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南京屠城
长江滚滚，奔流不息，诉不完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钟山巍巍，挺胸昂首，记录着南京大屠杀的浩劫。日本法西斯对中国军民的一次次血腥大屠杀，惨无人道，灭绝人性，即使在今天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回忆那些往事仍使人感到阴森森，凄惨惨。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分兵三路侵略华北的同时，又在华中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从1937年8月13日发起挑衅，到11月12日攻占上海，日军在淞沪战场投入兵力二十八万人。中国军队先后调集七十多个师，以劣势装备，与优势装备的日军顽强搏杀，坚守上海三个月之久，打破了日本大本营“速战速决”的梦想。中国军人在战场上做出了巨大牺牲，当他们不幸成为俘虏时，命运更加悲惨。
因为日本天皇裕仁的叔父、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早就颁布了“杀尽华军俘虏”的密令，于是便出现了第十六师团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的“砍杀百人大竞赛”，便有了二战史上最大的惨案——南京大屠杀。
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被称作“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中华民国首都，被日军重重包围，危在旦夕。连续多日的轰炸，已经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伤痕累累，尸体纵横。十余万中国军队仓促应战，苦苦抵抗日军的猛烈炮火。南京外围阵地相继失守。12月10日，日军向南京发起总攻击。五百五十年前修筑的城池，成了数十万南京生灵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打开的城墙缺口，记下了这个让中国人难以忘却的时间：1937年12月13日。
中国南京沦陷之日，却成了日本举国欢庆之时。天皇裕仁传令电贺进攻南京的日军总指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战绩卓著，史无前例。”而战争狂人松井石根，这个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参加过日俄战争，担任过驻华武官和台湾日军司令的“中国通”却叫嚣：“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必须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于是，南京陷入了旷古未有的浩劫，六朝古都变成了血海、火海、苦海。日军在石城内外横冲直撞，无恶不作。正如德国大使馆给其外交部的报告中所称：“他们是兽类的集团，是一群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济南“五三惨案”的主凶谷寿夫，此时已是第六师团长，他在南京纵兵烧杀淫掠。松井石根却对他大加奖励，并且命令与第六师团同样残暴的第十六师团为警备部队留驻南京。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攻陷南京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由于方针是大体上不保留俘虏，故决定赶至一隅全部解决之。”在南京期间，只是为了“试刀”，中岛今朝吾就亲手砍杀了两名战俘。上令下行，上行下效，于是日军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
在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人中，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达十九万多人，被屠杀的中国官兵就达九万多人。那么，日军是怎样屠杀中国战俘的呢？让我们看看来自第三国和来自日本本国的证言吧。
约翰·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他和二十几名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建立了国际安全区，救助了数万中国难民。拉贝被推举为“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他天真地以为日本军队会善待战俘。12月13日，一部分接近国际安全区的中国军人经他劝说放下武器，结果被日军捆绑着强行拖走枪毙。听到机关枪的射击声，拉贝和国际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惊呆了。
