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养仁爱之心，但增威严之势。”君臣利异。应时刻防臣坐大、君轻臣重。
除了权力一切都不可靠。奸臣是狗，“狗恶则酒酸”。塞住“在床”、“在旁”等成奸之途。从“审言”入手，“循名实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强化法制，去除人治、心治，“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必死。”巧妙运用“势”“术”“法”，使臣属不得不服。
韩非，是战国末期最著名的社会管理思想家，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是韩国人，祖上为韩国贵族。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3年。
韩非的祖国韩国，在战国末期七雄中是最弱的一个。韩非不忍心看到韩国的衰败，急切探索救亡图存之道，据司马迁《史记》
载，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总结历史上各国兴衰存亡之道的经验教训，著书十万余言。韩非上书韩王，建议变法图强，未被采纳。
后来，韩非的著作传至秦国。秦王政读到韩非的文章，禁不住拍案叫绝，感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了得到韩非，秦国发兵攻韩。韩王开始也没有想到韩非，后在危急之中，起用韩非去秦国为使，缓解韩秦的关系。韩非以韩国使者身份到了秦国，秦王政很高兴，但并不信任他。史载，李斯和姚贾嫉妒韩非的才气和学识，向秦王进言，韩非是韩国公子，立场是站在韩国一边的，不会为秦所用，应早早除去为上，秦王信以为然，以罪治韩非入狱，李斯又投药毒死韩非，韩非死因，史有分歧之见，但入秦不久即死于秦是事实。
韩非死了，但其思想没有死。秦王政正是在韩非法治思想的指导下治秦进而统一中国的。应该说，源于韩国的韩非理论，指导秦王政吞并韩国并统一中国。韩非的治国智慧为秦王朝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也注定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命运，秦王朝的成功和覆亡史，成为韩非治国理论的一次完整的演习。
现存《韩非子》，五十五篇，真伪混杂，有的是韩非本人的作品，有《显学》、《定法》、《难势》、《难一》、《难二》、《难三》、《难四》。有的基本上可确定为韩非所著的文章，如《南面》、《说疑》、《问辨》、《六反》、《诡使》、《八经》、《八说》、《和氏》、《奸劫弑臣》、《难言》、《亡征》、《喻老》、《爱臣》、《心度》、《三守》、《备内》、《饰邪》、《八奸》。也有些篇章是伪作。今人梁启雄先生有《韩子浅解》一书，对各篇真伪都做了详尽的考证，是一本难得的研究著作。
法家总结
韩非生当战国末期，经过历史的厮杀较量，春秋晚期以来的列国纷争，至此时只剩下“战国七雄”，秦国等有条件的国家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吞并他国实现统一。统一的实践需要统一的理论。
经过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社会管理的理论也进入总结阶段。总结是从荀子开始的。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判诸子之说，吸收。他家尤其是法家的合理思想，建立了一个具有兼容特点的儒家社会管理体系。作为荀子的学生，韩非继承了老师的这一优良传统，对诸子之学进行批判总结，以法家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管理思想体系。
韩非虽是荀子的学生，但并未站在孔子以来的以德服人、以和谐治理天下的立场上，而是以法家理论继承者的身份去立言的他高扬法家的旗帜，对儒家的仁义道德、选贤任能等观点和墨翟的“兼爱”、“尚贤”说进行了激烈批判，认为儒法两家像“冰炭不同器而久”一样，不可并立，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对道家的无为而治，推崇备至。司马迁说韩非归本于黄老，是有道理的。继老子之后，韩非是对“无为而治”理论贡献最大的思想家。遵循着“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论脉络，韩非在领导职能、行为方式、领导素质、听言、考核等诸多方面，阐发了无为的思想，有许多精到的论述。如果说，韩非对儒家的理论有着天生的敌视，那么，他对老子之说，却有着一片亲情。韩非同老子一样，少有温情，较多的是理性，更多的是冷酷。然而，韩非同老子的理论立场不同，他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批判地继承老子的。
韩非继承申不害、商鞅、慎到等前期法家的理论，根据时代的发展，在更高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理论体系。商鞅主张法治，申不害倡术，慎到言势。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是帝王不可缺一的治国工具。商鞅的缺点是“徒法而无术”，变法使秦国强了，但却为重臣所用，“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十年而不至于帝王”；申不害的缺点是“徒术而无法”，他帮助韩昭侯治理韩国，虽有术治理论，但不懂法，“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新法旧法混杂不清，没有统一的法，既使有治国之术，仍然奸臣并起，无法转弱为强。韩非认为，慎到的势论，也有局限，就是他只讲君主自然占有的权势，而没有看到君王驾驭群臣的势，更主要的是执法用术而形成的控制态势，即人为之势，将自然形成的势和人为努力制造的势结合起来，才是完整意义的君主之势。韩非论述到，高明的君主，乘法背势执术，三管齐下，一定能称霸诸侯，一统天下。韩非的管理理论就是以法、术、势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人性“自为”和君臣对立论
