的教育，三分之一是谎言，三分之一欺骗，三分之一是过滤后的事实。在学校里，我们成为独家客户定做的工具，程序化、机械化地大批量生产。遗憾的是，客户满意并需要的工具并不多，选走了符合他们需要的，余下的推向社会，任我们自生自灭。
习惯依靠、安排的我们，突然发现，除了自己，没有人能真正地为我们的后半生负责。能否有钱赚，能否有饭吃，能否有房住，几乎没人过问。我们见到的是，摩肩接踵的人才市场、刻薄傲慢的老板、学无所用的现状、不知道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的自己。
这就是因为以前我们不懂社会，模仿身边的人，按部就班地设计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耗费了巨大的金钱和时间，培养出一个几乎一无是处的自己。
社会上的所有竞争，不再是能力与本事的竞争，而是资源和资本的竞争。我们不是战士，却不得不进行战斗。在战斗已经打响之时，在枪林弹雨中，我们才想起把手里的生铁疙瘩锻造成武器。在这场无级别的较量中，我们不得不去阅读曾经从不关心的社会和时代。
生活往往让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想尽一切办法，到自认为理想的地方去生活；二、读懂、接受并适应这个社会，把自己和家人照顾好，然后尽自己绵薄之力，帮助那些尚且不如自己的人。
我们大部分人属于后者，无法离开，到万里之外。既然无力改变，那就适应。在这场没有裁判、没有规则的马拉松比赛中，抱怨无用，牢骚无用，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向前跑。尽管与冠军无缘，也要跑出一个好名次。不为别的，只为了身边那些至爱的人。
生活，绝对不允许我们一直做生活游戏的菜鸟。如果我们成为生活游戏的高手自然可喜可贺，但一关未通虽不正常，我们也不要怨天尤人，还得继续翻阅社会和时代这本书。即使不能创作，也要必须读懂。
读懂社会的最大好处，能使自己坦然地忽略自己在乎不起的人和事，淡然地接受别人的强加和负重，学会如何以最小的代价保护自己和家人。
当然，这个社会很复杂，不是一般人能读懂的。大街上用金钱把自己武装到牙齿的帅哥美女，或者怀揣各种证书的学士、硕士，他们尽管是社会中的一员，未必关心其所在的社会。
也许他们会说，我读懂，社会是那样；我读不懂，社会还是那样。既然无法改变，关心就是添堵，关注就是自寻烦恼。
我们看见阴影，是因为背朝阳光。只要我们转过身，就能面向太阳。庆幸我们生活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只要我们有能力，都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除非我们选择了错误的生存方式。
社会暴露出种种问题，说明社会在进步。一些问题我们能知道，说明它还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一个人成长到成熟要走很多弯路，一个社会彻底完善，也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事。
不论这个社会怎么不尽如人意，但它毕竟是我们生活的社会。富则达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们自身能力有限，力争不要成为社会的负累。
读懂社会，就像我们赛前熟悉生活马拉松的赛道。这条赛道太长，一眼看不到头，路边既没有标志，也没有提示，我们略有疏忽，就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跑越远。错误的道路，不仅使我们远离终点，而且处处布满别人埋下的地雷。如果我们赛前不熟悉赛道，陷入误区便在所难免。
生活这场无规则游戏，我们玩不起也得玩，否则就被玩。至于最后能不能通关，现在不用想，想也没用，能过几关是几关。我们只有在玩的过程中，读懂规则，巧妙而合理地利用规则，通过实战使自己逐渐变得强大。有一点我们要相信，过一关我们就能强大一点儿。
只有充分理解游戏规则，我们才会把人生的游戏玩得更精彩。
那边的社会再精彩，也是那边的，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羡慕嫉妒恨，但绝对不能因此寻死觅活。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便是累人累己。改变一切不如意，都是从接受开始。弱者的抱怨，只能换来弱者的同情，但无济于事。适者才能强大，强大才能改变。
活得好的人，就是不犯错误少走弯路的人。
成功，有时候就是看谁的非压迫性失误少。
3．接受自己所在的时代
接受自己所在的时代，似乎不是话题的话题，值得放在这里探讨吗？当然值得。
这个时代，与我们的父母相似，无论好与不好，我们都无权选择，还必须与它共处。尽管它可以龌龊得肆无忌惮，卑鄙得没有底线。
这是属于某些人的时代，也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最终还是属于某些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虽是扮演打酱油的角色，却不得不为某些人故意制造的麻烦埋单。
因此，很多年轻人愤怒地抱怨自己生在没有任何游戏规则的时代。抱怨，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对这个时代感到不满、厌倦或者憎恨，当然也就无法谈到接受并关爱这个时代了。
