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
——马丁·海德格尔
还乡
到了腊月，整个故乡便活泛起来，像一亩沉寂许久的池塘，突然注人了奔腾的活水，顿时水花飞溅而起。鱼儿四处游弋玩耍。年迈的老人于寒风中颤抖着站在窗口，盼着异乡的儿子归来，调皮的孩子淘气地钻进奶奶的怀抱里撒着娇，盼着远行的父母满载而归。在这种期盼下，年味愈来愈浓，故乡像一尾鱼，在水中游翔，激荡起丝丝涟漪。
腊月底，一夜的颠簸之后，我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故乡。从大巴车上下来，走在熟悉而又亲切的街道上，一股暖流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集市上人来人往，十分拥挤。在阵阵叫卖声中，一切显得热闹而富有年味。幼时，打工的浪潮还没兴起，每逢有集，方圆十里内村庄的人们都聚集在这里，他们牵着牛，挑着担，抱着孩子，三五结伴，像是去赶赴一场盛会。
许多年后的今天，物是人非。眼底的热闹带着一丝虚空，带着一丝苍凉和一种无法言语的撕裂感。这种热闹是暂时的，宛如集市旁的那片墓地，喧嚣过后，终归要归于宿命般的沉寂。此刻，我站立在故乡喧嚣拥挤的街道旁，仰望着阳光灿烂的天空，独自在外流浪时的所有黑暗逼仄的角落仿佛顿时被擦亮了。一辆辆大巴停了下来，异乡的人归来了，他们从大巴上下来，像一尾鱼跃入水中，使足力气扭动着尾巴。远行的人们历经一夜的颠簸，来换取故乡温暖的怀抱。
集市的喧嚣映衬着墓地的肃穆，墓地隐匿在故乡的那座大山里。那座大山孕育出一片森林。
山就在集市后面。山间山风呼晡，落叶枯枝满地，行走在上面，发出吱呀的响声，像是一个老人深夜因为疼痛发出的呻吟声。
幼时和伙伴在山林间四处穿梭玩耍，从这棵树爬到那棵树，躺在巨大的树杈间打鼾，美好得连时光老人也忍不住停下脚步。乡里人在山间种满辣椒、花生、红薯、芝麻，每到收获季节，山间便人头攒动，山间田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田园风味。
许多年过后的今天，山林凋落，土地荒废，杂草丛生。一股颓败凋零的气息在山间蔓延着，像是一种难以抵御的传染病，席卷开来。
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曾经鲜活于集市的人们一个个朝身后的那座大山走去，走向泥土深处，静静地躺下来，直至化为一抔尘土，滋养着山林的一草一木，开始一场新的生命的轮回。
大年初一，晨曦微露，父亲带着我们兄弟俩去山上扫墓。山间，鞭炮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沉寂了大半年的山林此刻陷入狂欢之中。一万响的鞭炮像一尾蛇左右盘旋着缠绕在墓碑上，父亲微微弓下身子，鞭炮瞬间点燃，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我站在不远处，看着缭绕而起的烟雾弥散开来，而后又在半空中汇集，朝天边飘去，笼罩了整个山间。
父亲默默地手执镰刀，锄去坟墓两旁疯长的杂草。杂草旺盛的生命力，凸显出墓地的萧瑟与苍凉。
一道墓碑横隔着生与死，它是命运的休止符。紧跟着父亲的步调，往祖父的坟前插香，一脸肃穆地磕头，企求生命的健康和人生的一帆风顺。鲜活的生命走进泥土深处，一股神秘和庄严感便慢慢漫上来。深深地鞠上一躬，我们静静地下山。我转身回头，久久地回望祖父的坟墓，看见坟墓上照片里的祖父，他一脸安详地微笑着，仿佛不曾离去。
扫完墓的人朝山下走去，山下不断有扫墓的人涌上来，仿佛生与死的循环更替。走到山脚下，再回头望山间，发现密密麻麻的坟墓几乎占据了整座山头。在密集的坟墓里，我看见我的祖父、曾祖母，还有那些曾经熟悉无比的乡里乡亲，他们愈渐模糊的身影在我脑海里闪过一丝亮光。父亲见我回头张望，忽然说：“再过几十年，我也会住到上面去的。”我有些生气地说：“大过年的，说这些晦气话干吗。”父亲淡然地说：“你这孩子，这有啥，这些都是磨不开的事情，千百年来，世世代代都是如此。”
烟雾笼罩之下，幼时给我们带来无数欢乐时光的故乡的这座大山，远远望去，像一座死一般寂静的坟场，显得冷清无比。这天黄昏，晚饭后我独自沿着马路散步，看着薄暮之下的山林，那些密集的坟头半隐半现在夕阳之下，显得肃穆和阴冷，晚风吹起，我转身低头往回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名字呈现在我眼前。他们过往的命运在我心底呈现。
阿坝，在村里和我家同一个组，说话有点结巴。二〇一〇年在深圳打工时，他与一个河南的90后发生矛盾，一天下班后，和一对河南父子吵起来，发生口角，三人厮打在一起。阿坝被父子俩打成肾脏破裂，造成肾脏急性衰竭，经过七天七夜的紧急抢救之后，还是束手无策，他的生命只剩下一丝微弱的喘息。阿坝年迈的父母跑到深圳，雇上一辆急救车把只剩下微弱呼吸的他从深圳拉回了家。“要死也不能死在外面！”阿坝他妈声嘶力竭地哭喊着。鼻息微弱的阿坝回到家已近中午，他伯伯匆忙跑到学校把阿坝八岁的女儿小银子叫回家见他爸最后一面。小银子跑进屋，泪流满面地叫了一声爸爸，阿坝嗫嚅着嘴，扭过头看了女儿一眼，头就永远地耷拉了下去。整个屋子顿时人影缭乱，阿坝他娘因伤心过度，顿时哭晕过去。
永辉，我幼时的好伙伴，二〇一一年在广州一家丁厂打工时，因劳累过度引发心肌梗死猝死，去世时不满二十六岁。工厂小老板只赔了一万多块钱，工友又捐了一万多。他弟弟抱着哥哥的骨灰，带着这两万多块钱，回到了家里。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变成一沓薄薄的钞票和一盒骨灰。
阿里，初中同学丽梅的哥哥，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时，不慎从高处坠落，造成下肢瘫痪，整日卧病在床。十多年后的二〇一五年，阿里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他睡在他家老屋的暗房里，屋里那扇唯一的小窗户自始至终开着，透过那扇窗户，阳光慢慢斜射进来，落在他的脸上、鼻子上，落进他的眼里。