日军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的上等兵东史郎，当时曾到国际安全区抓过俘虏，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12月14日，我们从国际难民区抓到五百人，把他们带到玄武湖边通通杀死。12月16日，又接到上级命令收容两万名中国战俘。因此，我们到了马群镇，虽然上级说有两万，但我们去看了，大约有七千三百人。听说要把这七千三百多俘虏“处理”掉，当时我想，七千多人，这是庞大的数字，应该不会全部被杀吧。后来这七千多人，按照五百人一组、四百人一组，全部杀死了。
由于东史郎说了真话，结果被日本右翼告上日本法庭，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接连打了数年官司，最后东史郎以败诉告终。但是，东史郎坚持捍卫公理和正义，至死都未向谎言和邪恶妥协退让。
日本民间纪念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全国联络会代表、铭心会南京友好访华团团长松冈环女士，从1987年开始，每年8月15日，都到南京举办南京大屠杀牺牲者追悼会，到现在已进行了二十多次。每年12月13日前后，又从南京邀请幸存者、研究者到日本，组织举办日本全国性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为了搞清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她冒着日本右翼暗杀的威胁，用四年多时间，走访了二百五十名日本老兵，留下了一百五十多份证言磁带，编著了一本名叫《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的口述史。这里让我们看看书中记载的日本老兵的揭发，看看日本残害中国战俘的具体情景吧。
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三联队第二机枪中队老兵古川康三说：
进入南京两三天后，我们接到了“使役”即收拾中国败兵的任务。我们扛着枪去了下关扬子江尽头的货车场，那儿货车排了一大排，货车里挤满了中国士兵。虽然是冬天，他们还是热得喘不过来气。我们打开车门，让他们上了扬子江上的木筏子，一筏子能上二三十人。他们一上筏子，我们的机枪就向他们扫射，中国兵被击中，随木筏翻到江中，顺流而下，一筏接着一筏。这样的“使役”我们做了两三次，一次射死多少人，无法计算。
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一机枪中队佐藤睦郎说：
南京攻陷后，我们马上转向下关，那里有从镇江逃来的中国士兵数千人，聚集在岸边。我们对着他们，不管他是谁，只管用九二式重机枪连续射击，机枪中队每小队两挺，一个中队八挺。我们接到小队长的射击命令，“只要是中国人都杀”，这个命令大概是师团发出的，于是我们调正好射击角度，拼命扣扳机，人墙接连倒了下去。第二天我们又到下关，为了处置抓来的俘虏，把他们集中在扬子江岸，又是用机枪扫射。后来听说松井司令官要来，大概是有不能这样杀人的规定，大量的尸体不得不藏起来。有的埋了，有的烧了。在南京城内的一个仓库区，有大量的中国兵，把他们塞进仓库，说是要杀中国人，子弹已经不够了，就在仓库周围堆上容易燃烧的东西点火，把中国兵活活烧死。
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田中次郎说：
12月14日，第一小队俘虏了两百名中国败兵，请示大岛副官怎么处置，回答说“不管是两百，还是五百，找个合适的地方带去杀了。”于是各小队把俘虏集中起来，先关进仓库，然后把他们带到扬子江边，大约一万两千人，让他们面对扬子江坐在没膝的泥土中。一声令下，躲在壕沟中的重机枪一齐劈头盖脸扫射过去，对方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带血带烟的肉片棉衣飞向空中。跳入江中的数十人，被码头上的轻机枪用侧射全部击毙，浊水被血染成了红色。
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德田一太郎说：
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我们进入太平门担任警备搜捕，记得分队长传达说：“把男人都杀了。”太平门一带战俘很多，两天就抓了三四千人。工兵在太平门外右侧打了桩，然后围起铁丝网，把那些支那人围在里面，底下埋着地雷。等人集中后，一拉导火线，轰地一下，地雷引爆了，尸体堆成山。据说是因为用步枪打不及，所以铺设了地雷。接着，我们登上城墙，往下边浇上汽油，点上火把尸体给烧了。
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一大队冈崎茂说：
在南京作战时，最先攻陷的是和平门，而最先进那座和平门的是我们！一千名左右的支那兵还不知道，扛着军旗排成四排从城门外进来。我们抓住了他们，把他们用卡车运到下关，开炮打死了他们。
