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因事离沪，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到鲍罗廷那里去汇报。她到了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瞿秋白，原来忐忑不安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瞿秋白担任她们谈话的翻译，在他的帮助下，她顺利完成了汇报任务。她后来说：“从这次工作接触后，我觉得他很诚恳，很愿意帮助别人。他不但不骄傲，而是很谦虚；不但不冷酷，而是很热情。他的热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蕴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才能深切感觉到这种热情的力量。”不久，在向警予、瞿秋白的帮助下，杨之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瞿秋白。
杨之华的第一次婚姻是由家庭包办的。杨、沈两家是世交，杨之华和沈剑龙在幼年时，便由双方的家长杨父杨羹梅和沈父沈玄庐定了亲。结婚时，沈剑龙还在学校念书。表面上看，沈剑龙俊俏聪明，但实际上是个贪图色欲，不求进步的花花公子，连他父亲也不满意这个放荡的儿子。沈玄庐支持杨之华到上海求学。沈玄庐与邵力子也是世交，杨之华到上海，常常住在邵家，她的女儿沈晓光就是住在邵家生的。沈剑龙在杨之华去上海大学求学期间，生活堕落，在家乡愈发闹得不像样子。杨之华写给他的大量信件，他连看也不看，气得沈玄庐把这些信寄回给杨之华，说他儿子根本没有看。从生活方式到思想境界，这一对夫妻，从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出现了裂痕，并且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到了不得不分离的地步。杨之华把女儿的名字改为独伊，意思是只生这一个，以此表明她对沈剑龙的怨恨和决裂。杨之华要求与沈剑龙离婚，得到了沈玄庐的支持。
关于杨沈的离婚，瞿杨的结婚，还有一段佳话，下面是杨之英的回忆：
我第一次见到秋白是1924年11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肖山家中来的时候。当时姐姐已决定与沈剑龙离婚，她和秋白来家就是为商议这件事的。秋白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十分有礼貌。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临别时，我看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婚和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果然，姐姐和秋白回到上海后不久，邵力子主办的《民国日报》上就登出了两条启事，一条是姐姐与沈剑龙的离婚启事，一条是姐姐与秋白的结婚启事。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那天，姐姐和秋白正式结婚。我的父母亲认为这事丢了杨家的面子，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姐姐从此却更加勇敢地走上了献身于革命的道路。
瞿秋白和杨之华的超乎寻常的结合，引起了一些人，包括某些自己同志的不理解，甚至于非议。瞿秋白的心情很苦恼。他在这时写了十几封信，寄给在北京的丁玲，几乎每一封信都责骂自己，说他对不起王剑虹，还说，什么人都不配批评他，只有天上的梦可（王剑虹）才有资格批评他。这一束像谜似的、使人费解的信，表达了他的内心的烦恼和惶惑，反映了一个人性格上、心理上的矛盾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平凡的、普通的人物，还是伟大的、杰出的人物，似乎都免不掉这种矛盾的困扰。要彻底排除这种困扰，除了消除造成这种困扰的个人的主观因素外，还要消除外在的客观的因素，即社会和阶级的落后于时代的消极因素；后者，也许是更重要的。
杨之华离开沈剑龙后，沈家从此不许她再来见女儿独伊。杨之华思女心切，渴望一见。瞿秋白非常理解她，热情地给予安慰，并于1925年初帮她抽空回乡探望。她避开沈家人，偷偷地见了女儿一面，又匆匆而别。回到上海，杨之华仍对女儿思念不已。瞿秋白想尽一切方法为她解忧。他讲《安娜·卡列尼娜》故事给她听，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同，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们的心灵呵！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你的幸福，你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孩子，也一定能够和你的孩子在一起生活。”他写了一首长诗给杨之华，诅咒黑暗的旧社会，但孩子将有光明的前途，他会爱护她，培养她，教育她，使她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不久，杨之华征得瞿秋白同意，他们一起回到肖山家中。在母亲那里，他们决定派人去把孩子从沈家偷出来，抱回上海。那天，他俩站在山上，一会儿看到孩子出来，杨之华刚刚把她抱在怀里，就被追赶来的两个大汉把孩子夺走了。孩子哭喊着妈妈，杨之华的心都碎了，忍不住大哭起来。她和瞿秋白沿着河边，冷清凄凉地走着。两人都默默无语，杨之华第一次看见瞿秋白流下了眼泪。后来，杨之华的母亲，设法接独伊到外婆家来玩，然后把她送到了上海。母女终于团聚。
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趣事。