马秀，初中同学吉吉的母亲。马秀婶留守在家带孙子。那年夏天，她在躺椅上休息，淘气的孙子爬到她身子骨上打闹嬉戏。她欣喜地把孙子抱到半空中又放下来，孙子被逗得笑个不停。次日马秀婶起床时，腹部感到一阵疼。几日后，这种疼痛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加严重起来。马秀婶找开诊所的大儿子看病，大儿子以为是老胃病，给她开了几个月的胃药。她越吃药脸色却越难看，最终竟成胃癌。事后拍片时，发现肋骨骨折，有旧伤，可是为时已晚。马秀婶腹部的疼痛其实是肋骨骨折造成的，年逾七旬的她骨头巳经苍老，躺在时间深处……从她踉跄的步伐里，我仿佛听见她骨头嘎吱破碎的声音。
我一个接着一个手指头地掰着，最后的是我祖父。二〇一〇年，他因食道癌去世。临走前，曾经健壮如牛的他，瘦成了皮包骨。死亡以这样一种残酷的方式剥去一个人的尊严。时光是一把无形的剔骨刀，一刀刀下去，鲜血不止。那些曾经在我面前如此鲜活的面孔，而今已日渐模糊，他们已长眠在大山深处。
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终究要回到故乡，就像在枝头摇曳一季的树叶，终究要落叶归根，重归大地。我想起民国时期的女作家苏雪林，寓居台湾，一百〇二岁的她最后的愿望是希望死后埋在故乡的那棵树下。
每次走过故乡的大山，父亲的话总会在我耳边回荡——我细细咀嚼，满是苦味：乡里人一辈子守候在土地上，身上弥漫着泥土的气息，他们心底有着一种间有的对生与死的淡然。在父亲的话里，我看见了自己的宿命。
在异乡，每当夜幕潮水般降临，在逼仄的出租屋里，那种固有的孤独感和对故乡年迈多病父母的浓浓思念和担忧之情，便会如巨石一般压在心头，让人喘不过气来。年迈多病的母亲成了我内心深处的隐忧。母亲大病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恐慌，我害怕接到家里的电话，担心一接电话，那边就会传来母亲身体不好的消息。
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村里稍微能动能干活的，都蜂拥而出，怀抱着希望，涌向向往的城市。时代的裂变，以这样一种方式把一个村庄淘空。村庄的空映衬出城市森林的拥挤和逼仄，更暴露出膨胀的欲望和被扭曲压抑的心灵。我时常会陷入一种矛盾之中，故乡与城市把我的内心世界不断撕裂开来。身在异乡的我思念年迈的父母，却又难以回到故乡安身立命。
二〇一〇年，我从异乡回到老家养病。乡里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一整年，我待在家里，几乎足不出户。在老弱病残聚集的故乡，手脚健全的人整日窝在家里不出去，意味着一种无能。一家四口，若有三个人都在外面打工挣钱，乡里人看你的眼神里都带着一丝羡慕和嫉妒。若一家五口，三四个人常年在外打工，还住不上新房，乡里人眼神里难免会流露出一丝不屑和惋惜。城市鱼龙混杂的气息侵袭、渗透到故乡，故乡也跟着变了模样。我心底的故乡，只能靠在记忆深处不停地打捞作怀念。
翌年年初，春节刚过，在巨大的压力下，身体初愈的我匆匆背上行李，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像是一种逃离，逃离故乡——四个字背后隐藏着满身的不舍与无奈。那一个深夜，在火车轰隆轰隆的响声里，故乡熟悉的风土渐渐远去。我忽然更加深刻地意识到，难以再回去生我养我多年的故乡了。下了火车，走出出站口，望着马路上涌动密集的车流，我又感到蜗居在城市的渺小与卑微。一只满身污痕的流浪狗从我眼前走过，它靠近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狠狠地踹了狗一脚。流浪狗汪汪地叫着，一脸恐慌地离去。无数个深夜，躺在出租屋的床板上，在故乡与异乡之间，我不断怀疑着自己的身份。这种对自我身份的怀疑与认定，暴露出一个人内心的矛盾与漂泊的状态。
远行
大年初一过后，故乡的山林复归于寂静肃穆。狭小的街道上车流聚集，人满为患，不时有豪车鸣着响亮的喇叭，缓缓从人流里驶过，引来路人羡慕和惊讶的眼神。
到大年初八，喧嚣热闹了多日的集市重新变得冷清起来。不到十一点，集市上就零零落落的散圩了。春风里吹拂着的鲜红的春联，地上残留的鞭炮屑，暗语着年味正由浓转淡。腊月从异乡归来的乡里人巳经重新装好行囊，踏上了外出打工谋生的行程。
正月初十，天刚亮，哥和嫂子就起来收拾行李准备去坐早上八点半开往温州的大巴车。他们之前一直在广州的鞋厂打工，这几年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许多鞋厂倒闭，上班也没有事做，权衡之下才选择离开熟悉的广州，去人生地不熟的温州。
为了不让五岁的侄女发现，哥和嫂子早早地起来了，没想到他们起来刚吃完早餐，昨晚跟奶奶一起睡的侄女一睡醒就哭喊着叫妈妈，一直问妈妈和爸爸去哪里了。嫂子见状，迅速跑进屋内，把孩子婷婷抱进怀里。
僵持不下，母亲最后还是带着婷婷去车站送哥哥和嫂子。汽车开动的那一刻，看着爸爸妈妈渐行渐远的身影，五岁的侄女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在人群中，我看见一向多愁善感的哥哥扭过头去，眼眶顿时湿润了。那么几分钟的时间里，侄女的嗓子都哭哑了。我和母亲哄着她去街头的小商店买玩具，转移她的注意力，她才慢慢平静下来。
从异乡归来的乡里人在年后又鱼贯而出，故乡这亩鱼塘又顿时变得空荡荡起来，激荡而起的水花沉人水中，在阳光下静静无声。
哥哥和嫂子去温州打工的那天，一连多日的阴雨天气渐渐退去，春日的阳光洒满大地，稻田里的油菜闪烁着金黄的浪花。午后，黄毛狗蜷缩在小巷深处打吨，暖风吹乱了它的发梢，六额娘静坐在老屋的屋檐下，凝望着远处的那座大山。母亲带着侄女在门前的小广场上玩耍着。我无意于渲染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存图景，这种淡然恬静的生活画面确实令人陶醉，但这些都是表象，或者说只是片刻的安宁与温馨。这种温馨和安宁背后所隐藏的生存真相却触目惊心。静坐在屋檐下的六额娘那凝视着大山深处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人到暮年，疾病缠身却又孤苦无依的生存困惑。广场上孩子们三五成群嬉戏追逐的热闹里他们穿着几天没有换洗的衣服，面目满是污痕，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是父母外出打工，无人看管的真相。