日军第三舰队第二十四驱逐舰队的三上翔说：
我去南京时属第三舰队第十一战（船）队第二十四驱逐舰队。17日的入城仪式结束后，我们回到了船上警务，目睹了每天从早到晚不断用卡车运来的、分不出是俘虏还是老百姓的人，将他们从中山码头赶下江，然后用机枪将他们击毙。偶尔到了晚上，从对岸传来呻吟般的叫喊声，火焰摇晃着，“嗖”地横向蔓延。仔细一看，是人们被烧死的情景。
……
松冈环女士征集的证言有几百个，愿意作证的日本老兵也很多，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仅就这几位的证言，足以看出日军违反“海牙公约”惨杀战俘的罪恶及细节。
也许有人会问，日本老兵都站出来作证了，中国老兵怎么不站出来说话？中国老兵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能说话了。在南京保卫战的十多万官兵，除突围撤离的，九万多人都遭到屠杀，他们已无法揭露控诉，无法报仇申冤了。但日军并没能斩尽杀绝，还是有个别战俘死里逃生，熬过了这一劫。例如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的伍长德和现在仍然健在的国民党八十八师老兵张士荣等，他们都用事实揭露了日军屠杀战俘的罪行。
伍长德原是南京市的警察，南京保卫战中不幸被俘。12月15日，日军开来几辆卡车把他们两千多军警俘虏押到汉中门外，每批一两百人，用绳子圈起来，带到护城河边枪杀。枪声响过，战俘们纷纷倒下，伍长德被压在一位难友身体下面。日军担心有人没死，又挨着个检查，刺杀尚未断气的活人。刺刀穿透他背上的难友，又扎到伍长德身上。接着日军放火烧尸，伍长德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就趁着天黑，冒险忍痛跳进秦淮河，好不容易逃回了难民区，背上一直留着一条五寸长的伤痕。
河北邯郸的张士荣老人，当时是国民党军八十八师的战士，他所在的部队被缴械后，他与两千名中国战俘被日军押到下关江边。日军说让原地休息，逼他们坐在江滩的淤泥里。就在这时，日本人的机枪响了，江滩上惨叫不绝，血肉横飞，他感到身上一阵火辣辣的疼，便昏死过去。深夜里他苏醒过来，爬到堤下，被一位大妈救起，过江逃往苏北。在逃亡中，他目睹了日军大屠杀的惨景。可以说，当时的南京城就是一个大集中营，就是一个大屠杀场。
2 浦口战俘集中营
随着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战线拉长，日军在前方作战和后方急需劳动力，便改变大批屠杀战俘的政策，并在长江两岸重要港口和江南各战略要地建起了一批大小不等的战俘劳工集中营。沿长江入海口逆流而上，从上海到南京，从浦口、裕溪口、大冶、武汉到宜昌，在两千多公里的长江沿线，到处都可看到日军劫掠中国战略物资的运输船队，到处都可看到战俘劳工的疲惫身影。
今天，当人们参观全国内河最大煤港——浦口新炭场煤港时，谁能想到在几十年前，这里竟是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资源的港口码头；而码头毗邻处，即是日本设立的浦口战俘集中营。
日军占领南京后，很快确定了扶植中国傀儡政权、加强侵略与掠夺的方针。南京港因其战略地位重要而受到侵略者的严密控制。他们把南京港划为禁区，称为碇泊场，实行军事管制。日军在碇泊场内设有衣粮场、兵站等军事机构，负责转运武器弹药、部队给养、军用煤炭、油料等。为了掠夺中国的煤炭和铁矿石，1940年，日本三井矿山公司和华北煤矿公司在浦口九□洲（今天的新炭场）修筑了三井煤场和华北煤场，共有码头三座，通称三井码头，年吞吐能力187万吨。枣庄、淮南等地的煤炭，由津浦铁路运到浦口，再装海船运往日本。日本侵略者在三井码头共掠走多少中国煤炭已无记录可查，但当时这里每天的装船量都在三千吨左右，另外每月还有一艘海轮抵达日铁码头，每次装载量为三千到八千吨不等，把马鞍山的铁矿石运往日本。而这每天数千吨的装卸，多数都是由浦口战俘营的战俘劳工完成的。
浦口战俘集中营共分两处，一个在今浦口新华街、合作街一带；一个在今棉麻仓库一带，占地面积约三四千亩。集中营三面环水，一面为日军严加防守的进出口；周围架设有三道两米高的铁丝网，中间一道是电网。集中营内建有一座碉堡，并驻有一个日军看守小队和一个炮兵连，与浦口的日本宪兵队联合看押战俘。
从1941年开始，日军先后分六批从太原、北平、上海、武汉等地押送来五千多名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和国民党抗日将士，也有少数被抓的普通群众。从太原战俘营押来的俘虏多为中条山战役俘虏的中国士兵，押送途中，他们目睹了日军灭绝人性的疯狂屠杀。王世贵和李志武老人回忆说，他们被俘后，在太行山一个兵站医院，亲眼看见日军一天刺死上千人。
战俘们陆续到了浦口集中营后，日军将他们编成九个中队，包括一个全都是十几岁小孩组成的中队。每个中队分成八个小队，每个小队有七十人左右。每天清早，他们被日军驱赶到新炭场码头，将中国的煤炭和铁矿石装上船，运往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