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
一、在徘徊中前进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早就对“四人帮”极其痛恨，希望尽早结束社会动乱，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然而，让人们感到失望的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却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的观点的出现，说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全党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终于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他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科教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开始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
1977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大会总结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十一大虽然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的工作虽然有所前进，但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局面。
作为毛泽东临终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有功的，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使社会、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但是，他没有能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特别是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晚年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未能解决既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个复杂的问题，因此也就无法承担起拨乱反正、带领全党走向转折的重任。
在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的强烈呼吁下，一批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挣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在不同场合讨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并酝酿撰写文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触及，弄清是非。尽管文章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作正面阐述，实际上却批判了“两个凡是”，因而立即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
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他主张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逐渐被打破。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
真理标准讨论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人们开始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处理拨乱反正中遇到的问题。拨乱反正伴随着思想解放，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思过去的曲折，考虑未来的出路。党内开始酝酿对社会主义的若干体制进行改革。
在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1977年12月，邓小平提出世界战争可以推迟，我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如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中国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思路日益明确。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同志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
当“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刚被冲破时，对我国发展的紧迫性和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着很深感受的邓小平反复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地结束，转入正常工作，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它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结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及时地、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由于一系列的根本性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面展开，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从这次全会揭开序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正式开辟。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光辉标志。
1979年3月，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从此，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构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
三、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现象的出现，党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也是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通过经济调整，从1981年起，主要经济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在调整经济的同时，农村和企业的改革也迈出步伐。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在中央的肯定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迅速推广。1982年，我国农业获得少有的大丰收。农村面貌出现了可喜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试点工作。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经济责任制很快在工业企业中得到推广，就业制度的改革也成效显著。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开始有重大突破。创办经济特区为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1980年，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的艰苦努力下，深圳、珠海这样往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不过4年工夫，就变成了高楼矗立、粗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
改革起步的几年间，新事物接踵涌现。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逐步展开。从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这是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的情况下取得的较高的发展速度。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四、拨乱反正任务胜利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展开。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明确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它推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改选和增选，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严重扰乱的社会关系调整过来，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推动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先后为彭德怀、陶铸、贺龙、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等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平反昭雪。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平反。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约有300多万名干部得到平反。
一批受迫害的民主人士、一大批长期受打击的知识分子也恢复了名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而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昭雪。
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党中央还实事求是地处理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1979年1月，党中央宣布对多年来守法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原定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其本人的成分和家庭出身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不得歧视。这一决定使至少2000万人获得政治上的新生。同年11月，全国有70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成分。到1980年6月，全国共有54万多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党中央还纠正民族、宗教等工作中“左”的错误，落实了党的政策。
根据广大人民的意志，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恢复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在清理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的党委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形成的指导和规范执政党思想、政治、组织建设的重要文献，对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党中央认真汲取以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开始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