过了元宵节，故乡便陷入寂静冷清之中，这或许才是它的常态。时而，村里一个熟悉面孔的突然离去，或街上突然响起的唢呐声都会激荡起丝丝涟漪，这丝丝涟漪落进留守故乡的人们心底。留守在故乡的父辈们日渐衰老的身体，在疾病中煎熬的他们，让人影寥落的故乡显出一丝病态。在阵痛与煎熬中，它时刻需要亲情的温暖和呵护。
在故乡的寂静中，我听到一丝喧嚣和躁动，循声望去，那是茶馆，是薄暮时分广场上突然响起的广场舞。茶馆里聚集着的一批赌牌和打麻将的乡里人，他们在打牌，借以打发无聊的时光。广场上，年迈的乡里人舞动日渐苍老的躯体，抵抗着疾病的入侵，并试图寻找出生命的点滴活力。除去这两个地方的喧嚣，故乡便长久地沉默下去，仿佛一个孤独的老人，而后在日复一日的寂寥中期待着下一个腊月的来临。而年迈的他们也慢慢在一个又一个的期待中加速老去。
天塌下来了
米婶住在我家对面，中间隔着一条小泥路，相距不足百米，门前种着一棵枇杷和一棵桂花树。深秋时节，桂花的幽香就会氤氲至整个院落。在孤寂的院落，它独自绽放，独自飘零辗转成泥，显得有些落寞。除了这两棵树，米婶还养着一条老黄狗，狗瘦骨嶙峋的，终日摇着尾巴跟着她，像一个老孩子，显得温顺乖巧。米婶在门槛前静坐发呆时，老黄狗蜷缩成一团，在晚风里酣睡。
米婶住在大儿子三层楼高的洋房里，照顾着两个孙女。后来，两个孙女渐渐长大，米婶就闲了下来。整个房子空荡荡的，就剩下她一个人。老伴和她话很少，经常一整天在茶馆里打牌，独来独往。
母亲和米婶走得近。听母亲说米婶是从我外婆家那边嫁过来的，年轻时和外婆是好姐妹。留守在寂寥故乡的她们彼此照应着，很有点相依为命的味道。
米婶的儿媳比较强势，心底瞧不起婆婆，嫌她人老不讲卫生，浑身是病，啥农活都干不了，是家里的累赘。米婶把求助的眼神投向大儿子，大儿子在老婆面前不敢吭声。大儿子逢年过节背着老婆偷偷给米婶一些生活费，也不敢多给——老婆那边看得紧。
米婶在老屋里躺了几天，再次出门时左手提着一个蛇皮袋，右手拿着一个生锈的火钳。她开始走街串巷捡破烂了。
她走一段路，就在石墩上坐下，休息一会儿。米婶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
空荡荡的乡村，米婶走了一圈下来，只捡到一双破鞋，两个酒瓶，外加一只塑料可乐瓶。捡的次数多了，米婶就有经验了：镇上的中学每天放学后，她就提着蛇皮袋在学校放置垃圾的那块空地上寻觅着她眼里的宝贝。垃圾场旁边是学校厕所，臭气熏天。学生捂着鼻，把篓子里的垃圾一扔，匆匆转身离去。一个酒瓶一毛钱，一双破鞋五毛，废纸三毛钱一斤，废铁八毛，铝制的易拉罐，一斤能卖到五块钱。米婶把捡到的破烂积攒起来，凑够了，便拿到山下的废品站卖，一天能卖个七八块。运气好，能卖个一二十块。
二〇〇四年的中秋，天空下着毛毛雨，米婶在细雨中捡着破烂。村里人见了，看不下去，说：“米婶，下雨天还捡破烂，你这身子骨要紧！”大概是有人实在看不过去，电话打到米婶在外打工的儿子和儿媳那里，骂他们没孝心。儿媳见老人在外人面前丢了自家的名声，一时怒火中烧。
那年年底，米婶外出捡破烂被一条烈狗咬伤，小腿肚流了很多血，在家休养了一个礼拜才好。这些事情成了她与儿媳吵架的导火索。
腊月，儿媳打工回来。看着小屋里堆积的废品，满是污垢，憋着的那股火气像是终于找到了发泄口，大骂道：“好好的新房，被你弄成这么脏，我是叫你看房子的，不是叫你把它当成装破烂的地方。”
儿媳在大厅里骂，米婶像孩子般躲在屋里不敢吭声。“老不死的！想死怎么不早点死！”屋外的儿媳骂骂咧咧着。米婶承受不住，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生闷气。吃晚饭时，她就一直躺在床上，孙女来叫，她也不去。她听见儿媳在下面骂：“最好早点饿死，不要再来害人！”米婶听了，眼角溢出一滴浑浊的泪。
关系闹僵后，米婶就独自住在昏暗潮湿的老屋里，逢年过节，任孙女和儿子怎么请，也不上儿媳的门。儿媳见状，丢下一句：“给脸不要脸，爱来不来！”这话传到米婶耳里，米婶的心就打上了一个结，再也没进过门。大儿子和儿媳出门打工时，看管新房的任务就落到了米婶她老伴身上。
米婶感觉自己活得像一条狗，一条看门的狗。她心里难过。
母亲瘸着疼痛的腿，去老屋里看米婶。米婶躺在床上，埋在被窝里哭泣，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米婶紧握着母亲的手，说着她曾经的过往。米婶说，那时年轻多好，能吃能干，挑着一担一百多斤的稻谷，走在田埂上，健步如飞。米姊说着沉沉地叹息起来：“人老了，浑身是病，成了一条没用、遭人嫌的看家狗。”米婶边说边用手帕擦眼角的泪。
母亲安慰完米婶出门时，露露婶后脚走了进来。她也是来看米婶的。
露露婶跟米婶年纪相仿，晚年的境况却迥然不同。露露婶身子骨好，没什么病，年逾七旬了，依然能吃能干。一个人带着两个孙子，一个七岁，一个三岁。照看两个孙子之余，露露婶还独自种了两亩地，菜园子里种上了许多蔬菜，每到逢圩赶集时，就会早早起床，摘一两担子蔬菜和辣椒去街上卖，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深秋时节，收割完稻谷，她就种上油菜。几年下来，她的仓库里积攒了足够的菜籽油和稻谷——足够她一人吃到老。她家的儿子和儿媳每年过年回来，看见满仓库金黄的稻谷和油菜籽，心底很惊讶。他们心疼露露婶的同时，内心却又感到十分宽慰：娘不仅给他们带着两个娃，还给他们减轻了这么大的生活负担。露露婶吃的都是自己种的东西，米婶因身患多疾，米和油都需要儿子儿媳寄钱回来买。
米婶和露露婶，因为疾病之隔，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乡村命运。
米婶和我留守在家的母亲相互照应着。村里的二流子会选择合适的时机在窗户口徘徊，伺机偷点东西。有时，半夜里窗外会有人影徘徊，母亲就跑到隔壁房间的窗前，朝着小路对面的窗户喊：“米婶，米婶，你睡下了没有？”人老了，睡眠跟着变轻。通常我母亲一喊，几秒钟后，对面窗户的灯就亮了，紧接着就响起米婶那熟悉的声音。窗户那边，米婶故意大声说着话，而后拉亮屋外大门口的灯，披着衣服走了出来。暗夜里，米婶的声音，让母亲惶恐的心顿时踏实了许多。