瞿秋白五四时代的老朋友郑振铎和高君箴结婚。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有主婚人，即双方家长，介绍人及新郎新娘的图章。临到举行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这才发现他的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他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不料瞿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写起来的“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以为瞿秋白事忙，不能刻，就请沈雁冰刻。第二天上午，沈雁冰把他连夜刻好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派人送来一件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沈雁冰已把纸包打开，原来是三方图章，一方是郑母的，另两方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郑、高两人都是福建长乐县人，又是新婚之喜，“长乐”二字，是用意双关的。沈雁冰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这个玩笑，出人意外，郑振铎和沈雁冰不禁捧腹大笑。下午，举行结婚仪式。瞿秋白也来贺喜，请他讲话，他便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有鼓掌欢呼者，都引为奇闻。
瞿秋白和沈雁冰是1923年相识的，后来两家就隔壁住着，经常往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热血日报》
被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通缉以后，瞿秋白转入了地下活动，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党的工作上来。他曾隐居在北四川路底兴业里一号孙瑞贤家三层楼的阁楼上，杨之华负责与他联系。他们在宝通路顺泰里十二号的房间很窄小，床、桌、椅之外，就只有很小的一块空地了。瞿秋白经常在这小块空地上绕着圈子踱步，或者坐在椅子上吸烟。他不时拿起笔来，出神地咬着笔端，苦苦思索，打着腹稿，然后落笔，一气呵成，把文章写好；常常一个通宵就这样过去了。
孙中山北上，向全国倡议召开国民会议，以抵制军阀专制统治。杨之华积极参加了上海国民会议促进会的活动，在讨论会纲会章时，她慷慨陈词，大声疾呼妇女解放，将争取女权问题列入纲领。12月8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成立，向警予、刘清扬、杨之华等十八人当选为委员。孙中山路过上海，各界在环龙路举行盛大欢迎会，杨之华代表女界发表了演说，赞颂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1924年冬天，杨之华经常穿着女工的衣服和布鞋，深入到工人夜校和女工多的工厂去活动。她几乎走遍了杨树浦的老怡和纱厂、东方纱厂、大康纱厂和班达蛋厂，引翔港的公大、同兴、厚生纱厂，浦东的日华纱厂、英美烟厂，虹镇的协成丝厂等等。她和工人们谈心，关心她们的疾苦，动员她们学文化，和广大女工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的工作，得到了瞿秋白的支持和鼓励。他很关心工人夜校，常常要杨之华向他报告夜校工作的情况以及工人们提出的问题。他虽然工作繁忙，也抽出时间帮助她选择书籍，收集资料，教她有系统有计划地编写教材，解答工人提出的问题。上海大学学生刘剑华即刘华，原是中华书局的学徒，考入上海大学后半工半读，生活艰苦。瞿秋白经常找他谈话，帮助他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关心他的生活，常常要杨之华送些钱给他用。有一次，刘华患感冒，他忙要杨之华买了白松糖浆送去。刘华后来成长为优秀的工人阶级的领袖。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瞿秋白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大会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草案中若干重要问题，如对党如何正确建立国共合作和领导国民革命等，都作了理论性的阐释。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相当于中央常委会），并与蔡和森一起担任宣传委员，负责主编《向导》。杨之华任中央妇女部委员。五人中央局领导全党工作，并且代表中共领导了中国大革命。自然，实际上陈独秀为首的上海中共中央听维经斯基的指导，北京的李大钊、赵世英听加拉罕的，广州的周恩来、陈延年听鲍罗廷的，而三个驻华代表又都由莫斯科的斯大林遥控。
1925年2月，上海沪西日商内外棉纱厂，由于厂方无理地开除工人，拘捕工人代表，工人群众便涌向沪西工友俱乐部，要求给予支持。中央上海地委紧急通知上海大学支部派人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工人罢工。中共上海大学支部立即派邓中夏、郭伯和、刘华、杨之华等到潭子湾沪西工友俱乐部，和李立三一起发动了著名的二月罢工，取得了部分胜利。罢工中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小沙渡的工会会员很快由一千人发展到六千人，杨树浦增加到三千人。罢工结束后，邓中夏被警察逮捕。瞿秋白闻讯后焦急不安，他叫杨之华化装成家庭妇女，到外面探听消息，直到邓中夏获释，他才放心。
在二月罢工期间，瞿秋白于2月2日、11日、18日、12日，先后为《向导》写了四篇文章，指出工人阶级是中国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在这中国民族的总斗争日渐兴起的时候，工人阶级自然力求奋起而领导他。”“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继续进行，都全看新起的职工运动能否充分的自由发展，中国工人阶级能否因此发展而成为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势力。”他已经看到了即将兴起的工人运动的高潮。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追悼孙中山的活动中，大张旗鼓地宣传了三大政策，宣传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纲领。瞿秋白在这前后，连续发表了《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之第二功绩》、《孙中山之死与孙中山之敌》等文章，高度评价了孙中山伟大奋斗的一生。他说：
