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决议。”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
“（一）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
“（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
“（三）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
“（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联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的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目前的政治斗争，自然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并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宣传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必要。”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报告决议案摘录：
“本团应努力协助中国共产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革命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大会提出本团尤须注意强烈的国民运动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的行动（如示威及政治罢工等）。”“本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之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之种种指挥。本团团员在国民党中（1）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2）本团应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
“我们的同志，在参与国民党每种组织每种工作时，应于该（项）组织与〔或〕工作详细讨论办法，以为我们一致努力的根据；以免临时慌张分歧，不能收良好之效果。教育本党同志在国民党进行组织及工作的事，如关于开会报告议事，表决分配工作，考核成绩，进行党员教育，向外活动方法等之教育事项，应由区及地方委员会负其责任。”
“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以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此因（一）可减省人力财力。（二）可使国民党易于发展。（三）可使各种努力的声势与功效比较扩大，而且集中。但对于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
这几个文件，即使是今天重读，也毫无理由否认它们是有利于国共两党合作，有利于国民革命，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第一，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要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接受本党的领导，并须努力从工人阶级和国民党左派中，吸收有工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加入本党，建立强大的共产党的群众基础，以适应国民革命的需要。中共中央指示自己的党员在国民党工作中要注意达到良好的效果。有些工作，用国民党名义去做而能收到良好效果，就用国民党名义去做；有些工作，虽有利于国民革命，但国民党不愿以其名义进行活动的，则共产党以独立活动进行。总之，一切以对国民革命有利，而又不影响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为准则。
第二，鉴于国民党在以往奋斗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与反动势力进行妥协的事实（即使在当时，孙中山仍谋求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合作，组织孙、张、段三角联盟，以对付直系曹锟、吴佩孚），有过革命不彻底的倾向，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政治上保持不与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妥协的坚定立场，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完成国民革命。与此同时，吸收那些既赞成国民革命，又信仰共产主义的分子加入共产党，这只能促进国民革命，而无任何害处。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实质上，这些文件都不能成为右派弹劾书指控中国共产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在国民党中组织中共“党团”活动的证据。邓泽如等人以这些堂堂正正的文件，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可谓阴狠极矣”等等罪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新青年》、《向导》和《民国日报·觉悟》所刊载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乃是两党合作过程中正常的互相批评和监督，绝对没有右派所攻击的“党团行于内，言论发于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恰恰相反，如果两党之间只有一味的无原则的奉承恭维，而没有为了实现国民革命这一共同目的所进行的必要的批评监督，那么，这种合作是不会巩固，也不会持久的。
右派弹劾共产党案一出，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力纠集成伙，纷纷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言词恶毒，气焰嚣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部秘书、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桢为首的右派二十人，上书孙中山，说：“中央执行委员中，颇多共产党员及倾向该党之人，以之解决此案，万无正当办法，望我总理念本党数十年缔造之艰难，不容少数人破坏于一旦，毅然主持。”上海的喻育之等八十多名右派致电孙中山，要求“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严重制裁。”在此期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右派分子，相继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护党周刊》。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北京《民生周报》等，也出现了“清党”的叫嚣。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924年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十件议案中，竟有四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
面对右派的猖狂的反共分裂活动，忠诚于国共合作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不能不奋起反击。6月25日，国民党顾问、教练员鲍罗廷应谢持、张继的请求，在东山寓所与他们谈话。张、谢在谈话中哓哓不休，竟以分裂相威胁，被鲍罗廷据理严词驳回。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弹劾案，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必须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党内某些成员对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生怀疑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
这时，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病重。她患的是肺病，她的母亲和姐姐是患肺病死的，瞿秋白也患有肺病，不知是谁把这个当时还是不治之症的疾病传染给了她，而婚后的生活又加速了这病的发展。最初医生误诊为怀孕的反映，待到确诊为肺病时已非药物所能救治了。瞿秋白每天回到家中，就在妻子卧病的床边，一面写作，一面照料她。他知道妻子的病的恶化，而这病说不定就是自己传染给她的，更增加了他的痛苦。他给已离开上海到湖南省亲的丁玲的信中说：“我好象预感到什么不幸。”7月间，王剑虹病危，不久就死去了。这时，她只有二十一岁。瞿秋白悲痛万分，他把爱妻生前的照片，就是定情之夕由丁玲从墙上取下送给他的那一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用白绸巾好好包起。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他平时称爱妻为“梦可”——“我的心”；他的心现在死去了，他难过，怨对不起他的心……但是，这时广州的严峻的斗争在等待着他。所以，丧事办完，把爱妻的棺木送往四川会馆，他便束装就道，匆匆赶到了广州。
1924年8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和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鲍罗廷出席会议，就解决党内纠纷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19、20、21日连续三天讨论弹劾案问题。到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邹鲁、覃振、王法勤、柏文蔚、谭延闿、沈定一、于树德、丁惟汾、恩克巴图等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苇村、白云梯、傅汝霖等人。原提案人谢持、张继列席。19日的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张继在发言中，重述弹劾案的意见，公然主张“分立”。王法勤发言不赞成“在分立论上讨论”。覃振发言支持张继。这时，瞿秋白起立发言。他先从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说明国民党在组织上有否与共产党合作的必要，然后就弹劾案的核心问题即所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问题，予以有力驳斥。他说：
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监察委员职权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
瞿秋白的发言，完全符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使左派深感赞同，右派无从驳辩。8月20日，瞿秋白出席的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草案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格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这两个草案在8月21日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讨论中，汪精卫、李石曾等都表示不能同意右派的弹劾案。会议主席胡汉民说：弹劾案内所举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文件，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发出了关于容纳共产党人的训令，指出：“今中国共产党与本党同为革命组织，对于现时中国之政见又尽相同，故决不能发生党团作用，而加入本党之共产派既服从本党之主义，更不致有党团作用”。“自经此决议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
反击右派弹劾案，是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在孙中山支持下，对右派势力的一场尖锐的斗争，最后以右派的反共活动暂时失败而告结束。10月，张继牢骚满腹地上书孙中山，请求解除党职兼除党籍。谢持离广州去上海。邓泽如心灰意冷，干脆撂了挑子。
孙中山、廖仲恺等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良好合作，使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于是有讨伐广东反动势力的东征、南征的胜利；有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发起；有工人运动的复兴，农民运动的勃起；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共合作大有益于两党的发展壮大，促进了中国人民大革命的高涨。
反击右派弹劾案获得胜利，瞿秋白却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批评。事先，鲍罗廷与苏俄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商定处理弹劾案的前提是确保中国作为苏俄东方前哨地位，必须采取退让策略，以避免国共两党破裂。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则认为不能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应支持“左”派，否则就是帮助敌人。鲍罗廷提议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由国共和共产国际各派一人组成，负责与共产国际及各国民族革命运动联络，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以达到互相了解，消除误会的目的，而不会对中共的合法活动构成重大限制。瞿秋白把此项议案报告给上海的陈独秀，陈的反映非常激烈，当即决定拒绝承认此案，并采取进攻姿态。中共决定到达广州时，议案已获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极为不满，蔡和森认为这是要消灭独立的共产党，陈独秀则要求退出国民党。瞿秋白受到训斥。瞿再三解释“国际联络委员会”不过是哄骗右派的一种策略，国民党可以用它束缚中共，中共也可以用它来反对国民党右派。他认为，采取一味进攻方针未必是明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