母亲跟米婶一样，常年在疾病中煎熬。她们日渐苍老的脸庞和多艰的步履，慢慢在我内心深处行走成一枚细小的针，在时光的打磨下，它显得愈加锐利。
母亲患有几十年的风湿病，她弯曲变形的手脚成为天气的晴雨表。每逢天气突变，手脚的疼就慢慢钻进骨子深处。疼痛蚂蚁般撕咬着她，她疼得浑身打滚，彻夜难眠，苍白的月光映射着被虚汗浸湿的汗水。天亮时，她扶着墙壁一步步行走。从床上下来，她浑身沉重，仿佛灌了铅一般。她躺在床上，努力把自己弯成一张弓，试图穷尽全身的力气去拧掉身体里藏着的水分。
我五岁的侄女，从小到大由我母亲带大。见奶奶扶着墙壁去厨房给她做饭，就步步跟在她身后，一双小手紧紧拽着她衣角的一端，担心母亲摔倒。实在疼痛难忍，母亲就在窗户边喊米婶，叫她帮忙煮一碗面给侄女吃。侄女开始懂事了，见奶奶喘着粗气，一脸病容地躺在床上，便从厨房里端来小板凳，一边吃面，一边静静地守候在她身旁。有时，感觉浑身湿气很重时，母亲就会去找米婶帮忙刮痧。米婶拿着一把光滑的瓷调羹，在灰暗的房间里，撩起母亲的衣服，一下又一下地在她瘦弱的身躯上刮着，很快，一道道鲜红的血痕就呈现在眼前，有些地方呈现出青黑色，表明体内寒气逼人。刮完痧，母亲顿觉轻松了许多。米婶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通常给我母亲刮完痧，她就会趴在床上，让母亲按摩一下疼痛难忍的腰部。
长年疾病缠身的米婶躺在床板上，像一尾风干的鱼。五岁的侄女站在暗房的门口，似懂非懂地目睹着这个场景。母亲撩开米婶的衣服，呈现在人眼前的是她肋骨横突的身躯，皮肤松弛，带着色斑，写满岁月的苍凉与残酷。她靠着以前积攒下的微薄积蓄和政府每个月补助的六十八块钱，艰难度日。在外打工的大孙女每隔一段时间会偷偷寄给她五百块钱，叮嘱她不要告诉别人。她患有严重的肺病，常常一声声地干咳。我走出屋，刺眼的阳光落进眼底，耳边却始终回荡着米婶那一声紧接着一声的咳嗽，像破旧的风箱，在来回地抽动着，并发出异响。
米婶终日住在灰旧的老屋，她老伴则守在大儿子的新房里，他们是夫妻，却形容路人。即便如此，也毕竟是夫妻，仍有一些温暖可以相互汲取和守望，就像两片树叶，风吹雨打之下抖擞着，不显得孤零零。
世事难料。二〇〇六年，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米婶她老伴从茶馆喝茶回来，彼时正是薄暮时分，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晒在楼上的稻谷正等着收仓。三楼一直没有弄栏杆。米婶她老伴莫六爷上三楼收稻谷，一个不慎，双脚踏空，从三楼坠落，重重地掉落在两屋之隔的过道里。逼仄的过道还没有铺上水泥，满是棱角的鹅卵石密密麻麻分布其间。
米婶、露露婶、我母亲，呼喊着莫六爷的名字，寻找了半夜也没找到莫六爷的人影。次日清晨，露露婶推开后门，看见莫六爷仰躺在地，整个身子骨早已僵硬，双眼圆睁着，一副死不瞑目的神情。米婶顿时跪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身体伏在莫六爷身上，喊着：“你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米婶和莫六爷好几年不说话了，在外人眼里以为两人感情淡了，没想到因为老伴的死，米婶哭得这么伤心。米婶是在哭自己的老伴，更是在哭自己晚年悲苦的境遇。米婶的哭声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他们循声而来，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人影缭乱，他们纷纷行动起来。米婶的大孙女连夜从深圳赶回来，长跪在家门口，哭泣不止。
天仿佛塌了下来，大半年的时间，米婶才从极度的悲伤中缓过神来。
莫六爷去世后，米婶她大儿子买了中药，给米婶治好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米婶慢慢恢复了一些元气。
二〇一五年，米婶她大儿子在给别人家做室内装修时，一下子踩空梯子，头重重地摔在地上，拉到医院抢救没几天，撒手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这一幕竟发生在米婶身上。一夜之间，米婶坍塌在地，像一堵经年失修的墙。我无法去揣摩一个晚年丧子的老人那种悲伤的心境，她迷茫空洞的眼神一直在我眼前晃荡，挥之不去。下葬那天，米婶和儿媳抱在一起痛哭，曾经彼此的疙瘩在共同的悲伤里消融殆尽。
儿子下葬后，孙女返回深圳的前一晚，来到米婶面前，说：“奶奶，以后我养着你。”孙女说着说着，忽然又哭起来，扑在米婶的怀里，像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
次日，米婶送啊送，一直坚持着把孙女送上车。
米婶完全苍老下来，她蹲在老屋的门前，静静地凝望着大山。老黄狗蜷缩成一团，紧挨着她，偶尔从悠远的睡梦中醒来，缓缓抬头朝她张望一眼，又埋下头。
活着
盛夏的广州，灼热的阳光像火炉里煅烧的铁片烫在人身上。一股闷热的风裹着丝丝热气从过道里袭来，牛皮癣一样裹在人身上，让人产生一种窒息感。穿过过道，再拐一个弯，就是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医院。
医院矗立在喧嚣的街头，街头的人走进医院，医院里的人重新融人街头，院内拥挤的人群映衬着马路上拥塞的车流。同样的喧嚣里，却是天壤之别的两个世界。
家清一路小跑着从医院出来，他消瘦，脸色蜡黄，一脸病容。我们紧紧地拥抱着，像是久未相见的亲人。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大学毕业，身体原因使得家清选择在家乡的小学教书。
这几年，每到寒暑假，他就候鸟般在广州和江西老家两地来回颠簸。他来广州这边的医院住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差不多就要花费他三个月的工资。