我们之所以厌倦这个时代，是因为感觉它不公平。在这个时代，某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圈子，在圈子里制造了各种无耻的规则，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卑鄙的行为公开化，把丑恶的事情阳光化。总之，他们越来越不像话。
这让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我们迷惑不解、痛苦万分。对这个时代已经发生、即将发生、必然发生的一切，我们读不懂，看不透，曾经笃信不疑的东西，似乎全被否定。我们花大把金钱、时间和精力研读的专业知识，到头来几乎百无一用。花几麻袋钱去读书，毕业后卖掉那些书，却买不来几条麻袋。
在这个时代，我们步入社会后就会发现，社会中早已经画好了一很多圈子，每个圈子都是壁垒森严。我们想成为某个圈子里的成员，好难好难，特别是拥有巨大利益的圈子。
尽管这样，我们也不能恨这个时代，原因有三，也很简单：一、我们不可能穿越到另一个时代；二、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就像我们的家庭一样，即使不爱，也别无选择；三、我们恨，它那样，不恨，它也那样。
接受一个时代，必须弄清楚这个时代的特点。那么，属于黑眼睛、黄皮肤的炎黄子孙的二十一世纪，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平面化和一体化，地域、国界、种族、民族的界线都在淡化。随着人口的增多，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科技迅速发展，个人接受教育程度加深，消费者对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进而导致这个时代在一定区域内的竞争空前惨烈。
只要我们步入社会，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每个角落都在竞争，每个人都和我们竞争，而且还是不同级别的对手。我们不得不被动地面对在实力、财力、势力远远高于我们几倍几十倍的对手。
同一所大学毕业、拥有同等学力的甲和乙，甲的父母是跨国公司的老总，乙的父母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假如他们在一个城市发展，谁的成功会来得更早一些呢？别以为富家孩子都是纨绔子弟，成功的父母更知道如何科学、立体地培养孩子的竞争力。穷人家孩子的人格、性格、心理上存在缺欠的比比皆是。
甲，在城市里衣食无忧，有父母提供的财力支持，有父母承建的雄厚人脉关系可以利用，进可以创业，退可以到大公司上班。只要他有理想有抱负，一切问题在他面前都不是问题，他的飞黄腾达来得会很快很早。
乙，在城市里除了一张证明自己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凭之外什么都没有，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工作赚来的血汗钱，既要支付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还要补贴贫困的父母。人脉存折从零开始积蓄，资本要靠时间去积累。他如此奋斗十年后，也未必能获得甲毕业时的社会资源和财力。
如果把时代比作棋盘，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棋盘上的棋子，总是被有形或者无形的手掌控着。下棋的人把我们摆在什么位置，我们就有什么力量或者什么下场。
所以，我们从贫穷到富有、从弱小到强大，绝对是在夹缝中求发展的过程。我们就像一粒树种，要想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就必须经历一次次干旱、狂风、冰雹、虫噬、刀削、斧伐等灾难。任何一次灾难都没有预知，也不会告诉我们为什么。
万能的上苍，之所以在这个时代把善良、正直的我们派到这个社会上来，就是因为社会还不够完美，时代有待需进步。我们要想成就自己的梦想，在必须接受种种不公平的同时，还要担负起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逐步使其完善。能力越大，我们担负的社会责任就越大。
不论强弱或穷富，我们都是这个时代中的一员，都承担着时代赋予的使命。我们在接受自己所在时代的同时，先完善、壮大自己，再去改变这个时代，并在此过程中，使自己获得成功。
唯有我们在某方面上成功，才会具有某方面的话语权，才会拥有改变自己和时代的力量。
人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我们成功与否，和我们认识、接受、适应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程度息息相关，同时又受时代和规则的制约，反过来我们的行为又影响着时代和规则。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我们至关重要。此时，我们要把成败得失看得淡一些，把暂时的不公平忽略不计。看淡，并不意味着作为弱者的我们已经认命，而是要明白，在这个时代，一切靠命运安排和一切靠自己埋头苦干，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生活，就是安全地生下来，好好地活下去。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我们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们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的眼神。
