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士兵从小受到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人人都认为在战场上投降是最大的耻辱。在日军发给士兵的手册上这样写道：必须牢记，被俘一有辱“皇军”，二连累家族，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所以，在日本士兵看来，投降的盟军战俘不应该受到优待，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军人的荣誉。于是，战俘们的灾难开始了。许多日本兵从路的另一侧走过来，窜到美菲俘虏的队伍中间，把他们的饭盒拿下来，把里面的水倒掉，用枪托把饭盒砸扁，再还给他们；还把他们的帽盔抢走，弄坏后扔掉。
“死亡行军”漫长的第一天终于结束了。晚上九点，艾伦他们被搁置在一个小镇边上的仓库里，日军硬把他们往里面塞，直到塞得人连站都站不下了。整整一夜，艾伦和战友们都在饥饿中站立着。第二天，天刚刚亮，战俘们又上路了。一切又和第一天一样。
1942年4月11日，也就是巴丹行军开始后的第二天，对于正在行进中的菲律宾九十一师的战俘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菲律宾少校皮德鲁·菲里克斯后来回忆，1942年4月11日晚上，战俘们的胳膊和脖子被日军用铁丝一个连着一个捆绑起来，背对着日本人。一个日本翻译用菲律宾土著语言对他们说：“如果能早一点投降，你们就不会遇到眼前的悲剧。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许多士兵在同你们打仗时死了，在处死你们之前，谁有什么要求那就讲吧。”菲里克斯少校要求日本人用机关枪来处决他们，或者至少让他们面对日本人而死。但是这些要求都被日本人拒绝了，日本军官开始用战刀砍他们的头。
被砍者凄厉的喊叫声，夹杂着战俘恐惧的呻吟声，在菲律宾寂静的丛林里一直持续了八个小时。四百名战俘只有三个人幸存，菲里克斯少校是幸存者之一。九死一生的菲里克斯夜里挣脱身上的绑绳，同另外两名严重受伤的菲律宾战俘爬出了丛林，在被菲律宾游击队解救后，人们才知道了这场血腥屠杀的真相。
屠杀并不仅仅发生在菲律宾战俘身上，如果有人走不动或是倒下了，日军就会枪毙他们或打死他们。沿着行军的道路，就能看到被枪杀的战俘躺在路上，日军懒得把他们清理走，就把他们遗弃在路上，日本部队的汽车就在他们的身上驶过。被杀死的战俘像一只死去的狗，又像是随处乱扔的垃圾，在路上扔了两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美国陆军航空兵中士、一等飞机机械师罗伯特·罗森道尔，因为熟悉汽车驾驶和修理技术，帮助一个日本军官排除了抛锚汽车的故障，被日军军官要求开车返回巴丹，处理战死日军士兵的尸体，而避免了死亡行军的威胁，但他却目睹了死亡行军中成百上千具遗弃在路边的战俘尸体。
战俘队伍缓慢地向北行进，炎热、饥渴和暴行始终伴随着他们。在前往奥德内尔战俘营短短一百零六公里的路途上，谁也无法预料自己每迈出一步将会面临什么。
艾伦和朋友们沿着公路继续前行，刚走了不到两英里，又一件事件发生了。当太阳光照射得最毒辣的时候，日军把战俘赶进一个铁丝网围成的空地，直接用烈日烘烤，一点遮拦也没有，就在那里接受“暴晒”。
“暴晒”是日军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几乎每个战俘都受到过这种刑罚。此时菲律宾中午的温度接近四十度，战俘们被迫站在热带的日光下，不许戴帽子，不许穿衣服，头上不许遮盖任何东西。高温使得人们体内的水分迅速蒸发，这对于缺水已久的战俘们来说，无疑加速了走向死亡的步伐，许多患有疾病的战俘倒在地上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阳光中强烈的紫外线灼伤他们的皮肤，令很多战俘患上了皮肤癌，战后，他们还要忍受“暴晒”带给他们的摧残和煎熬。
奥德内尔战俘营原来是菲律宾陆军建造的一座兵营，还没建完就因战争爆发停工。营房外设有高高的铁丝网，日本人还在周围建起了岗亭，里面的机关枪“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浑身污秽的战俘。搭乘日本汽车的罗森道尔提前来到这里后，终于吃到了一些“美味”，也正是这些“美味”保住了他那糟糕的身体，也救了他的命。罗森道尔说，我在那儿待了三天，食物就是甜薯——就是一种圆薯，还有甜薯藤，他们用甜薯藤做汤，能吃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徒步的艾伦虽然晚到，但还要亲手为自己的战友挖掘坟墓。当然这十分悲伤，可又必须去干。他们上午出去挖坟坑，挖到工具能够够到的深度，然后回去，下午再拉上死亡的难友尸体去。日本兵不允许摆放尸体，只是把尸体丢进坑里草草埋上，也不允许举行任何仪式，情景很悲惨。有的战俘在心里认为，或者上帝告诉他们，这是最好的出路，前面还有痛苦，放弃比奋争、比生存更加容易。
