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参与筹备共产主义小组
民国初年，张东荪注意到社会主义问题，认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提出以资本主义发展实业的主张。他说：“至于劳动，则中国今日正不患劳动者之多，但患工场之少耳。工场兴，贫民得其生计，则盗贼自然减少。语云：衣食足然后知礼义，殆不刊之言也。至于社会主义，更无发生之余地。资本家立工场必为劳动者所大欢迎，决无有反对资本主义者，有之则一二妄人，故为立异，以求糊口。即使其劝说传播，然亦决无影响及于实在之社会组织也。”
然而，数年以后，张东荪却大张旗鼓地介绍起社会主义来，这的确使人惊异。实际上，张东荪在五四时期致力于介绍社会主义思潮，是基于他对世界思想发展趋势敏感而准确的把握上的。具体而言，是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促成的：
一是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思潮发展的趋势。这在张东荪于《解放与改造》创刊号上发表的《第三种文明》中得到集中体现。张东荪认为，人类的文明，自有历史以来，可以分做三个时期，第一期文明是宗教的文明；第二期文明是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文明；第三种文明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种文明破产了，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于是，“在事实上，这第三种文明，因为大战的缘故，方才出芽。”“我们说大战比如春雨，第三种文明的萌芽经了这春雨，自然茁壮起来。”这样，全世界“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便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处于世界大改造中的中国，也“现在应当准备着，以待大改造的临头。”尽管中国“大多数的人仍逗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不但没有第三种文明的资格，并且也没有第二种文明的陶养。这个真是苦痛极了。”然而张东荪并不感到失望，“我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很乐观的。因为世界改造以后，必定是取互助主义与劳动生活。”而当务之急就是从事“文化运动”。具体而言就是“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工夫。要提倡互助的精神，要培植协同的性格，要养成自治的能力，要促通合群的道德。”顺应世界思潮发展的趋势，介绍社会主义学说，从事“文化运动”，培植第三种文明的种子，自然成为五四时期张东荪努力的方向。
在稍后发表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中，张东荪继续发挥了在《第三种文明》中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新文明”，他所以要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就是要顺应世界新文明发展的趋势。他说“须知社会主义是包括的。就是新文明的总称。这个新文明虽则从世界上一二处发源，但必定总汇起来，布满了全世界，方能完全实现。所以不可把社会主义认做那一国对于他的特别状态下的特别政策。他乃是全人类反对现在状态的一个共通趋向，不过顺着这个趋向，往前走，各有快慢的不同罢了。可见得我们今天讲社会主义既不是专讲未来而抛弃现在；也不是专讲世界而抛弃中国。我们既认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要改造世界，便不当遗漏了中国。况且改造中国，非就从现在预备起不可。”
二是为了防遏所谓“过激主义”。1919年1月15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世界共同之一问题》，被认为是防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罪证”。为什么张东荪要反对“过激主义”？所谓过激主义，就是指当时的“布尔什维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在张东荪看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实行的，是一种革命的、激进的社会主义，它可以在俄国实行，但却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缺乏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勉强实行，将会贻害无穷。张东荪敏感地看到了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主义”在欧洲传播的事实，他说：“过激主义产于俄，传于德，今则浸浸而播至英法日矣，是过激主义亦如西班牙伤风症，流行于全球也。”对于过激主义之侵入，是断然拒之？还是极力压抑？张东荪认为，“盖完全拒绝之，为势既不能，完全承诺之，其果亦不良。则舍调和外无他策矣。”又说：“据吾所见，压抑之法必属无效，盖抑之犹激之也，是火上加油，益其燃耳。”那么高明而正确的方法是：“当采纳其主义中之含有至理者，先行改良社会组织，使人民于经济上得相安，于心理上得其平。然后对于过激之谬说提起正确之舆论以宰制之，则其势必渐杀也。要之，一方面于经济制度社会组织先自改良，此为釜底抽薪。他方面于思想研究，致其精微明辨，则人民有反复之思维，能自辨是非，则感情之论不足以动之也。易言之，即过激主义之稳健化。”在文章最后，他强调：“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张东荪以其对于西方思潮的敏感，意识到社会主义思潮必然要影响中国；他鼓吹社会主义，主要是为了“防遏过激主义”；而防治之法，不是从正面阻止宣传社会主义学说，而是在中国介绍稳健的社会主义，即“过激主义之稳健化”。
正是基于上述两种原因，张东荪一方面密切关注着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积极在国内宣传稳健的社会主义学说。1919年4月，张东荪建议正在欧洲游历的梁启超、张君劢等人注意研究欧洲社会主义问题。他在《与君劢、子楷、百里、振飞四兄书》中说：“又世界大势已趋于稳健的社会主义，公等于此种情形，请特别调查，并收集书籍，以便归国之用，未识以为然否。”