韩非管理理论的基础是人性“自为”说和君臣对立论。他的一系列观点和思想，都是从人性“自为”说和君臣对立论观点出发的。
韩非的人性理论受到商鞅、慎到人性好利论的影响，也受到老师苟况的影响。苟况的性恶之论，发现了人的本性同社会管理的对立和矛盾，认为人天生具有反抗管理的倾向，其本质倾向就是满足自我的自然本能。虽然，儒家的传统立场决定他认定人的本能是恶的，并且倡导“化性起伪”，弘扬道德教育，但关于人性就是满足自我的本能之说和人性同社会对立的思想，直接影响了韩非，成为韩非重要的思想渊源。
韩非认为，人性是“自为”的，即自私自利为自己打算的，他们好利恶害，以“计算之心相待”。人与人之间，完全是利害关系。在君臣关系上，“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在亲子关系上，也是纯粹基于利害的。“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在夫妇之间，君主喜爱夫人妃子，是因她们正当青春年华，姿色可求，一旦年老色衰便被疏远以至抛弃。年老的夫人总是希望夫君早死，如此便可子承父位，身当母后，“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可见，夫妇之间也是利害关系。“自为”人性在人们的追求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韩非说：
“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人们都是自私自利为自己打算的，这是人性的本质特征。韩非还继承了商鞅的观点。认为人性“自为”的具体内容是名和利。
“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并且，人的“自为”之心永无止境，“人不能自止于足”。在韩非看来，人们永无止境地追名逐利的本性，是只能遵循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韩非的“自为”人性论和商鞅慎到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同荀子的性恶论异曲同工。韩非的人性论也可划归于现今西方的X理论范畴。但韩非的理论，有自己的特色。他从君臣、夫妇、父子等关系上，说明人都是自私的。
人们的一切行为活动都是为了一个“我”字。为了“我”的利益，一切人情都可抛开，一切关系都可冲破。从这种人性论出发，韩非的社会管理思想，贯彻始终一条主线，那就是提防民众。提防民众为了私利冲破君臣关系的规范，夺走君主的宝座。既想使用民众，又小心翼翼地提防民众，这就是韩非的心理。
韩非具体分析道，君臣之间也是以计算之心相待的。他说：
“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之也。”君和臣都是自私自利的，但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君臣关系也就是公和私的关系，因为国家是君主个人的私有财产，“国者，君之车也”，君主之私也就是整个国家之公。私和私的对立转化成公和私的对立。他从字形上对公私作了有趣的解释：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怎见得公利和私利的对立呢？韩非说：
“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臣属的利益在于无能而任官，无功而得利，而君主则希望有能者任官，有功者得利，两者是根本相反的。既然君臣利益如此对立，况且人人皆有“自为”之心，那么，臣属必然从“自为”之心出发，为了自身利益，危害君主的“公利”。“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为了保障“公利”，就必须进行管理。管理就是解决“公利”和“私利”的矛盾，就是保证“公利”。固然，韩非的公私观是以君主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他所谓“公”，实质上是君主之私。
韩非的“公”私对立只是“私私”对立的特殊形式。但是，在韩非那里，君主不但是国家的所有者，同时又是社会的管理者，其“公”私对立观点，说明他已经发现管理者同被管理者的矛盾，并认为管理就是解决这一矛盾，这一思想是积极可取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也是为了解决公利和私利的关系。因为管理者是代表国家和集体长远利益的，被管理者和群众考虑较多的是局部的、个体的、暂时的利益，虽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些利益之间并没有原则性的根本冲突，但也有许许多多的矛盾。我们的管理谋略，就是要研究如何正确调整集体长远的利益同个人和局部利益的矛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矛盾朝着合理的方向解决。