他们终于来到菲律宾马尼拉港的七号码头。1941年，艾伦和战友就是在这个码头登上了菲律宾的土地的，然而事隔一年，他们又一次来到这个码头时，却是作为日军的战俘而被押上了日本人的轮船。他们庆幸自己熬过了死亡行军，但却不知道又坐上了地狱之船。
艾伦和罗森道尔这批战俘，有的说有一千八百人，有的说有一千五百人，被押上了日本轮船“鸟取丸”号。1942年10月6日，“鸟取丸”载着盟军战俘驶离马尼拉港，开始踏上一个未知的旅程。在船的甲板上，有同样数量的被换防下来的日军士兵负责看守甲板下的盟军战俘。
这是一艘破旧的苏格兰式蒸汽运输船。一千五百人挤在黑暗闷热的船舱里，日本人不许他们到甲板上去，厕所就是五加仑的油桶，一共有两个，分别放置在两个拐角处。船舱里竖着的木头柱子上横搭着木板，像架子一样，他们就住在里面，一个个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
污浊的空气、炎热的天气，以及兼有饮水和排泄功能的马桶，这些都使疾病很快就在船舱里流行起来。罗森道尔的痢疾十分严重，很快就倒下了。艾伦上船的第一天，就染上了疟疾，一会儿冷得打寒战，一会热得发高烧。艾伦去找美国医生，医生给了他一瓶奎宁，尽管很难吃，他还是坚持吃下去，寒战和发热才算消失了。
最恐怖的事情是船上依然没有食物。饥饿再次笼罩在每个战俘的头上。足足等待了九天之后，战俘们终于等来了第一顿救命的食物。食物是通过那些五加仑的油桶拴上绳子传递下来的，直接分发到手里，没有工具，没有器皿。日军给他们吃压缩饼干，虽然有营养，但是咬在嘴里特别硬。食物分发得十分混乱，有的人得到一点点，有的人得到很多，有的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管理，没有组织，简直就是冷酷无情。凭着舱内日渐寒冷的气温，战俘们感到“鸟取丸”号在向北行驶。在没有光线的船舱里，也分不清白天与黑夜，渐渐地，海上的风浪大了起来。突然有一天，“鸟取丸”号船身发生了剧烈的震动，船后部发生了剧烈的碰撞，有几个日本兵被撞死了。原来“鸟取丸”号遭到了美国潜艇的攻击。因为日本没有按照国际惯例，在船上悬挂押运战俘的红十字旗帜标记，致使美国潜艇将其误认为日本军舰而实施鱼雷攻击。美国人从远处发射的鱼雷是朝船的两侧发射，多亏船上的水手经验丰富，及时掉转了船头，鱼雷从船旁呼啸而过。
“鸟取丸”已经是够幸运的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运送盟军战俘的五十八艘轮船中，有六艘在离开马尼拉后被盟军舰艇击沉，数以千计的战俘因此死于非命，其中仅死亡的美军战俘就多达五千余人。
从菲律宾第二大港宿务市乘坐日本“鸭绿丸”的美国战俘威廉姆·迈钠上尉就在船上经历了九死一生。“鸭绿丸”是一艘邮轮，战时被强行征用。同船的日本军人和平民都在上层的客舱和甲板上，而一千六百一十九名盟军战俘却被关在用来放货物的底舱，而且锁上了舱盖。舱内拥挤不堪，只能一半人坐着，一半人站着。1944年12月13日下午，邮船从菲律宾起航，一个小时后，因舱内闷热和空气稀少，一些战俘开始昏厥。船上不提供饮用水，战俘随身携带的一点水很快喝光了，战俘们因干渴而急疯了，吼叫着、撕打着，舱内一片漆黑，一团混乱，第一天就死了约二十人。更为惨烈的是轮船接连遭到盟军飞机轰炸。第三天，一枚炸弹投进战俘所在的底层爆炸，两百多名战俘当场被炸死。其他战俘争抢着往舱门外爬，守舱门的日本兵就开枪射击，还把手榴弹扔进船舱。即便这样，一些战俘还是冲出舱门，跳到海里。日本兵又开枪追射。“鸭绿丸”打坏了，他们被转移到“江尻丸”上。而“江尻丸”又被盟军飞机炸坏，他们又被转移到“伯刺西尔丸”。等1945年1月29日到达日本时，原“鸭绿丸”上的一千六百一十九名战俘仅活下四百九十人。威廉姆·迈钠和他的难友也被转移到奉天战俘营。
“鸟取丸”号侥幸的逃脱并没有阻挡船上的死亡，由于日本不再提供足够的药品，越来越多的战俘在不断死去。美国战俘詹姆斯·布朗在他的日记中写道：“10月21日，我的两个同伴死了。10月27日，到了高雄港，又有一个人死了。11月3日，又死了三个人。11月6日，又一个同伴死了。11月7日，又死了一个人。”船上死了很多人，难以说出准确的数字，尸体抛在大海里，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鸟取丸”像一座巨大的“地狱之船”，缓缓地行驶在茫茫的海面上，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每天一顿的压缩饼干除了可以维持生命，战俘们还靠它来计算日期。而此时，船内的温度更加寒冷，战俘们每天都能听到甲板上日本士兵清除冰雪的声响。这时，战俘们已经彻底绝望了，因为他们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的夏装，这样下去，即便不病死，也会被活活冻死。然而，就在“鸟取丸”行驶到第三十三天的时候，船终于停住了。