从医院一直往前走，有一个很大的公园。我们静静地坐在湖边一块干净的大石头上，望着天空翻飞的云朵发呆。聊完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忽然间，我们陷入一阵巨大的沉默之中。不远处，一对甜蜜的夫妻在湖边漫步，爸爸牵着女儿的左手，妈妈牵着女儿的右手。他们漫步在林荫道间，孩子一蹦一跳着，嘟着小嘴，满是幸福。
我微微转身，看见家清久久地凝视着那个幸福的小家庭，直至他们消失在视线尽头。
薄暮时分，我把家清拉到附近的一家高档餐厅，他又把我拉了出来。最后，我们进了马路对面的一家快餐店。家清点了一份白菜，一个汤，还有一小份肉丸。那一份肉丸，他只象征性地吃了几个就推给了我。十分饥饿的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自己点的那份牛肉，一口扫光，又十分痛快地点燃了一根烟。在缭绕的烟雾里，家清那张蜡黄瘦削的脸却在我眼前愈加清晰起来。仍是身体原因，他只能吃一些素菜。
二〇〇九年，在东莞一个五金塑胶厂打工的我忽然接到他的电话。电话里，家清吞吞吐吐地让我先借出一万给他。他说自己后天就要做脾脏切除手术了。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那一年几乎成了他生命的分水岭。家清几乎从不向朋友求助，只有在最无助时，他才会向别人开口。
那一晚，我们几乎又聊了一个通宵，一直聊到凌晨三点半才昏昏沉沉睡去。每次我们聚在一起，他总会跟我聊起他的那些事情。以前是一点点，像挤牙膏一般，这次却不知道为什么，他内心世界的那道门完全向我打开了。在如水般流逝的时光里，家清仿佛意识到，死亡的阴影正一步步向他靠近，加快速度，笼罩在他头顶，乌云密布。
以下是家清的讲述，我试图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还原故事里每一个真实的细节。
一九八八年，我已经四岁多了。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奶奶抱着我在厨房的柴火旁烤火时，我不慎掉落在燃烧正旺的柴火堆里，造成脸部烧伤。治疗过程中，屋漏偏逢连夜雨，又患上急性肾炎。那时家里三四个孩子需要照顾，脸伤治好后，因为拖延，急性肾炎最终转化成慢性肾炎。
脸部的烧伤导致年幼的我脸上有一块比较大的疤痕，下巴有些歪曲。我总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静静地发呆。站在镜子前，看着镜中的自己，内心升腾而起的是一种陌生感。去村里的小学上学时，同学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班里的女同学见到我像是见到怪物般，都躲得远远的。在学校受了委屈回来，总是独自一人躲在被子里哭泣。母亲见我这么小就受了这么多磨难，心底挺自责，在生活上对我倍加关心和照顾。
在隔壁镇上读高中时，因和同班同学在同一个饭盆里吃饭，我被同学传染上了慢性乙型肝炎。那时的我脸很黄，没食欲，浑身无力。肝肾同源，肝肾都染上了慢性疾病，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吃治疗肝炎的中药对肾脏不利。因而肝炎病情得到稳定和控制后，慢性肾炎病情又加重了。我顿时陷人进退两难的境地。
高中毕业那年，慢性肾炎已经病变。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大鱼大肉之时，我只能吃些素菜。吃荤就会引来疼痛。痛风成了一种自修课，一痛就会持续一周，疼起来时，双腿不能动弹，我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仿佛瘫痪了一般。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身体的疼，那种刺心般的疼痛。高考完，我去了福州大学大哥那里玩，哥在福州大学读研，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在那里我结识了他一个学医的朋友，是一位比较年轻的医学博士。
在得知我痛风比较厉害的复杂病情后，哥哥的朋友给我开了一个方子。服药半年后，痛风得到了缓解，但这种毒性比较重的药物却加重了肝病的病情。原来，方子里有一味药叫雷公藤，这种药毒性较大，虽然能治痛风，但对肝脏副作用很大。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老家的乡村小学教书。看着同学们个个南下广东打工，心底想出去打拼一番的愿望顿时化为泡影。
二〇〇九年的夏天，我的脸色变得异常蜡黄，身体十分消瘦，浑身乏力。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肝硬化压迫脾脏，必须尽快进行脾脏切除手术。这个结果让母亲的心彻底凉了下来。她抱着我，无助地流着眼泪。长期的服药竟造成了这样严重的后果。
在南昌的省医院，医生以风险太大为由，不敢做手术。如果不做手术，回家就意味着死亡。我还想继续活下去，哪怕多活一天，我也能多看几眼这尘世温暖的阳光。我一直坚持着不肯出院——任凭医生怎么说。后来这个科室的大主任，在得知我的病情后，权衡之下，做了立刻做手术的决定。三个小时后，我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脾脏已经被摘除了。一个月后，从鬼门关走了一趟的我回到了老家。
脾脏切除后，免疫力骤然降低，身体变得异常虚弱。春天，我只能每天躺在床上，看着窗外油菜地里、金黄麦浪里闪烁着的阳光，心底是欢喜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感到活着的幸福。
从读大学开始，我几乎一直在吃药，每个月要花费一千多。做完脾脏切除手术后的一年，每个月吃中药和西药的费用增加到了三千多。在乡村小学做老师，从二〇〇七年毕业到现在，转眼八年过去，我的工资刚好每月三千。一个月的工资刚刚够我当月的医药费。第一年每个月的医药费是哥哥负担的，第二年，我没再麻烦大哥。
为了省点钱，我去县城的图书馆买了几本专业的药用书籍，对照着上面与自己相同的病历，然后照着书上的药方，去药店抓药。母亲看我隔三岔五去药店抓药，问我哪里来的药方。我搪塞过去，不敢告诉她真相。