本着顺应世界思想发展趋势的要求，张东荪积极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本着“过激主义之稳健化”的目的，张东荪所致力介绍的社会主义必然是“稳健”的社会主义。1919年4月28日，《学灯》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征文的启事，内容包括：赞成说、反对说和译述三部分，强调这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总以朴实说理为限，但本报认为有碍治安者不为揭载”。此后，张东荪在其主办的《时事新报》、《学灯》和《解放与改造》上，发表了许多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学灯》上的文章主要有：《劳动与资本》（7月25日起转载《晨报》上的文章），《河上肇博士关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的一考察》（12月6日起），《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上肇，5月19日起），《社会主义之进化》（6月11日起），《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8月5日起）等长文；也发表了刘秉麟（南陔）的《社会党泰斗马格斯之学说》（5月12、13、14日），《社会主义两大派之研究》（6月23、24日），《社会改良与社会主义》（7月7、8日）等。在《解放与改造》上，张东荪亲自撰写了《罗塞尔的“政治理想”》（1卷1号）、《奥斯氏社会主义与庶民主义》、《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1卷7号）等文章，其中以《甚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最为著名。
1919年12月，张东荪在《解放与改造》上发表了《我们为甚么要讲社会主义》的长篇对话体文章，除了解释自己介绍社会主义的动机外，较全面地阐述了他所介绍的社会主义的内容：
在张东荪看来，社会主义本身是多方面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生活问题，更不是一个单纯的阶级问题，“社会主义乃是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棗而且是最进化最新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作为一种社会改造的学说，是要改造人的全体生活棗从个人生活到全体生活，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都要改造。“是总改造，不是特改造。”
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含义的这种理解，张东荪虽然也承认社会主义发展到马克思时便得到了“科学的基础”，但指出：若是说社会主义以马克思的学说为止境，“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承认这句话”。他认为，“现代的社会主义是经过无数的修正，无数的扩充的最后结果，不单是马克思一人的学说了。”张东荪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作了自己的修正和发挥，提出了所谓“浑朴的社会主义”。他说：“说到这里，便知道我们主张社会主义既不像工行的社会主义（Guild ocialism前译为自活的社会主义似不甚妥）建立一个全国的工行（National uild）；又不像多数的社会主义（Bolshevism）组织一个无产者专制政治（Proletarian ictatorship）；更不像无治的社会主义（Anarchism）废去一切机关；复不像国家的社会主义（State ocialism）把所有生产收归国有。乃是浑朴的趋向，却是唯一的趋向。……这个趋向就是逆现社会的棗现社会的逆向。”
张东荪不满意马克思只注意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改造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应该包括精神生活方面的改造在内。“因为单纯主张经济改造的社会主义一旦实行到实际上，便需要二个条件，一是非把个人的精神生活改造不可。二是非全地球的旧制度一齐推翻不可。”这样，社会主义便是从“唯物主义”移到“精神主义”；从“一阶级主义”移到“全世界主义”。“因为精神方面的思想不解放，道德不改造，那物质方面的经济组织是不能改造的。又因为世界上全部的旧制度不推翻，一个阶级的障碍是去不掉的，既然是精神解放与世界改造，那便不是一个阶级的事，乃是各阶级共通的事了。”
基于这样的分析，张东荪断定：中国目前所采取的社会主义，便只能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而不能是具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张东荪认为，既然社会主义首先一种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是一种精神上的革命，然后才是一种社会制度，那么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是进行精神上的改造，然后才是物质上的具体制度的改造。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度远较欧洲为低，还远远没有到达“选择制度的境地”，所以，中国人的第一步“用不着做具体的规画，但要提倡一种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与宇宙观，先使中国人的精神革了命再说。不久到了第二步，自然就有讨论具体制度的必要了。”这样，中国目前所采取的社会主义，便只能是一个“浑朴的社会主义”：“我们只能定方向，而不能定以后的步骤。因为步骤不能预定，非走了第一步，不能有第二步。”目前的当务之急“就应当先把第一步的工夫做完了，不必急急讲第二步。”即用社会主义人生观进行精神上的改造，而不必采用社会主义制度。
