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阴霾，淅淅沥沥的雨滴，疲惫地打着屋檐下那叶枯萎的芭蕉。
雅安，有着雨城之称，民间素有“天漏”的说法，它是四川降雨最多的区域。从天全县锻炼回到雅安后不久，好长时间以来，周开达的心情就像那窗外连绵的阴雨，潮湿糟糕到了极点。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各地的浮夸风也越刮越烈。1958年5月8日《人民日报》载，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的第一颗“卫星”，是在5亩试验田里，亩产收获小麦2105斤！紧接着放的第二颗“卫星”是在2.9亩试验田中，小麦亩产达到3530斤！随后，各地都纷纷放出一颗比一颗更大的“卫星”来。当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产达到4353斤；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
更有甚者，据报载：河北省徐水县的“共产主义公社”，因为给红薯（川人称之为红苕）灌了狗肉汤，亩产可达128万斤，1棵白菜可长到500斤、1亩皮棉达到9000斤！这些喜报，给了我们的领导人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我国生产的粮食吃不完了，连堆也没有地方堆了——这就为后来连续的“三年自然灾害”埋下了祸根。
周开达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学的是农业搞的也是农业科学研究，他是个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实干家，他知道，这些报道明显脱离了实际背离了科学，是在哄瞒上级——但，他只能将这些天方夜谭似的奇闻看在眼里，除了保持沉默外，他还能在口头上表示一丝怀疑么！要知道，这时“反右”运动刚刚结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招来横祸呀！
还有，在离开江津的这些日子里，家乡不断传来的消息，更是让他越来越感到焦灼不安，但更是无可奈何。
他的二哥开禄来信说，家乡也和全国一样，在“大跃进”运动中，为了“超英赶美”，同样也在“大办钢铁”。那里无数的青壮男女也同天全县的农民一样，扔下锄头镰刀，打着火把燃起火堆，来到山上打洞刨坑挖铁矿，再用泥砖修起无数个“小高炉”，砍了满山遍野的树木炼钢铁。一只大风箱，几根吹火筒，这些人不分昼夜烟熏火燎地烧铁矿。当然后来的结局，也像天全县的情形那样，所有“炼钢”的人群依然是一哄而散！几个月的折腾，许多地方的树木被砍光，植被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留在山坡上的，只有几坨咬不烂啃不动的狗屎铁，在荒草丛中日晒雨淋，做着辛酸苦涩的“赶超”梦。
神圣的科学殿堂，实在容不得半点虚伪的亵渎。
二哥来信还说，也就是这个时候，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家乡先是办起了初级社，然后又办起了高级社，紧接着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公社成立后，全体村民土地归公，所有牲口和农具也集中到了生产队。每天天不亮，上班的钟声一响，几百号人大呼隆地集体上工；到天色晚了，这才收工回来。
与此同时，为了消灭私有制，公社还规定，村民家中严禁个人开伙，连菜刀铁锅也收归集体所有，由生产队办起了公共食堂。到了吃饭时间，大人小孩就欢天喜地拿个大碗到食堂去开饭。
刚开始，人民公社提出的口号是：“敞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还不错，食堂里大锅的菜，大甄的饭，真是让社员们敞开肚皮吃，吃得大人小孩眉开眼笑。然好景不长，大概过了不到两个月，农村的壮汉大嫂们被抽到到外面“大办钢铁”去了，队里就留下一些老弱病残者，田里的庄稼无人种，地里的粮食无人收，就连埋在坡上的红苕也无人挖出来。
由于坐吃山空，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到了第二年，在极度缺粮僧多粥少的境况下，队里要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转就日益艰难了。刚开始，公社领导还提出了“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粮食不够瓜菜代”的吃粮方针。可到后来，这个方针也行不通了，无论忙时闲时，吃干吃稀都不可能，社员们连吃瓜菜活命也困难了。饥饿到了极点的村民们，不管是树皮草根还是泥土，只要能填肚皮的东西都往嘴里塞。