1942年的11月8日，“鸟取丸”抵达了朝鲜釜山港。日军让他们把衣服全部脱下来，从船上走下陆地，用杀虫剂喷到他们身上，清除虱子。艾伦说，没过多大一会儿，日本人扔来了成捆成捆的东西，打开一看，有皮大衣、皮帽子、皮靴、棉衣和内衣，全都是新的。他们还以为战争结束了。
战俘们又一次被日军押上了火车，但与菲律宾所乘坐闷罐车不同，他们坐上一列带有座位的客车，车上甚至还有暖气，他们每人都吃到了盒饭。他们乘坐的火车终点站就是伪满洲国的奉天，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沈阳。
旅途快要结束了，盟军战俘即将结束他们的转移行程，不！应该说是强掳的行程。尽管有的被强掳到台湾，有的被强掳到朝鲜，有的被强掳到伪满，但对所有战俘来说，都是一场刻骨铭心的灾难。在巴丹“死亡行军”中，七万五千名盟军战俘，大约有二万一千人死于行军途中和奥德内尔战俘营。在日军轮船转运东南亚盟军战俘的过程中，又有二万八千名战俘死于“地狱之船”，死亡接近三分之二。1946年，日军侵菲总指挥本间雅晴因为制造了巴丹“死亡行军”，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4 陈旧破败的北大营
1942年11月11日，奉天城以漫天大雪接待了这批特殊的客人。巧合的是，这一天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二十四周年。战俘们来到一个陈旧的兵营，这里原是中国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也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首先进攻占领的地方（即现在沈阳市第七粮库所在地）。日军侵入中国东北以后，这里就成了用来关押战俘的集中营。营区里有十多座营房，可供二千多名战俘居住。战俘营没有高墙，四周用铁丝网围成，营区内每隔不远就有一个岗楼。
艾伦和罗森道尔随着队伍进入了战俘营，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的盟军战俘，他们是来自东南亚其他战场的俘虏，共有一千五百多名。战俘们排成队，站在那里等着日本军官讲话，而日本军官却故意拖延时间，让战俘在雪地里冻了两个小时。
给战俘讲话的是日本奉天战俘营的司令松山大佐，他对战俘们作了以下的宣告：“我要求你们严格遵守战俘营里的规定，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和指示，要向所有的日本士兵鞠躬敬礼！”
战俘们每人领了个号码牌，走进了营房。营房是木板钉成的房子，虽然有一定的保温作用，但对于1942年冬天零下四十度的气温来说，薄薄的甚至还带有很多空隙的木板墙壁是无法阻挡住严寒的。开始房间内没有生火，等到12月21日才开始供暖，每个屋子得到了一箱子煤，大概有二十五到三十磅重，整个屋子就给这么一点煤，根本不够取暖用，要靠身体的热量来保证屋子里不上冻。对于这些刚刚从炎热的菲律宾战场上转来的盟军战俘，奉天的严寒是每个人的生命所要面临的严峻考验！如果能够摄取足够的热量，这里的寒冷还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战俘们都在想，也许日本人会给他们提供足够的食物。很快，他们期盼的第一顿“大餐”上来了。
有人拿进来一个大桶，里面盛满了汤。当看到清汤里的东西时，他们绝望了。汤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些玉米、水和白菜，非常稀薄。奉天战俘营的第一个夜晚，战俘们是在寒冷的营房里饥肠辘辘地度过的。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美国战俘司号员吹起床号，日本人开始点名。战俘们必须要学会用日语从左到右喊出自己的战俘编号。罗森道尔说，日本人点名，每个人都要报出自己的号码，而且必须说对，不然的话日本人会用枪、战刀或手头有的东西把你打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