这样，张东荪十分明白地宣布了自己努力介绍社会主义的动机和所要介绍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涵：“我们讲社会主义不是从物质方面破坏现在的制度入手，乃是从精神方面传播一种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观、新生活法入手，也就是先从打破现在社会上资本主义的习惯入手。不是对于中国问题做单独解决，乃是对于中国问题用解决全体人类问题的共通方法去解决他。不是对于中国前途的自然破坏去促进他，乃是预先指出将来所不能逃避的自然破坏起来了以后的建设方向。所以不是专讲未来而抛却现在，也不是专讲世界而忘记中国。”中国现在所应努力的，只是朝着“社会主义”这个浑朴的趋向渐进，致力于文化运动，为将来采取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奠定基础，而不必进行具体的社会主义运动，更不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由此可见，张东荪在当时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是所谓“浑朴的社会主义”。这种“浑朴的社会主义”，表面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修正，而实际上是一种温和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张东荪对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物质而忽视精神”、“过分强调一个阶级的事而忽视各阶级共通的事”、“单纯的经济改造”等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评，用所谓“精神主义”、“世界主义”、“道德主义”和“互助主义”来改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将其“修正”为一种适合资产阶级口味的社会改良学说。同时，他所强调的“因为精神方面的思想不解放，道德不改造，那物质方面的经济组织是不能改造”的观点，很明显地暴露了其唯心主义的本质。
张东荪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其中有很多误解和歪曲之处，但在当时未引起马克思主义者必要的批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正处于十分幼稚的水平上，尚缺乏对于各种社会主义应有的辨别力。对于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模糊的认识的情况，瞿秋白的比喻最能说明问题：“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界普遍缺乏必要辨别力的特殊条件下，张东荪不仅成为当时介绍和主张社会主义的风云人物，而且他一度被陈独秀邀请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然而，张东荪所主张的“浑朴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天壤之别，他与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已经存在着巨大的思想分歧。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介绍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思想界的广泛传播、人们认识的深刻和辨别力的增强，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这些分歧，便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这种思想上的分歧，最初体现在张东荪与陈独秀等人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活动中。
五四时期，张东荪是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著名人物之一，也是在当时上海思想文化界和新闻界颇有影响的人士。他与陈独秀、李达、茅盾（沈雁冰）、周佛海等人保持了较好的关系。所以，当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筹备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时，张东荪也被邀请。
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吴庭斯基来华，在北京先会晤了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由李大钊介绍，吴庭斯基来到上海，会晤了在上海的陈独秀。李负责在北方筹建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负责在南方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当时上海思想文化界介绍新思潮、鼓吹社会主义的著名期刊，有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张东荪主办的《学灯》和《解放与改造》，沈玄庐主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及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等。当时，吴庭斯基有意让陈独秀、张东荪、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出面，利用他们在上海思想文化和新闻界的广泛影响，联络一批激进的鼓吹社会主义的青年，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0年4~5月间，张东荪参加了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召集的关于建立共产党的秘密聚会。然而，在酝酿过程中，张东荪认为，中国远远不具备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更没有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所以，不赞同立即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的实际运动。这样，在参加了几次秘密商谈后，张东荪便退出了建党的筹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