有一次，当天黄昏我把药煎好，服下，到了晚上，忽然撒不出尿来。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仿佛热锅上的蚂蚁，膀胱越来越涨，几乎要炸裂开来。看着窗外浓浓的黑夜，我顿时陷入巨大的恐慌里。一直熬到半夜，正当我一脸绝望时，闸门开启，一泡尿终于拉了出来。躺在床上回想起去药店抓药时，药店老板指着药方上的一味药说，熟附片没有，用生附片可以吗？我当时说可以。深夜迅速打开电脑，查生附片的药效，原来一字之差，生附片服用后对身体泌尿系统有很大影响。时间已是下半夜，我离开电脑，望着窗外的沉沉黑夜，忽然悲从心来。我一抬头，仿佛就看见了自己的宿命。在自己日渐惨败不堪的躯体里，我看见死神正加快脚步朝我赶来。我站在房门口，听见隔壁传来母亲微弱的鼾声。疾病长久的折磨下来，对于生死，我早已看透。只是想起日渐苍老年迈的母亲，心底便禁不住涌起阵阵心酸。从小到大——而今已年逾三十，一直还在花家里的钱，未曾孝敬过父母一回。而母亲，在她关爱的眼神里，一直在担心着万一她哪一天老去，谁来照顾多病的我？
次日，倩发来短信，问我身体好点没，叫我注意休息，不要胡思乱想。我没有回复她。我心底很爱她，但是我知道自己必须拒绝她，不能去害她。倩是三年前大学毕业时来到我所在的乡村小学教书的，她皮肤白皙，身材高挑，性格也很温柔。在她没来之前，整个小学就我一个年轻老师，其他的老师都已近中年。倩的到来给学校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每天看她穿着洁白的裙子，仙女下凡般在学校里蹦蹦跳跳，一脸可爱的样子，我的心底就涌起一股深深的爱意。不时有老师撮合我们，但我内心却本能地排斥并抗拒。我想起她刚来学校实习的那段时间，我们经常骑着自行车一起去郊游，在灿烂的油菜花里嬉戏。那个深夜，她发高烧，我焦急地把她送到医院，看着她孩子般躺在我的怀抱里的样子，心底感到甜蜜而又忧伤。寂静的深夜里，我想着，若时光的脚步就在此刻打下永久的停顿号该多好。爱情多么美好，慢慢潜入心尖的爱意却让我心生恍惚，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处境。我残缺的身体经受不住时间的煎熬，在药物的作用下，生命加速苍老。长痛不如短痛——爱她，就应该远离她。
过了三十岁，时光的脚步变得更匆忙，年轻的一辈一拨拨上来，芝麻开花节节高一般，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一辈，在我眼里他们一直是孩子，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孩子已经满地疯跑。年老的一辈，仿佛悬挂在枝头的树叶，一个个离开人世。老弱病残把冷寂的故乡掏出了一个个窟窿，遍体鱗伤。
年前，一九九六年出生的表妹生下一个男娃。作为一九八四年出生，比表妹大十二岁的我却还深陷疾病之中，婚姻情感仍是一片空白。我顿时感到一阵恐慌，曾经长辈眼里不懂事的80后一代，也已走向中年。我几乎整日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每次走出房门，村里人总会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他们问我怎么还不结婚。不时有媒婆上门来向我介绍女孩子，都被我愤怒地赶了出去。在乡里人眼里，我成了一个怪人。与我家有矛盾的乡里人，每次在路上擦肩而过，总是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我，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眼底满是不屑、嘲笑和可怜的复杂意味。我视而不见，然而当这种带有明显优越感的示威降临到父母头上，那种精神的倾轧感在内心深处所带来的伤却是难以言喻的疼。我把自己关在屋内，紧握拳头，使劲捶打墙壁，直至拳头溢出丝丝血丝来。我试图用这种自虐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压抑和无奈。
年底，村里在外打工的人都回来了。高中同学辉跟我聊刚在外买下一套房子，月供要三千多，他一个月工资才五千多，上有六十多岁刚做完一次大手术的母亲，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压力很大。我说你身体这么棒，怕什么，熬一熬就缓过劲来了，我想起自己这些年每个月吃药钱都要花费三千多，也相当于供着一套房子，相当于房奴。我藏身于疾病缠身的肉体里，靠每天煎服中药来延缓肉体这座房子坍塌下来的可能。
去年，年迈的父母四处筹钱给弟弟一家四口盖了一栋新房。今年初，父母打算也给我建一栋房子。打地基时，却被我强行制止了。他们一脸无奈地看着我。那晚，我用央求的语气说：“爸，妈，你们把给我建房子的钱好好存着，将来老了好养老。”我深知自己活不了多久，愈来愈重的病情已经在不断地提示我死神的来临。死神将带我回家。
每个深夜，躺在床上，我一遍又一遍地触摸自己肋骨横突的病躯，想起这些年深夜不时袭来的疼痛，看着手机里储存的病历，一种不祥的预感早已在我心底扎根下来。这不是悲观的表现，而是对自我的清醒认识。我当着父母的面，把这句话说出来时，父母亲的眼眶顿时湿润起来。撕开那层隐藏的面纱，瞬间暴露出事物的真相，在经过短暂的阵痛后，有时反而能让我们得到心灵的舒缓。
死神的脚步愈来愈近，他要带我回家了。我已经买下了两项大病保险和汽车意外险，如果哪一天我离去了，这些保险也总能给我父母的晚年提供一些保障。这样，长眠在地的我会安心许多。
当我做好随时离开的准备时，内心反而变得充盈淡定起来。在病痛中，我依然选择用最好的心态去迎接每一天的朝阳，看着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格子缓缓照亮整个房间，洒落在我的心尖。世界那么美好，虽然带病之躯日益衰弱，但相比终日卧床不能行动的病友，我还可以独自走出故乡，去看看外面世界的精彩和美妙。
茶馆