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底层，所以才顽强地向上；因为不愿看到儿女复制我们的命运，所以才不放弃拼搏。在拼搏过程中，要想逾越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的障碍，我们必然会面临很多挫折、困难和失败。我们不要把失败和挫折当做是一种惩罚，而是要把它当做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我们有失败，是因为想成功；我们有痛苦，是因为要成长。
因此，我们不但要接受这个时代，还得爱上它们，进而去改变它们。
4．贵人不一定都是好人
何为贵人？百度百科给出这样的解释：贵人，皇帝妃嫔封号之一。东汉光武帝时始置，其位仅次于皇后。后世也把贵人当做对地位尊崇的人的尊称，有时也把贵人当做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人的尊称。
我们在这里要讲的贵人，是指对我们有很大帮助的人。皇帝的老婆与我们没有关系，没必要进行赘述。
我们在社会中行走，时刻期盼有贵人相助。如果在人生的几个关键时刻，给力的贵人愿意向我们伸出一只手，我们便可以借助贵人的资源和力量，迅速缩短与梦想的距离，提前在期盼已久的位子上落座。
在我们的心目中，贵人应该是能量巨大、资源丰富、光明磊落、虚怀若谷、正直善良、大公无私、和蔼谦卑、包容大度的好人、高人或善人。
于是，我们一直按照这样的标准寻找自己的贵人，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敬而远之，避而闪之。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好处不办事、有了好处乱办事的时代，我们那些并不过分的要求，即使是某些人的举手之劳，他们也不屑向我们贫二代伸出援助之手。
于是，我们有了“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感叹。
事实上，这源于我们对贵人的定义错误。我们的贵人，是对我们提供很大帮助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善人或高人。在我们实现目标过程中，不管某些人出于什么动机，只要愿意拉我们一把，带我们一次，送我们一程，他们就是我们的贵人。
一代枭雄多尔衮，在中国妇孺皆知。在崇德皇帝皇太极去世之后，多尔衮做了不是皇帝的皇帝，为满洲人入主北京，定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为爱新觉罗家族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多尔衮的成功也需要有贵人相助。他的贵人是谁？是逼他生母殉葬、篡夺本属于他的汗位、剥夺他即将到手的旗主地位的皇太极。
皇太极绝对不符合我们心目中的贵人标准。他只在乎自己的需要，从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他的心目中只有他的目的，根本不在乎为了实现目的，是否使用合理、合情甚至合法的手段。
多尔衮知道，皇太极即位后，让他吃了很大的闷亏。但是，如果他像哥哥阿济格那样，抱怨、咒骂、硬碰和蛮干，公开反对皇太极，或者破罐子破摔，只能招来更残酷的打击。皇太极与其他三大贝勒握有生杀予夺大权，他们找个理由弄死他这个不到14岁的毛孩子，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在皇太极即位时，多尔衮还是一个孩子，寸功未立，和皇太极手下的“五大金刚”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从多方面看，多尔衮在后金圈子里，如果没人提携帮助，根本没有前途可言。他与后金政府里其他少壮派贝勒相比，只有劣势，没有优势。
作为弱势群体的多尔衮意识到，他要想在后金政府内出人头地，就必须让皇太极成为他晋升、掌权的贵人，因为只有皇太极有这个能力、这种能量。
于是，多尔衮对他的人生进行规划，并附有明确的行动准则：
一、紧跟皇太极，他永远是对的。时时、事事站在他的立场上；
二、抓住一切机会，表现出自己对皇太极有足够大的利用价值；
三、想尽一切办法获得皇太极的信任和支持，积极培养自己的势力和力量。
多尔衮为了实现他的个人目标，制定了名为“尊汗抑王”的发展计划。他的“尊汗抑王”计划，分为“尊汗”和“抑王”两部分。“尊汗”，就是时时、处处维护皇太极的利益和立场，为满足皇太极的需要，可以做任何牺牲。“抑王”，就是抑制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巧妙利用三人之间的矛盾、弱点和失误，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给予坚决、彻底的打击。
多尔衮没有把他的计划写在纸上，而是记在心里，并采取行动。皇太极为了打压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实现他大权独揽的目标，正在四处寻找高素质的打手，于是，他与多尔衮几乎一拍即合，各取所需。
1628年，多尔衮的表现机会来了。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屡次劫杀金国使臣，让皇太极很没面子。他看着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兵力不强，就决定捏捏这个不老实的软柿子。
于是，皇太极带领多尔衮、多铎，率领偏师前去讨伐。
