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和苏俄的文学作品，在这以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工作，但做得这样比较系统而且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的，则始于瞿秋白。他的高度的文学修养，深厚的理论素养，准确优美的译文，深得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的赞赏。鲁迅高度评价了瞿秋白译作。他称赞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文笔流畅可观”。他向徐懋庸推荐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说：“至于理论，今年有一本《写实主义论》系由编译而成，是很好的。”1935年，瞿秋白牺牲后，鲁迅哀悼之余，抱病收集、整理、出版瞿秋白的文学译文和著作集，于1936年秋他去世前出版了瞿秋白的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从书稿的收集、整理、编排，直到校对，几乎是鲁迅独力承担的。手抚遗文，他时时思念亡友，惋惜不已。他写信给肖军说：“《死魂灵》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他写信对曹白说：文艺理论方面，“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即瞿秋白——作者注）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如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海上述林》编定自费付梓后，鲁迅写《〈海上述林〉上卷出版》书讯，内云：“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只以传世。”《海上述林》出版者署“诸夏怀霜社”，表达了鲁迅和全中国人民对瞿秋白的悼念，对反动派的仇恨，和对革命事业的信心的深意。
文艺论战及杂文创作
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在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指使下，公开揭出反共、反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是一个猖狂、反动的派别。这个派别的头面人物有潘公展（上海市社会局长）、王平陵（《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电影检查委员）、朱应鹏（上海市政府委员）、范争波（上海市党部委员，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黄震遐（军官）等，纠集一批党棍、政客、流氓、特务、文痞，出版刊物，发表文章和作品，集中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叫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将使中国文艺“陷于必然的倾圮”。宣扬“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企图借用民族主义的招牌，抹杀阶级社会中任何民族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事实，模糊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让国民党统治集团冒充全民族的代表。
瞿秋白重返文学战线，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猖獗之时。因此，他所扫荡的第一股敌人，便是“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1932年8～9月间，他先后发表了《屠夫文学》和《青年的九月》两篇文章，给了“民族主义文学”以致命的一击。
《屠夫文学》是针对民族主义作家黄震遐写的小说《陇海线上》、万国安写的小说《国门之战》等宣扬反苏反共的战争的作品而发。瞿秋白举《陇海线上》中的一段文字为例：“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斗争流血的生活。”瞿秋白在《屠夫文学》一文中指出：“这真是神来之笔！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和法国殖民家的‘客军’驻扎在菲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调。这是不打自招的供状。他们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民众当做野蛮的阿拉伯人看待。这是的确的事实。他要杀的正是这些‘阿拉伯人’。他们所以和冯玉祥阎锡山打仗的缘故，也在于争这一口气：‘究竟是你们来杀，还是我们来杀。’因此，打胜了冯阎之后，这支民族主义的军队立刻就去打猎了，打什么猎呢？——就是把战场附近的小百姓当做野兽，而去打他们了。”“因此，中国绅商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义的文学。”
正当日本侵略者打进了中国东北，进一步蚕食华北，“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不仅不去反对外来侵略，反而坚持反革命的剿共战争，并且希望追随帝国主义一起去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瞿秋白在《青年的九月》中辛辣地写道：“中国的肥头胖脑的绅士，大肚皮的豪商，沐猴而冠的穿着西洋大礼服，戴着西洋白手套的资本家，本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为着保存自己的狗命，为着保持榨取汗血的地主制度资本剥削，为着保卫帝国主义的宝座，现在拚命的在打中国劳动民众的红军，在打中国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民族主义的文艺家对于这种‘神圣战争’，又不知道要怎样的歌颂。”“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被鲁迅斥之为“宠犬”“流尸”，在瞿秋白的笔下，也成了杀人的“屠夫”，“狗样的英雄”，嗜血的“野兽”。这些，就是“民族主义文学”的本质，真相。从1931年夏秋到1932年夏初，瞿秋白陆续写成《学阀万岁》、《菲洲鬼话》、《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狗道主义》等多篇杂文，彻底揭露“民族主义文学”的卖国求荣、奴役人民的反动面目。“奴耕婢织各称其职，为国杀贼职在军人。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瞿秋白、鲁迅、茅盾和左联的其他革命作家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揭露和批判，使它一出笼便处于被声讨的地位。它虽有政府的权势和金钱的支撑，仍然成不了气候，终于败下阵去。
国际和国内弥漫着反苏反共的烟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冲突的时刻，一些文化人，居然申明要做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实则是反对无产阶级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苏汶（杜衡）。
1931年12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狗文艺论》一文。他自称遵循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以“自由人”面目出现，一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面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胡秋原说无产阶级把文学艺术当做政治斗争的一翼，是将艺术堕落成一种政治的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说左翼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亵渎。其后，他又连续发表《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批评。1932年5月23日，瞿秋白在《文艺新闻》上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批评了胡秋原标榜“艺术至上”的错误，指出：胡秋原所谓“勿侵略文艺”，反对文艺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帮助统治阶级……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文艺自由”论所真正反对的，是文艺为大众服务。瞿秋白指出，真理并不是要什么“自由人”来领导文化运动，而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使当前的文化运动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6月，洛阳（冯雪峰）发表《致文艺新闻的信》、《“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7月，瞿秋白发表《红萝卜》等文，继续批评“自由人”。瞿秋白形象地把他们比做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他们“自己认为是群众之上的一个‘阶级’，把群众的文化斗争一笔勾消，说这和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些乌烟瘴气，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开辟光明的道路；——那么，他们究竟是群众的朋友，或是群众的老师，还是群众的敌人？究竟是不是红萝卜？！”胡秋原在他的文章中，摘引普列汉诺夫的话，为他的谬论张目。冯雪峰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中本来已经有许多不甚正确的成分，而胡秋原，却是普列汉诺夫言论的“最坏的歪曲者，是恶劣的引用者”。他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到处都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切断上下文的抄袭”。
