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或无为的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条件的变化，自然也会带来行为选择的调整。一般而言，影响有为无为选择的因素有领导对象、领导者自身，领导过程和阶段、领导外界环境等等，这些条件是流动的，而不是静止的。领导者应该因时因人因地调正自己的行为。中国历史上典型的行为调整是秦汉之际。战国未期秦崛起于西，山东六国实力下降，经长期战乱人民渴望统一，这时秦王发动统一之战，建立秦王朝。秦统一后，不懂得有为向无为的转化，横征暴敛，大兴土木，激起民怒，二世而亡；刘邦吸取教训，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因有“文景之治”。但到了武帝时，国力增强，有条件从无为转向有为，武帝采取了开疆拓土，强化专制政权的策略。但到了武帝晚年发展到极至，激化社会矛盾，走到差不多亡秦之前的局面。老年的武帝还很聪明，及时转变政治，重新实行“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的无为政策，避免了“亡秦之失”。以后各朝代有许多次无为一一有为一一无为的策略转换，这也成为封建社会得以延续，创造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原因之一。
君与臣
君与臣是领导活动的基本矛盾。任何领导理论都不能不以君臣关系作为研究思考的中心。先秦诸子也莫能外。
人类社会从血缘氏族开始，领导活动无不打上姻亲血缘关系的印记。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社会管理就是以血缘纽带联结起来的。君臣关系也是血缘父子关系。国是扩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
天子既是国家首脑，又是各诸侯的父亲。东周以后，天下大乱，礼崩乐坏，“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残。”君臣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管理的实践迫使当政者和思想家去思考和设计理想的君臣关系。君臣关系的理想模式，反映了各家各派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走向。
儒家墨家的理想模式是君臣和谐统一。他们把社会的混乱和无序视为不正常的状态，认为这是人心失常、管理不当造成的。如果领导者行“仁爱，爱人”和“兼爱之道”，就可以化解紧张关系，使君臣相亲相敬，和谐一致。
孔孟认为领导者必须有一颗爱人之心、“不忍人之心”，从爱心出发，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制民之产”，“博施济众”，将百姓当人看，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要“诲人不倦”，经常进行道德教育。荀子主张，还要施之以必要的赏罚，但要以仁和爱为前提和基础。要在全社会造成“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上下和谐，相亲相敬的局面。对君而言，因实行德政和仁政而“得道多助”，“天下归心”；对臣而言，懂“忠恕”，行“孝悌”，为人诚实守信敬业，对有道之君心驰神往。这是相互吸引的境界。
墨家倡导兼爱，领导者取消物我，人我，人与人的任何社会界限和差别，无条件地、一视同仁地去爱，有财分人，有力助人，有道教人，尤其是给每个人以凭本事从政的机会，这就会感动下属民众，使之兼爱于领导，这也是互亲互爱的境界。
孙子的兵家管理最佳境界，是将帅同兵众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上下同欲”。前提是将帅“庙算”得法，亲爱士卒，赏罚严明，文武兼备，配合得当等等。
儒、墨、兵对君臣（兵将）关系的和谐统一认识是有着利害关系考虑的。如果说，孔子墨子的思想还是从原始人道主义原则引发出来的话，那么，孟轲，苟况，孙武等人则是从君臣对立的危害性的角度立言的。孟子有“民贵君轻”说，民众的事解决好，君主就可以无忧了。荀子有舟水之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亦覆舟。”孙子则把带兵打仗视为“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危险万分。他们意识到臣和兵是决定君主和将帅身家性命的力量，不可小视，不可不慎，正是从这种忧患意识出发，引导出创造和谐统一君臣关系的策略。他们不是不懂得君臣可能的矛盾和对立，而是认为可以采取相应的策略消解可能发生的对立，达到统一和谐。
中国管理文化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又有自信的乐观精神，懂得忧患，所以有理由乐观。这就是“生于忧患”。
法家的君臣对立说。法家认为，君臣和谐统一是暂时不牢固的，对立和矛盾是普遍永久的。君主的价值就在于控制君臣的对立，驾驭局面，而不在于创造君臣的和谐。在法家看来，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为自己打算的。从“自为”之心出发，君臣之间必然以“计算之心”以相待。“君垂爵禄以与臣市，臣尽死力以与君市。”