这是多尔衮有生以来第一次上战场，虽然有些心虚，但是在出征前，他就暗暗告诫自己，这一次一定要严格遵守军纪，服从指挥调度，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带好兵，打好仗，既要表现出自己的勇猛，又要突出自己的谋略。
15岁半的多尔衮，为这次上阵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战场上，他的表现的确非常出众，让皇太极眼前一亮。回来之后，皇太极便赐给多尔衮“墨里根代青”称号，意思是，他既聪明又智慧。
皇太极经过种种考察、验证后发现，多尔衮的确是能帮他实现个人目标的理想人选。多尔衮通过种种符合皇太极需要的表现，获得了皇太极的欣赏和信任。所以，皇太极甘愿成为多尔衮的命中贵人，毫不吝啬地提拔多尔衮。
1626年8月，多尔衮在皇太极即位时，还是一个小小的台吉。在皇太极的提携和支持下，多尔衮成为后金政府中晋升速度最快的人。
1628年3月，多尔衮接替哥哥阿济格之职，成为正白旗的主旗贝勒。
1631年7月，后金政府成立六部，多尔衮被任命为吏部统摄，基本上是后金政府百官之首。
1636年，皇太极改汗称帝，改国号金为清，分封群臣，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在新建立的清王朝中，仅有6人获得亲王爵位。
1644年，皇太极去世，多尔衮辅佐年幼的顺治管理国家，实际上已经成为大清帝国的头号人物。
如果说没有皇太极的提拔和重用，即便多尔衮有天大的本事，他也不会一年几个台阶地晋升，到最后位居万人之上，权倾天下。皇太极是多尔衮生命中的贵人，这一点无法否认，无可厚非。
多尔衮的官场发展历程提示我们：贵人，不一定只能是好人。
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所谓的贵人，就是愿意主动、无条件地赏识、支持、帮助我们的好人。正是因为我们对贵人的误解，才导致众里寻他千百度，踏破铁鞋无觅处。
我们把身边的人可以分成好人和坏人，也可以分成我们需要和不需要的人。我们事业的发展，就必须依靠我们需要的人。这样的人，不一定必须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也不一定是我们敬佩的人。只要在不违反法律和侵犯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任何能给我们提供支持的人，都是我们的贵人。
机遇和贵人，不会毫无理由地出现在一个人面前。
在资源、资本暂时处于劣势的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贵人不会平白无故地赏识一个人，更不会无条件地支持一个人。即使他不想在此过程中获得什么好处，但他绝不会因为帮助别人而给自己添乱。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支持，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帮助。我们要想得到贵人的赏识和帮助，就必须让他们认为值得这么做，有必要这么做。
所以，只要我们对自己有要求，对生活有索求，就不能凭意气用事，不能跟着感觉走。不要总问别人凭什么，而是叩问内心要什么。我们要想实现一个目标，就必须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别人又需要什么。我们只有先满足别人的需要，别人才有可能愿意满足我们的需要。
5．我们必须残忍，才能善良
我们经常讨论在助人时，是“施以鱼”还是“施以渔”的问题。这个问题放在纸面上，施渔是善举，而在现实中，施渔就很可能被视为恶行。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取向。
古人有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因此，身为弱势的我们，经常会被社会上所谓的“清流”之士绑在道德的十字架上。事实上，任何人任何事，都应该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否则就是违背人性的“伪善”，不但误人，而且害己。
小李是一位标准的凤凰男。他出生在一个落后省份的农村家庭，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便来到北京打工，在建筑工地卖过苦力，在家装公司做过木工。
15年后，他在北京拥有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家装公司，买了房子和汽车。像他这样的人，在北京可以说比比皆是，而在他老家的人眼里，他却是鼎鼎有名的成功人士。
因为家境贫穷，小时候小李受够了别人的冷眼。现在经济上翻身了，每年春节，他都开车回老家，给家里所有能套上关系的亲戚买礼品、送红包，以此证明他已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在酒桌上，他经常向同学、哥们吹嘘自己在北京的能量有多大，关系有多广。
北京，在一些人心目中，有一种特殊的神秘感。在小李的家乡，人人都以去过北京为荣。小李在首都能拼得一席之地，开公司买房子娶媳妇，如此成功却不计前嫌，对曾经打击、挖苦过他的人，竟然如此大方、大度，让家乡人对他顶礼膜拜。
一个同学来北京办差，小李尽地主之谊，开车接站，订四星级酒店，摆豪华宴席接风，然后桑拿按摩，到歌厅K歌找漂亮女孩侍唱，让同学大开眼界，充分体验了“北京式”的生活。第二天，小李又拉着同学到各大旅游景点观光，临走送卧铺车票。这种一条龙、系列式的招待，花去小李一万多元。
同学回到家乡后，一尺加八丈地渲染他在北京的经历，让其他认识小李的人羡慕不已。于是，他们纷纷找理由来北京找小李，体验暴发户式的生活。