当左联的革命作家批评胡秋原的时候，曾经是左联成员的苏汶按捺不住，出来为“自由人”辩护。他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貌似不偏不倚，实则站在胡秋原一边，对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谩骂嘲讽。他说，“第三种人”作家之所以搁笔不写，是由于左翼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对他们进行政治“干涉”，甚至“霸占”了文坛的缘故。苏汶竟说左翼文坛不要文学，把文学变成连环图画之类；并在文中对人民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当这些攻击遭到批驳，他又写《“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继续散布谬论，与“自由人”一唱一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胡秋原、苏汶的言论，对于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具有很大蛊惑性。因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陈望道等许多作家，都撰文给予严正的批判。
1932年10月1日，瞿秋白署名易嘉在《现代》上发表了《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的著名文章，专门批驳胡秋原和苏汶的谬论。文章开头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揭露资产阶级文艺“自由”的名言：这种自由是虚假的，骗人的，它“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胡秋原说“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俨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所谓‘自由人’的立场不容许他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艺自由”，“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个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胡秋原的错误，“最重要的是他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胡秋原“把普列汉诺夫和安得列耶夫，艺术至上论派等等混缠在一起”，企图为他反对艺术的阶级性、文艺只是表现生活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实际上，“他恰好把普列汉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汉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义”。
对于苏汶，瞿秋白指出，苏汶的反对“某种政治目的”，其本身就抱有确定的政治目的；他的“这种文章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锐利的武器。”苏汶的文章固然巧妙，但说来说去，无非是说：“理论和行动本来是不能并存的，文学和革命也是不能并存的，艺术和煽动也是不能并存的。”瞿秋白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文艺理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需要用文艺帮助革命，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即使是前进的战士，也要努力取得文艺这个武器。“谁要劝告新兴阶级不要去拿这种武器，他自然客观上是抱着‘某种政治目的’的，——虽然他自己都觉得‘并没有丝毫政治臭味’。”阶级社会中的文艺，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观点。“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瞿秋白反驳胡秋原关于文艺不是“政治的留声机”、文艺阶级性应予否定的论调，而说“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驳方法，有点失之简单。但他本意在于强调，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作家和文艺作品的固有属性。他仍然主张文艺是生活的反映；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政治是文艺的本原，文艺应从属于政治。瞿秋白强调了艺术的重要性，批评了那种毫无文艺价值的作品，他说：“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煽动都是文艺”，“并不是个个煽动家都是文学家”。“真正能够运用艺术的力量，那只是加强煽动的力量；同时，真正为着群众服务的作家，他在煽动工作之中更加能够锻炼出自己的艺术的力量。”苏汶关于煽动与艺术不能并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苏汶把文学比做“卖淫妇”，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想占有她”。而最吃苦的是“第三种人”的“作者之群”，于是他感叹不已：“在人人都不肯让步的今日，诚哉，难乎其为作家”。对于这种谩骂式的比附，瞿秋白尖锐地指出：“事实上文学并不是卖淫妇，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许多阶级各有各的文学，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只是这些文学之间发展着剧烈的斗争；新兴的阶级，从前没有文学的，现在正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学；而旧有的阶级，从前就有文学的，现在是在包围剿灭新兴阶级的文学。剿灭不了呢？用一点儿别致的巧妙的手段，或者毒死它，或者闷死它，或者饿死它……而新兴阶级的文艺运动却并不在‘霸占’或者‘把持’什么，它只要指出一些文学的真面目——阶级性。”至于作家，也必然具有阶级性。瞿秋白说：“作者呢，本来就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作者——文学家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丫环，跟着文学去出嫁给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
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有它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1931年五六月间，瞿秋白写《学阀万岁》、《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等文，指出“新月派”的文学，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绅商文学。随后，瞿秋白又写《非政治主义》、《猫样的温文》等文，批评“新月派”打着“为艺术而艺术”旗号，“诱惑群众使他们不问政治——这常常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对于“新月派”创办的《声色》杂志所发表徐志摩的《一个诗人》，瞿秋白指出这不过是“清客”对“吃租阶级”奉献的“歌声”和“色情”。瞿秋白先后写成《鹦哥儿》、《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人才易得》等文，批评胡适的言论。
受到当时中共党内风行的“打击中间力量”的“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瞿秋白在批判“自由人”、“第三种人”和“新月派”的文章中，多有过火偏激之处。例如，《王道诗话》臆说胡适在长沙演讲得到军阀何键五千元馈赠（据胡适日记，酬金只四百元），指摘胡适“卖廉耻”、“毒于蛇”，显然过分了。又如，瞿秋白写《出卖灵魂的秘诀》批判胡适的《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是为日本侵华“出谋划策”、“出卖灵魂”云云，亦属无的放矢，没有说服力。依据臆想流言为文，辱骂论敌，笔锋愈是犀利尖锐，其对联合可以联合的中间人士共举抗日大业，更具负面影响。后世批胡文字中，也有与瞿文雷同或受瞿文影响者，不可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