君臣之间是利害关系。君主想以小爵小禄换取臣子死力，臣子想用最小的力换取大的爵禄。两者的想法是根本相反的。臣子的求利之心永远无法满足，企图以仁德感化，物质满足的办法争取人心永不可能。臣子为求利而成奸，诸如“在床”“在旁”“父兄”“养殃”等手段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看破君臣对立的关系，因势利导，为己所用。法家认为臣子和君主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为了君主自身的利益可以象驭手驾驭拉车的马一样，依据臣子求利避害的本性，挥动权力的长鞭，逼迫着马拉车前进！法家不惧怕君臣的矛盾对立，反而惧怕忘记了君臣的对立。“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法家是立足于君臣的对立性，牢牢掌握驾驭君臣对立的主动权，以强力迫使臣民服从，“不养仁爱之心，但增威严之势。”法家也有恐惧和担心，但同儒墨不同。儒墨担心的是君臣发生对立、民水覆舟，法家担心的是丢失控制君臣对立局面的驾驭之权。防臣权重坐大、防奸始终是法家关注的中心。
道家的君臣自然无为，相安无事说。老子的理想社会是国小民少，人与人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君臣之间也是自然无为，相安无事，不相往来关系。老子认为君臣之间不存在仁爱关系，也不存在对立关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对万物无爱无恨，任其自生自成。圣人对民众也无所谓爱和恨，任其自作自息。民对君也没有爱或恨的感情。老子的婴儿之说证明，民也不关心君主的事情，而是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是互不关心，不相往来的君臣关系。
老子自然无为的君臣关系是有针对性的。一是对法家肆意强为的以力服人之道的批判。一味凭借强力，随心所欲地驭使民众，势必惹起众怒，“民不畏威，则大畏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结果是“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过分有为的结果，是一无所为。
二是对儒家以爱管理的批判。管理不能仅仅停留在爱的感情感化上。爱的感化，道德说教，也会走向反面，那就是虚伪，欺骗，“智慧出，有大伪。”“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应该寻找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规律性和本质，多一点理性思考，少一点情绪化的东西，这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领导者无为，被领导者也无为，彼此相安无事，最终达到无不为的目的。
老子关于理想君臣关系的策略，不是法家的以力服人也不是儒家的以德感人，而是把握本质和规律的理性策略。
古人关于君臣关系的理论给我的启发是多方面的。剔除其封建主义糟粕，以现代领导实践经验分析，有许多真知灼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分工不同，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领导就是服务，是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这就决定领导和群众应该建立起密切合作，团结友爱的关系，应该是鱼和水的关系。但实践中我们却见到大量不令人满意的现象，不是鱼水关系，而是油和水的关系，甚至是水和火的关系。领导和群众怒目而视，剑拔弩张，你死我活，这怎么指望成功的管理？领导和群众的紧张关系，固然也有可能是群众一方出了问题，是落后的群众不理解好的领导，但更多的责任是在领导者一方，这些领导者有必要要去读读古人的书，听听祖宗的教诲，思考如何“得道”，如何得人心，不要闹得天怒人怨，“失道寡助，天下衅之。”
法家的“君臣利异”的观点，启发我们要时刻注意领导同群众的矛盾性，采取必要措施和方法，克尽职守，行使职能。一般而言，领导代表的是长远的、全局的、整体的利益，群众和个人，思考的往往是眼前的、局部的、个体的利益，两者的冲突和对立是自然的。
为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力量，将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个体与整体的利益统一起来，领导者就要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大力加强制度建设，以威严不可侵犯的制度克服人的局限性和弱点，“使吾法之无赦，犹人涧之必死。”以制度和制度意识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取得好的管理效益。
道家自然无为关系的观点，告诫领导者应该多一点理智，领导同被领导之间不是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这是一种客观实践活动，有着客观不可移易的规律性。领导者不能停留在一个好心肠上面，仅仅凭着一腔热情做事，好心有可能做坏事，好心未必得好报。应该经常思考无理性行为的危害性，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不肆意强为，不胡乱作为，尽可能做到无为，让群众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无为而无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