小李如法复制接待模式。他认为，这些人到北京能找他，就是他事业有成的证明。尽管他花掉的都是他的血汗钱，但得到好人、善人、够哥们的名声，还是值得的。
小李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都讲究礼尚往来。他与这些人没有利益关系，他们不会无休止地啃食他。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已被亲戚朋友视为家乡驻京办接待部主任。认识他的人，都以来过北京为荣。他们来北京的代价，仅仅是一张单程的车票。于是，该来的来了，不该来的也来了。
他的那些亲戚，以前有病，最远到市医院医治。自从小李“事业有成”之后，他们一旦有病，无论轻重，均来北京看病。小李不但负责他们的吃住，还帮他们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为了让权威的专家诊治，小李不得不凌晨4点去排队，甚至从黄牛手中买高价票。
小李这些亲戚朋友，不但没有自知之明，而且得寸进尺。既不知足，也不知止。只要春节小李不回去，三亲六故便带点儿土特产组团来小李家过春节，不住十天半月决不回去。
这个家乡驻京办接待部主任的角色，让小李苦不堪言，难以承受仗义之重。每个人对他的“抬举和赏识”，都会让他在金钱、时间、精力上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他已经为那些人付出那么多，一旦他翻脸拒绝，前面的付出就会迅速归零。
小李觉得自己就像火炉上那只烤全羊，他能清晰地听见身体“吱吱”冒油的声音。那些痴迷羊肉香味的人，却听不到他的痛苦呻吟。
现在的小李，只要看到手机显示家乡的电话号码，心便哆嗦。无论如何他也想不明白，他的这些亲戚、朋友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不考虑他在北京赚钱的艰辛、高成本生活的负累。其实，小李是被那些亲戚朋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绑架了。
外国人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中国人以家庭或家族的方式存在，这就决定中国人比外国人活得累。外国人像一个自己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可以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而我们却必须以家庭或家族的方式存在。我们活着，绝对不是为自己活着，所以，我们很难做真实的自己，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
我们记忆中最深刻的两条成语，恐怕就是“光宗耀祖”和“众叛亲离”。我们一方面要想尽一切办法，成为家庭、家族的骄傲；一方面做最大的牺牲扮演家庭、家族需要的角色。
正因为如此，我们从出生那天起，我们就被父母教育，一定要做一个听话、懂事、争气、别人喜欢的乖孩子；上学后，老师一再向我们灌输，一定要做爱祖国、爱人民、爱别人、被别人爱的人。
这种为别人牺牲、为别人服务的教育，充满我们人生最初的二十年。在我们价值观尚未形成的二十年中，无私会感化一切、改变一切的观念，悄无声息地被植入骨髓。
一直有人向我们强调：真爱不需要回报，需要回报的不是真爱。所以，我们对爱自己的人，或者被自己爱的人，或者与自己无关的人，常常不假思索地慷慨解囊，无私奉献——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同情、尊敬和物质财富。
我们用巨大的牺牲和付出，向未必真正关心我们的人去证明，自己是一个博爱、仗义、宽容、大度之人。有时候，我们就像上帝一样，用不需任何回报的付出，换取别人嘴里“好人”“善人”的称谓。因此，别人敬我们一尺，我们敬别人一丈；别人需要三分，我们赠送七分。总之，我们习惯给别人制造惊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别人的利用。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感恩和感激。我们的无偿付出，会使这样的人更加无耻和贪婪，对我们的帮助习以为常、心安理得。
他们用行动提醒我们，无条件的爱、不需要回报的付出、过分慷慨的人，并不是他们眼里的好人或者善人，而是傻子或者弱智。对他们来说，似乎他们有多大的欲望、多大的需要，我们就应该给予多少。
从他们接受我们的爱、帮助或者财富时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我们这样做，是应该的、必需的、义务的，不做才是不对的。那不是我们在援助他们，而是他们在接受早就应该偿还的债务。我们的无私与坦诚，使我们的弱点赤裸裸地暴露在他们面前。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利用我们的这些弱点，使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不作任何考虑地挥霍。
我们坚持做一个好人并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懂得，善行的节制是非常必要的，并且在行动中，一定要抑制自己的同情心和包容度。同情心、包容度应该有，但不加抑制，就是一种弱智般的纵容。
不要简单地为了别人眼里的自己、评论中的形象，按着别人的需要盲目地证明自己能为别人做多少好事，能包容别人做毫不节制的坏事。为了能做到真正的与人为善，我们必须抑制自己过分行善的欲望。这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