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的故乡充满人气。夜幕降临时，乡里人聚集在村口邻近马路的那块空地上唠嗑，盛夏时分，那里几乎成了纳凉的首选之处。夜完全黑下来时，乡里人就把聚集的地方换到了茶馆。乡里的女人带着孩子回家看电视，男人则聚集到茶馆里闲聊或者打牌。阴冷的天气里，乡里人都喜欢花上几块钱在茶馆里喝茶，边聊家常边烤火取暧。
茶馆是乡村人气聚集的地方，它是故乡的一个精神符号。在地里忙碌了一天的男人，晚上会到茶馆休憩片刻，抱着一杯茶，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看电视，听聚集在这里的乡里人聊天。隆冬时分，村里的老人喜欢抱着一杯热腾腾的茶水围在茶馆烧得通红的炉火边烤火，安静而又温暖。乡里方圆几里，就数王伯的茶馆最热闹。茶馆相当于一个乡村新闻发布会的现场，乡村大大小小的事情在这里聚集，散布开来。
在岁月的腐蚀下，凋零的茶馆带着一丝腐朽气息，那种活跃的精神气息只能在记忆深处打捞。
王伯性格随和，好说话，人也大方，茶馆生意自然红红火火。茶馆紧邻村里的小学，王伯又在茶馆的大门口开辟出一个小卖部，下了课的学生像是被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纷纷往王伯的小卖部跑，小卖部生意顿时出奇的好。那时缠着爸妈要来的零花钱，几乎都花在了王伯的小卖部里。王伯的儿子建明和我是同班同学，他每天都有吃不完的零食，我像跟屁虫一样步步紧跟在他身后。
读高一时，王伯把老屋拆了，盖起了一栋三层楼高的洋房，成为乡里一栋标志性的建筑，一时传为佳话。建明成绩不好，我们都说他有一个会挣钱的老爸，还读书干吗。
高中毕业后，建明上了省城的一个大专，毕业后留在省城南昌做销售，很快成为销售部经理，一时顺风顺水。而彼时的我们还在异乡的烈日下为一份工作四处颠簸着。
建明成了我们羡慕的对象，我们羡慕命运对他眷顾的同时，也感叹着自己生活的种种不如意。
村里的中心小学在一旁的空地上建起了新的教学楼，十几年前的旧教学楼废弃在一旁，成了危房，绿绿的青苔爬满一地。王伯十几年前盖的那栋新房在村里处处拔地而起的新房里，早已“泯然众人”矣。王伯的小卖部依然开着，生意冷清，偶尔有一两个老人迈着蹒跚的步伐，过来买盐。茶馆里几个年逾七旬的老人在喝茶，人影寥落。一旁的学校巳经实行封闭式管理，上课时，学校的那扇门紧锁着。透过学校校门，能看见学校里面有一个小卖部，学生下课后都往里面涌。教室里传来的响亮的读书声，惊醒了沉睡中的故乡。
二〇一〇年，我因病回到了故乡。家附近的学校放学后，我常抱着一个篮球去宽敞的操场上打球。经常会看见王伯带着孙子来学校里玩耍——那时，建明结婚已经好几年了。学校里静悄悄的，王伯一脸幸福地跟他孙子玩着捉迷藏。空旷的校园里，他孙子清脆的笑声回荡在我耳边。王伯年轻时很少干农活，他看起来依旧那么年轻，头上鲜见白发。
当我再次外出打工一年有余时，中秋节打电话回家，忽然听母亲说王伯快不行了。原来，王伯干农活时不小心被一块玻璃划破了脚，出了很多血。到乡镇诊所包扎，伤口也没有止住，血流不止。紧急送往县医院后，被诊断为急性白血病。县医院招架不住，连夜送往省医院。一星期后，王伯撒手离开人世。
王伯走后，家里只剩王婶一人。建明把她接到南昌，王婶住了一个月，感到十分不习惯。白天，孙子也去附近的幼儿园上学，整个屋子就空荡荡的。一整天，她独自一人待在家里。王婶说，住在那里感觉像坐牢一般，白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还是老家好，没事可以在菜园子里种菜，还能四处串门聊聊家常。王婶回老家了。
二〇一三年初冬，寒风呼啸，患了重感冒的王婶在镇上的诊所连续挂了三天点滴，独自回到家里时已是深夜。谁也不曾料到，王婶回到家里还不到一个小时，心脏病突然发作，昏倒在冰凉的地上。一个星期后，建明往家里打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
他托人去他家看一下，一推开门，却看见她母亲僵硬地躺在地上，双目圆睁着，浑身早已冰凉。连夜赶回家，建明长久地跪在地上，满心愧疚。三年间，父母相继撒手而去，他的头发瞬间白了很多，心底的那股凉意慢慢渗透到骨子里去。
不过几年时间，当初我们羡慕无比的建明，转眼间成了大家同情的对象。命运像过山车一般，一下子从顶端滑到谷底。在他长久沉默的表情里，我窥探到无尽的悲伤。
父母过世后，每年春节，他都坚持回家过年，清扫干净屋子，给父母上一炷香。他静静地坐在屋子里，仿佛又看见父母在他眼前走动的身影。他从这种冥想里缓过神来，回应他的是空荡荡的屋子，风吹到屋内，吹动门板，发出咔咔的响声。
过完年，建明带着妻子儿子又回到了南昌。在温暖如春的客厅里，他却一脸忧郁。他向我倾诉。他说，子欲养而亲不待，而后是长久的沉默。他感觉自己就像钟摆一样，在异乡和故乡之间来回摇摆着，始终停不下来。故乡成了他内心深处永远的痛。虽然有妻儿相伴，他始终感觉自己像孤儿般存活于世。时光让他感到一股恐慌和压迫感，他开始可怜起自己来，仿佛只要轻轻一碰，眼泪就会夺眶而出。
在建明的倾诉里，我清晰地看见我日渐年迈的父母，他们一步步向衰老走去，而我却挣扎在千里之外的异乡。
茶馆还在，门紧闭，布满灰尘。黄昏时分，在春节震耳的鞭炮声里，我从茶馆走过，一只蜘蛛悬挂在窗户的蜘蛛网上，一脸落寞。我在茶馆门口驻足了一会儿，那些儿时鲜活的记忆迅速涌现在脑海里，像是被某种东西激活了一般。
夜完全黑了下来，我再次走进浓浓的黑夜，一股深沉的忧伤忽地把我攫住。
残缺的婚姻
兰姐是我们村数一数二的美女，她个子高挑，皮肤白皙，有着一头长长的秀发，粉嫩的脸蛋上总是红扑扑的。年幼时，每次从睡梦中醒来，窗外的溪流旁就会传来浣洗衣服的声音，棒槌敲打在湿淋淋的衣服上，发出清脆的拍打声。
打开窗，会看见村里年轻的女子都聚集在溪流边洗衣服。晨曦中，她们的倩影倒影在水中，爽朗的笑声回荡在半空。揉着惺忪的睡眼，我看见兰姐夹杂其间。彼时的我还只有五六岁，还未出嫁的兰姐看见我，总会一脸亲昵地把我抱在怀里，然后捏捏我的小脸蛋。
母亲一直都夸兰姐长得标致，她走在大街上，回头率很高。给兰姐提亲的人踩破了门槛。当我们一直以为兰姐会嫁给一个富有的人家时，她却跟村里的木兴走到了一起，这引来了她父母的一致反对。村里人一片哗然，说这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粪上。木兴家跟我家同属村里的一个组，家里穷，他在家里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木兴为人憨厚老实，人看起来也俊，只是略显清瘦。兰姐的母亲说下一句狠话，你要是嫁给他，就不要认我这个娘。兰姐心一横，未婚先孕，嫁给了木兴。她母亲抱着白白胖胖的孙子，心底那股怨愤也顿时消失，满心欢喜。