周开达的母亲在1957年因病去世了。他的父亲年纪也大了，且体弱多病，早已不能上坡去挣工分了。老人家也同全村的人一样，每天都在饥饿中艰难度日，从早到晚就眼巴巴地等着食堂“开饭”。就这样，他老人家一直熬到了1960年——可让周开达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年春天，67岁的老父亲竟在遭受村人的屈辱后，活活给气死饿死了！
事情的缘由是：就在这年青黄不接时，饿得饥肠辘辘的老父亲，一天正坐在院坝晒太阳，突然他看见邻人的一只鸡不知从哪里刨出一只红苕来，正在院坝里啄食。饿急了的老父亲没往深处想，起身就从鸡喙下捡起那只红苕来，在柴火灰里烤熟后，填喂了自己空瘪的肚皮——岂不知，他的这一举动，被人看见后报告了生产队干部，说他偷吃了生产队的红苕种！
这还了得！在那个饥荒的年代里荒唐的事情总是层出不穷。要是换了别人，恐怕就为这样一个红苕种，就会被扣上一顶破坏农业生产的帽子，就会立即叫来几个民兵，一根箩索给捆到公社去斗争！好在周开达父亲年纪太大，好歹也算是个读书人，生产队干部对他还格外开恩，没有捆他打他斗争他，只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他训斥一顿后，叫公共食堂扣掉他的口粮，两天不给他饭吃！
真是黄泥滚裤裆，不是屎也是屎。老人有口无法辩，有冤无处伸！他一辈子教书育人，好歹也算一个读书人，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名声，最看不起的就是那种鸡鸣狗盗之人，且他一辈子处处地方受人尊重，是那种宁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的人，哪里受过如此天大的侮辱！生产队干部走后，在此后几天时间里，他躺在床上一言不发不吃不喝，只是将两只浑浊的眼珠死死地盯住昏暗的屋顶。儿孙们从食堂打回一点东西来，省下半碗稀羹或半个红苕给他，他连看也不看一眼，更不用说张一下嘴了。
“你好歹也要吃一点东西呀，我们大家都省一口，熬过这两天就好了。”儿孙们不断地劝慰他哀求他。
“我自己惹的事自己负责，这不关你们的事。”老人眼睛还是死死地盯住屋顶，半天不说一句话。到最后，他只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我，清清白白活了一辈子，最咽不下去的就是说我‘偷’这个字！”
无论儿孙们如何劝慰他甚至跪地哀求他，老人从那天起，就是不肯进一口食，不肯喝一口水。就这样拖了三四天，拖到第四天凌晨，老人带着冤屈含着哀怨离世了。老人离世时，早已形销骨立瘦骨嶙峋不忍目睹了……
父亲离世的原因和离世的消息，刚开始几个哥哥并未告诉周开达。一来想到他这时临近大学毕业，学习紧张，怕他过分伤心，影响学业；二来那时除了通讯落后，且交通非常不便，从雅安到江津路途遥远，他三两天不一定赶得回去；三来哥哥们也知道，那时全国都处在饥荒之中，周开达即使回来，生产队里也没有他那份口粮呀！再说周开达那时也是自身难保，自上学以后，他体谅国家困难，主动放弃了他应该享受的干部带薪学习工资，只拿学校一般学生的助学金，经济上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抔黄土，掩埋了这个倔犟的老人；坟头上萋萋摇曳的荒草，在那荒谬的年代里，仿佛在久久地述说着这个老人心中的冤屈和不平。
当后来周开达知道父亲死亡的原因和离世的消息后，作为家里最小的最受父亲疼爱的儿子，自己年迈的父亲竟然会为一只红苕而遭受如此屈辱，并因此含恨死去，他心中的悲凉和伤痛，那是可想而知的。他后来回到家乡，一个人来到父亲坟前，只是默默地跪在那里，没有哭泣也没有哀嚎，他只是望着坟头上那早已枯萎的荒草，无声无息长久地流着眼泪——没有人知道，他向冥冥之中的父亲诉说了些什么，交流了些什么。
“科学是对狂热和狂言最有效的解毒剂。”在以后的岁月里，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人，为什么会几十年如一日拼死累活、淡泊名利、默默无闻、忍辱负重地从事他的水稻研究，其实都不言自明了——那就是，为了更多像他父亲那样的父老乡亲，不再遭受他父亲那样的屈辱，不再遭受他父亲那样残酷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