这就像优秀的父母，不会过度娇纵和溺爱孩子；贤良的妻子，会严格要求丈夫履行他的责任和义务；真正的挚友，会随时指出你的缺点和不足。
这不是残忍，而是善良！
上述的小李，要想在家乡人面前证明自己是成功人士，办法有很多。如果他真的有钱，可以在家乡投资办一家工厂，使更多的人就业；为家乡修一条路，建一座桥；或者救助孤寡老人和贫困家庭的学生。
如果他的钱还不算多，那也没关系，尽自己所能，在经济、信息、资源上帮助来北京找工作的家乡人，不要求任何回报。
如果小李这样做，他的善行会影响到家乡的每个人，他会成为家庭、家族的骄傲，亲戚、朋友会受到当地人的无比尊重。如果有人因此效仿他，那么，他的善行的正能量将产生巨大的裂变，会造福更多的人。
小李用自己的血汗钱，让不知道正确创造、驾驭财富的人，享受一时的奢靡生活，不是善行而是残忍——对自己、对他人的残忍。他人往往会忽略小李在北京十几年艰辛奋斗的过程，直接追求那种奢靡的生活。经济上贫乏的他们，达到此目的的办法只有一个——对善良、无辜的人无比残忍，譬如犯罪。
已经步入社会的我们，凡事应该缜密思考，残忍和善良之间的关系、别人需要和自己需要的关系，从而有的放矢，正确地做一个轻松的善良人。
6．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需要出牌
2012年已经过去。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因为与我们同处一张牌桌上的人，都不再按既定游戏规则出牌了。
没钱的养猪，有钱的养狗；没钱的想结婚，有钱的想离婚；没钱的假装有钱，有钱的假装没钱。
我们都玩过麻将。在玩麻将的过程中，桌前的四个人都会以自己手中现有的牌为基础，设计打牌的思路，在欺骗上家、卡着下家、盯着对家的同时，还要根据自己所抓的牌随时做出调整，目的只有一个，尽可能第一个和牌，赢更多的钱。
也有人不是这样打麻将的。别人需要什么牌，他就打出什么牌，尽可能让别人和牌、和大牌，让别人从他手里赢走更多的钱。这种“经常点炮，故意输钱”的玩法，俗称打业务麻将，更是按照他们的需要出牌的。他们目的不在牌内，而在局外。
在社会上行走，类似打牌。每个人手里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牌，不玩不行，玩不好也不行。至于如何才是正确的抓牌、出牌，往往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需要，在某些时候的作用，能超乎我们的想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也都时刻想办法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
1644年4月，李自成把明朝帝都北京变成了史上最大的麻将桌。曾经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在皇帝朱由检面前满口忠义道德的官员大佬们，都不得不坐在这张麻将桌前。
作为体制内的人，这群麻友是饱受儒家教育、受皇恩、食君禄的文化人，按照老师多年的教诲，忠臣不侍二主的人生信念，应该与皇帝朱由检同进退；明政府帮助他们实现光宗耀祖、使他们依靠政府赋予的合法伤害权大发横财，名利双收，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他们也应该与明政府共存亡。
道理归道理，原则归原则。作为这张特殊麻将桌前的麻友们，如何打好他们手里的十三张牌，只与他们的真实需要有关。
确实有四十多名帝国高级官员选择了与大明王朝共存亡。譬如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范景文，礼部尚书倪元璐，右副都御史施邦耀等。
不过仔细分析，这些以身殉国的官僚中，具有以下特点：一、南方人比较多，有四分之三来自长江流域。在城破之前，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力主迁都南京，因为他们在老家拥有大量土地和财产；二、入职比较早，职位比较高，年纪比较大，受皇恩比较重。
这些人在官场沉浮多年，可以说该拥有的都拥有了，该体验的也都体验过。年近古稀，金钱美女在他们眼里，已经是带不走的浮云。因此，他们要打忠义牌，给后人留下自己的忠烈牌坊。
让人最感动的，应该是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城破之后，他解带自缢，却被家人救下。苏醒后，他又服下砒霜而死。
那些奋斗多年、仕途刚刚开始或者掌握权柄不久的人，并不想为大明王朝殉葬。他们视自己为高级矿工，在乎的是自己能挖到什么，而不在乎在什么地方挖。
以这种心态打牌的人，当属兵部职方司主事秦汧、翰林院学士赵玉森、礼部主事张琦和礼部侍郎王孙蕙等人。
在北京城破的三天前，王孙蕙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向皇帝朱由检保证，李自成一旦杀入北京，他一定会选择以身殉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的态度，让朱由检很感动。
当大顺军队攻入北京城，明政府大小官员失去权杖时，王孙蕙在家里审视着他手里的一把烂牌。母亲的哭声、老婆的叫声、孩子的闹声，使他决定改变事先拟定的出牌计划。
王孙蕙告诉家人不用担心，他手里的牌虽然是死的，但游戏规则是活的，能不能赢，不在于手里有什么牌，而在于按什么规则去玩。
他找来一条宽幅黄布，在上面写下“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用竹竿挑起，挂在家门外。