孙中山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这是全世界人所承认的。他生存的几十年，全世界的反动者、压迫者、剥削者，以及一切国贼、民贼，时时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孙中山先生一生的事业，都是民族革命。他绝不妥协的反对满洲贵族，反对专制政体……他绝不妥协的反对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及一切满清遗孽……年来他更彻底主张反对列强帝国主义，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屠杀农工的英国买办军阀（商团）；于是列强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以及研究系，时事新报等的民贼，更加痛恨他，诅咒他。
瞿秋白逐一驳斥了敌人对孙中山的污蔑，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孙中山先生虽死，中国平民这种革命的意志是不会死的。”“中山虽死，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不死，中国大多数平民、农人、工人不死，中山之国民革命，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的理想不死”，“孙中山是永不死的！”
4月，瞿秋白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周年，总结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经验，写了《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一文，明确指出：“五四运动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进一步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自觉的来参加民族革命，而且要做这革命中之领袖阶级”；“中国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农民，也已经开始做有组织的斗争，而且赞助民族革命。”要“仗着广大的农工平民群众的力量，创造真正平民的独立的中华共和国！”
5月上旬，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资本家取缔工会，工人又连续罢工。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也要求厂方承认工会和增加工资举行大罢工，取得一定的胜利。5月下旬，为反对日本资本家压迫工会，纱厂工人又举行第二次大罢工。5月15日，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内外棉纱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十余人。5月28日，青岛日本纱厂资本家勾结奉系军阀枪杀罢工工人八人，重伤十余人，逮捕七十余人。日本资本家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中共中央适时地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5月30日，上海各界民众在上海外国租界举行游行示威，英帝国主义竟命令巡捕开枪屠杀群众，打死13人，打伤几十人，逮捕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其中，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被打死，瞿景白等二十多人被捕。
杨之华参加了游行示威，并亲眼看到了这场血腥的屠杀。她马上回到家里。李立三也来了。他们向瞿秋白报告了情况，瞿秋白抑制着愤怒说：“这是帝国主义直接进攻中国革命的罪恶挑衅，他们想用屠杀革命群众的手段来扑灭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必须扩大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帝国主义的进攻！”31日清晨，中共中央在闸北横浜桥附近一幢旧式楼房里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对策。会议决定由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刘华和瞿秋白等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展开反帝斗争，立即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宣言，号召全上海人民起来举行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各被压迫阶级的群众起来，掀起全国性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奋斗。会议还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由瞿秋白负责主编，并从中央宣传部、上海《民国日报》抽调了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五卅运动期间，中央委员只有瞿秋白、张国焘二人自始至终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居中指挥，把握全局，层层发动，把运动推向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