木兴虽然年轻，但手艺好，是村里排名前三的木匠，颇受人喜欢。他能吃苦，在两个人的苦心经营下，日子也逐渐过得敞亮幸福起来。几年后，兰姐又生下一个女儿，儿女双全，两家人都皆大欢喜。
打工的热潮兴起后，木兴也随着村里人外出打工，年底才能回来。兰姐便独自在家带着两个孩子。
村子街头有一排新房，兰姐家的那栋两层新房就在里面。街头相比其他地方人流多一些，孩子每天放学都要从这里经过。兰姐见门口人多，就在门口设了一个小卖部，卖烟酒和小孩子喜欢吃的零食，一个月下来挣的钱足够一家人的生活费。兰姐头脑灵活，见状又在家里支起几张折叠桌，供村里的老人和妇女打纸牌和麻将，一桌收十块钱茶水费。兰姐一下子就把一个沉寂的家盘活起来，村里人都说她能干。
去兰姐家打牌的以老人妇女居多，也有年轻人往里钻。不少男子冲着兰姐才去她家打牌。暗地里，男人对她议论纷纷。一些话传到兰姐耳里，她脸上一热，直感到头皮发麻，对不正经的男子来打牌就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那些男人见她挂着个脸，都暗地里骂。他们一个个试图放长鱼饵，准备钓上一条鲜美滑嫩的美人鱼。等了良久，却迟迟不见上钩，反而被对方耍得团团转，便失了耐心，愤愤而去。
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有三十五岁了，但兰姐看起来仍然很漂亮，爱打扮的她在时光的精雕细琢之下愈加显露出成熟女人的韵味。村里的一些二流子和中年男子，色迷迷地看着她，像饥饿的狼一般，垂涎三尺，虎视眈眈。晚上，兰姐经常会收到暧昧的陌生短信，她不为所动，直接删除，或者拉人黑名单。也有胆大的人，直接把电话打到座机上，兰姐把话筒放在耳边，却始终不见那边有人说话。兰姐冲着电话筒大骂着，直至对方嘭的一声挂掉。兰姐跟木兴商量后，把座机给卸掉了，一时屋里清净了许多。
二〇〇八年那年夏天，兰姐患了流感，硬撑了几天之后，愈来愈严重，晚上八点的时候头昏脑胀，浑身发烫，不得不跑去镇医院打点滴。开完药，兰姐独自在镇医院三楼的点滴室挂点滴，室内空荡荡的，山风从窗外吹进来，兰姐禁不住打了一个喷嚏。她举起悬挂的药瓶，正欲起身去关窗时，适才给她开药的王医生走了进来。王医生见状，迅速走到窗口，把窗户关了，屋内顿时温暖了很多。王医生正好这周值班，是隔壁油田乡的人，三十出头，白白净净的，戴着一副眼镜，面相斯文。王医生跟兰姐聊了几句就下楼了。
夏季，故乡的夜，窗外蛙声片片，空气里弥漫着泥土气息。整个镇医院人迹寥落，门口值班的保安靠在床头打着酣，偶尔有人进来，便冷不丁从睡梦边缘惊醒过来。兰姐打完点滴已是深夜十二点半，值班的护士已经睡下。血倒流进药管里，兰姐呼喊了几声护士，没有回声，正欲出门，王医生又走上楼来，出现在她眼前，像救命稻草一般。王医生拿来棉签，娴熟地帮她拔了针。兰姐下楼时，夜色已经很深了，屋外伸手不见五指。见兰姐在门口徘徊，王医生问她要不要送她回家。他边说边把墙角的摩托推了出来，说道：“你一个人走回去不安全，我送你回去吧，骑摩托也就十分钟，走路恐怕要二十几分钟。”兰姐犹豫了一下，便坐了上去。一路二人无语，兰姐心底却是十分感激，回到家躺在床上，她心底感到一股莫名的温暖。连续四个晚上打点滴，兰姐终于缓过劲来。四天时间里，兰姐跟王医生渐相熟起来。后来兰姐的儿女身上有个小毛病，她都会带到王医生那里看看，一脸斯文的王医生总是笑脸相迎，对她和孩子嘘寒问暖。
有一段时间，王医生经常去兰姐家打牌。他们就这样慢慢熟络起来，话不多，却用眼神交汇着。兰姐就这样陷了进去。传闻四起，有人说经常看见这个医生深夜进她家的门，次日清晨趁孩子还在熟睡中就早早离开。那天，王医生值班，兰姐假装去看病，在王医生的私人休息室里，他们赤裸裸地纠缠在一起，最后被王医生的老婆堵在门口，两人被抓了个现行。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兰姐顿时成了村里的荡妇。消息一传开来，顿时炸开了锅。沉寂许久的故乡，顿时热闹非凡。村里一直对兰姐垂涎三尺的男人，变态似地打听着故事的每个细节，试图满足内心残存的那丝欲望。
母亲看见她倍感尴尬，扭过脸去不知道说什么。兰姐在情感的深渊里挣扎着，她以为自己付出了一段真挚的感情，一点也没料到一脸斯文的他，竟是一只披着人皮的狼。她丝毫没想到，医生的嘘寒问暖，其实一场蓄谋已久的猎艳，他给她挖了一个坑，看着她一步步跳进去。在异地分居所产生的情感空白里，他乘虚而人。
王医生的风流韵事迅速在村里散播开来。整个乡镇里，稍微有点姿色的留守妇女，几乎都与他有染。他道貌岸然的外表下，竟然藏着这样一颗虚伪的心。他，顿时成了村里的猎艳高手。乡里的男人都骂骂咧咧，说要拿刀去把这个人砍死在地。他们需要一个人来给他们出头，出这口恶气。
木兴充当了这个角色。一个月后，在外打工的木兴毫无征兆地突然坐车回来。他下车后，在医院旁的饭店吃了一碗汤米粉。他走到这个医生的诊疗室内，忽然从背后抽出早已准备好的铁棍，砸在医生的膝盖骨上。面对这突袭，医生顿时瘫倒在地。木兴又抡起铁棍朝医生头上抡去。旁人见状，迅速拉住了他。医生瘸着腿，逃了出去，满脸鲜血。木兴在后面追赶着，怒气冲冲地真想把他打残。
这件事当年在村里成为一个人尽皆知的桃色事件，成为村里人茶余饭后的热点话题，在村里人一遍遍的复述下，开始变味。木兴在持棍的追赶里，发泄着淤积在他内心深处的愤恨和作为男子的尊严。许多男人暗地里人为他鼓掌，仿佛木兴的行为也是为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在村里已经无法待下去——他们一家人时刻活在村里人的指指点点和唾沫之中。像是逃跑一般，暑假，木兴带着兰姐和两个孩子出去打工了。曾经活泼开朗的兰姐变得郁郁寡欢，沉默寡言。
一两年里，已经没有他们的音讯。有人说他们早已离婚，有人说木兴原谅了兰姐，他们已定居在外面。一块巨石砸入水中激荡而起的浪花，最后又重新消失在水中。他们消失在人群里，离故乡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