李自成进城时，王孙蕙和秦汧、赵玉森、张琦三人在城门口站成一排，准备迎接新君。当大顺军队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谦卑地鞠躬行礼，表示甘愿为新主子效犬马之劳。
光表态不行，还要有具体行动。王孙蕙听说大顺政府准备甄别、辑录明政府的旧官员，这对他来说，绝对是混入大顺政府矿坑里挖钻石的好机会。他还打听到具体负责审核的官员名叫宋企郊，是赵玉森的旧交，就对赵玉森说：“现在是大顺开国之初，我们必须占得先机，才能获得理想的位置。”
赵玉森带着王孙蕙、秦汧去见宋企郊。三人走进衙门口后，谁也没想到，王孙蕙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并将其举过头顶，上面写着：臣王孙蕙进表。
王孙蕙把“进表”二字顶在头上，就是明确表示他甘愿无条件为新政权服务。宋企郊对这种麻友给出这样的评价：字，写得不错！
王孙蕙被宋企郊安排到吏部任监察之职后，王孙蕙为了让自己手中的牌更硬一些，利用职权，把和他关系不错的七个老乡，安排到地方做长官。他的这种行为引起宋企郊强烈不满，暗地里对他进行严厉斥责。
此时，王孙蕙已经明白，他一直被大顺政府监视中使用、在使用中监视，那些人随时都可能找个理由砍掉他的脑袋。于是，他不再考虑宋企郊的辑录之恩，利用离京办事的机会，带着李自成的令牌，安全通过各道关卡，逃出大顺政权的势力范围。此后，他烧了随身携带的大顺政府的介绍信，继续南下，但是最后却被土匪杀掉了。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大学士魏藻德、朱由检钦点的殿试一甲状元周钟、一甲探花陈名夏也都相继投靠了李自成。
假如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没有死，面对此情此景，他应该说些什么呢？其实，他没有任何理由抱怨。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需要出牌。
我们在各种文化背景的公司中行走，混迹于公司的底层或中层。公司的制度有可能是倡导能者上庸者下，多劳多得、不劳不得；也有可能变相鼓励能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乱的。我们面对的领导和同事，可能是英明民主的，也可能是卑鄙龌龊的。拿脑力或体力换取的收入，可能是我们满意的或者是不满意的。
我们随时都会遇到猪一样的领导，狗一样的同事。这些与我们朝夕相处之人，不是我们能选择和决定的。面对这些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淡定，可以与之相处，但不能受其影响，更不能奢求他们能按照我们的需要出牌。
在同一时刻的同一件事情上，在不同位置上的不同身份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着眼点和出发点，也都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他们就会有不同的言行和态度。
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你是我的什么人，就应该为我负什么样的责任。如果我们死乞白赖地这样想，就得死乞白赖地活着，自己累，别人也跟着累。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或者在欲壑难填的人面前，在游戏规则可以随意改写的情况下，某些人做出任何选择，我们都不要惊讶，因为他们只按照他们的需要出牌。那些牌，可能在情理之中，也可能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除了父母，没有人有考虑我们冷暖饥寒的义务。有人考虑，是我们的人情；没人考虑，是他们的本分。
在乎不起的事，就不要在乎，这叫淡定，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躲不开的人，就及时将其忽略，这叫归零。及时归零，是最安全的生活模式。
7．别人能做的，我们未必能做
有一只小苍蝇，化蛹成蝇后，便生活在城市的垃圾场里，每日以厨余垃圾为食，以蚊蛆为伍。
它一直认为自己的生活很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城市里，随心所欲地与同伴嬉戏玩耍，无领导约束，无工作负累，饿了即食，困了便睡。只要它想，既能飞入高档别墅小憩几日，还能与名人明星同榻而眠。
如此神仙般的日子，自从小苍蝇看到《明星动物传记》之后，便戛然而止。苍蝇数目不可谓不多，生命能力不可谓不强，繁衍历史不可谓不长，该书却只字未提。最让它感到郁闷的是，该书却用大量的文字和图片，歌颂了与它体型差不多的蜜蜂。
后来苍蝇查阅了大量关于蜜蜂和苍蝇的报道，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对蜜蜂大加赞赏，而对苍蝇却鄙夷憎恨，甚至还采取各种措施要将其彻底消灭。
苍蝇跟踪蜜蜂一段时间后，它发现蜜蜂的工作岗位是百花丛中，劳动报酬是甘甜的花粉和蜂蜜，都比自己强出百倍。
从此，苍蝇开始质疑自己的生活方式，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感叹自己生而为蝇的命运。于是，它找到造物主，请求他把自己变成一只蜜蜂。
造物主见这只苍蝇有如此上进心，对美好生活如此渴望，非常支持它的选择。他略施法术，把它变成了一只工蜂，并把它安排到一个养蜂人家。
它还没来得及参观蜂房，蜂王便吩咐它出去采花粉。蜂房附近的花粉已经被采光，它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去采。它好不容易采集到一囊花粉，送回蜂房，刚想躺下喘口气，却又被蜂王轰出来，跌跌撞撞地去采集下一囊花粉。