基于君臣关系的对立性，防备臣属的侵夺就成为韩非理论的核心。韩非提醒君主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之心，千万不可相信下属，他说：
“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之所以有劫君弑主也。”人臣时刻都在窥视你的权势，而你却那么信任他，自以为大权在握，高枕无忧，其结果必然是大权旁落，失国杀身。韩非以齐桓公为例说明了这一道理。史传齐桓公不计前嫌，以非凡的大智大勇起用管仲，一国之大事，皆任管仲处置，给管仲以最高的信任和权力。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应该说，齐桓公是个明主。但韩非认为，齐桓公并不是明主。齐桓公“明于索人”，慧眼识真才是对的，但用人不能不疑，要有防备之心，以备不测。管仲当初事奉公子纠，为公子纠的利益箭射过齐桓公，公子纠死，又转过来为臣于齐桓公，怎么知道他不会有朝一日背叛齐桓公呢？也可以把管仲看作汤武那样的圣臣，但“汤武，桀纣之臣也，桀纣作乱，汤武夺之”，那么，齐桓公一味吃喝玩乐，“披发以御妇人”，怎么能保证管仲不会像汤武对待桀纣那样推翻齐桓公呢？由此看来，齐桓公任用管仲取得成功，完全是巧合的。用人不疑，信任臣属，是昏暗君主的做法。后来，管仲死，齐桓公又信任奸臣竖刁、易牙，落得个“虫流出尸而不葬”的下场，吃下了信任臣属的苦果。事实证明：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为了保住君主统御大权不致旁落，韩非主张君主要把强干弱枝、杜绝臣重作为治国的根本策略。他形象地说：
“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将塞公闾，私门将实，公庭将虚，主将壅围。数披其木。无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将逼主处。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将不胜春风，不胜春风，枝将害心。”这里以本喻君，木枝喻臣。大意是，君主要经常剪理树木的枝杈，不要让枝权长得太茂盛，枝权过分茂盛，将影响树主干的成长，经不住春风的摇动，造成枝大干小的局面。一定不要让人臣坐大不掉，侵夺主权，聪明的君主必须善于强干弱枝。强干弱枝之术，成为韩非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看家本领，最著名的是宋代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
韩非防臣坐大的策略有：严格控制分封。战国时期普遍存在分封，封君坐地割据，形同独立王国。韩非说：“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他主张杜绝“国地削而私家富”的现象，提出尽可能不分封。“大臣之禄虽大，不得籍威城市。”“有国之君，不大其都。”若不得已赏赐土地，也要适可而止，“欲为其地，必适其赐”。人臣不得擅专兵权。绝不允许人臣养植私家部队，掌握兵权，“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韩非把当时普遍流行的“养士之风”，带剑之客，必死之士，列人人臣成奸的表征，主张加以取缔。
人臣不得专财权，“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臣制财利则主失德”，人臣掌握太多的财富，就会收买人心，网络党羽，与主争民，必须禁止。
人臣不能有赏罚、用人之权。韩非比喻说，赏和罚是人君控制人臣的看家本事，如果说人主是虎，那么这权力就是虎的爪牙，一旦失于人臣，虎变为狗，狗变为虎，君臣易位，不可不慎。
禁止人臣结党。人臣同人主争斗的依托是培植私人势力，在管理组织之外建立私家的组织，这是绝不允许的，韩非说：
“大臣之门，唯恐多人。”“欲为其国，必伐其聚。”“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一旦发现人臣结党，立即取缔，“散其党，收其余”，毫不心慈手软。
总之，人性自为，君臣对立，防范臣重，这是韩非管理理论的核心，韩非的整个理论都是围绕着这条主线进行的。他力求达到的管理格局是君权控制臣权：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是严格的君主专制。
不养仁爱之心但增威严之势
韩非以前的商鞅已经明确提出以力服人的领导策略。韩非则在商鞅的基础上，从历史根据和现实经验诸方面详尽论证了以力服人的策略，批判儒家的以德服人说。
韩非以历史进化论著称于世。韩非的历史进化说，与其说是在探讨历史的发展，不如说是为了寻找以力服人的历史依据。韩非把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上古时期，人类刚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燧人氏”教人钻燧取火，使人类脱离动物界，开始人类的生活方式。中古时期，禹鲧教人治水，人类进入改造自然的时代。近古是殷周之世，以桀纣暴乱，汤武征伐为代表，这是人类改造社会的时代。韩子认为，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政治措施产生，圣明之君，应该从时代需要出发，制定适合时代需要的行为准则。他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在韩非看来，儒墨两家的以德服人之道，反映了远古时期的历史需求，在那个时代也许是可行的，但在当今之世，万不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