现在它才知道，蜜蜂每酿造一滴蜜，要采集10万朵花的花粉；酿造1公斤蜂蜜，要飞行45万公里，相当于11条赤道的长度。
如此辛苦地从事单调乏味的采粉、酿蜜工作也就算了，它还要负责筑巢、饲喂幼虫、清洁环境、保卫蜂群。它每天早出晚归，累得半死，却只能得到一点点食物。很多同伴因为一年三季得不到休息，整日疲惫不堪，均出现早衰和过劳死的现象。
最让它感到不公平的是，那些能与蜂王交配的雄蜂，好吃懒做，不但不去采蜜，还贪婪地吸食蜂蜜。
最让它接受不了的是，以前一起工作的伙伴一旦分居，便将对方视为异己，常因食源短缺而你争我夺，战事迭起，闹得两败俱伤。
它现在非常怀念自己做苍蝇的日子。那时，虽然地位卑微，生活条件差，无名无分，毕竟还有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着生活。自从它成为人人赞美的蜜蜂，工作却成为它生活唯一的内容，劳累成为它对生活的唯一感受。
我们从小接受“世界上没有最卑鄙的职业，只有最卑鄙的人”“干一行爱一行”的教育，也希望自己能从一而终。事实上，我们往往是干一行恨一行，认为自己从事工作都是非人类能做的。
我们找工作，往往希望自己的工作是这样的：感觉好、收入高、福利多、强度低、环境优、社会地位高，最好是躺着就能把钱赚了。
事实上，别说躺着把钱赚了，就算我们跪着，钱也不会轻易地落入我们的口袋。
上级领导专横独断，我们必须时刻知道他的需要、满足他的需要，把自己变成领导需要的人；平级同僚倾轧构陷，我们必须处处小心，时时衡量，要做到左右逢源，滴水不漏；下级部属虎视眈眈，我们随时要使用胡萝卜加大棒，让他们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官场“三碗面”——脸面、场面和情面，哪一碗面都不好做，更不好吃。如果我们不是好厨子，就不能把这三碗面做得色、香、味俱全，结果累死在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说法的“三法山”下，永世不得翻身。
当官是一门技术活，需要背靠一棵大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双手互搏，辗转腾挪，做得了奴才，舍得了钱财。
想在官场混，就得有久在河边走、永远不湿鞋的本事。官场上的明规则、零规则、潜规则，我们必须熟记于心，灵活运用，否则就可能成为替罪的羊、保车的卒。一旦我们成为官场不容的另类，被钝刀凌迟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之，当官难，难当官。
官不好当，企业高薪白领好不好当？
企业的高级白领，从中产阶层起步，步入或已经步入上流社会，整日出入高档场所，与名人名流相处，收入高，待遇好，开名车，住豪宅，活得有尊严，过得有滋味。
如果把高级白领的生活比作一张光盘的话，这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看到的A面。那么，我们知道他们的B面是什么样子吗？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企业不是福利院。作为商人的老板，办企业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投资利益最大化。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实行薪水与效益挂钩的管理制度。也就是说，白领只有给老板赚1000万，老板能给白领100万就算善待。换句话说，白领是借老板的锅煮肉，肉熟后老板分给白领一杯羹。
老板只给白领提供了一口锅，一笔买肉的钱，至于肉在哪里，柴在哪里，老板不管。他只会命令白领花最少钱，买到最好最多的肉，然后用最短的时间用最少的柴火把肉煮到最香。
于是，白领要想获得与老板交易的资本，就得透支脑力和健康，舍命去换，以维持他们高成本的体面生活。
有一个关于白领的笑话，听后让人却无法笑出声来。
有一个年轻白领去面试。面试官看完他的简历后质问：你参加工作只有两年，哪来的三年工作经验？年轻白领说：那一年的工作经验是通过加班获得的。
若问苦不苦，想想月薪两万五；若问难不难，想想房贷那些钱。
白领，就像被架上战车、逼上战场的战士，一旦与名利开战，就无法停下来，随之而来的是亚健康、职业病、过劳死。30岁的人，80岁的心。
都说人生可以不设限，但是，我们的资源有限，能力有限，精力有限，天赋有限。我们不是全能战士，包办不了所有战斗。
事实上，不管我们是不是经商的材料，都在与这个社会做着看似公平的交易。面对这些交易，我们要多一点理性，少一点感性，慎重对待自己的任何一个选择。不能读懂时代，但必须读懂自己。对那些充满诱惑的东西，不能因为陌生而渴望，不能因为熟悉而厌恶，不能因为厌恶而抛弃，而是要知道看一件事情的A面，还要看到它的B面。
我们能做的，别人未必能做；别人能做的，我们未必做好。
我们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我。人生在世，不就是有时羡慕一下别人，有时被别人羡慕一下嘛！
一山更比一山高，一处更比一处美。时刻面临种种比较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高体重，有几斤几两，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不冲动，不盲从。
欲除烦恼先无我，各有姻缘莫羡人。我们要学会享受工作，享受生活，不能再难为自己，不能再折磨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