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他们反对现在即宣传社会主义，并组织团体，认为现在尚不合宜，若勉强实行，则必发生伪劳农革命。告诫马克思主义者不要“瞎宣传，乱提倡”，应该“长期的忍耐”，除了静待以外，组党是无法开展的。
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社会主义论战中的观点，可以集中概括为：
第一，分析中国社会状况，驳斥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所谓中国没有阶级、没有贫富不均、社会主义不妨迟提的理论。中国劳动者所受的压迫比欧美国家无产阶级还悲惨。
第二，为开发实业而发展资本主义，不是救中国的道路。理由为：一是国家的独立富强，固然应该开发实业，但问题的焦点是走什么道路，用什么方法来开发实业，他们指责张东荪的方法是依靠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资助，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和快乐。无产阶级开发实业的目的是“谋自己民族的幸福，和帮助旁的民族幸福，进而达到全人类的满足生活”。故最好采用社会主义。二是认为当时中国是万国的商场，帝国主义是不会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三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今日不是救济失业贫民的方策，它会导致两极分化，一面发展实业，一面却增加贫乏。所以根本的方法是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有着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同时，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当然非依社会主义的方式和组织生产、发展产业不可。
第四，依据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理论，批评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妥协的改良主义，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场社会主义论战，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以后中国思想的发展也产生深远的影响，直接影响到了当时中国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如何评价这场社会主义论战，长期以来是人们讨论的热点之一。
在较全面摆列了论战双方的观点后，笔者认为，对于这场社会主义论战，我们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走社会主义，坚持建立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从大的方向上是正确的，也是这场社会主义论战最有意义之处。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已面临巨大危机，社会主义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陈独秀等人坚决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坚决接受社会主义思潮中最科学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是正确的，顺应了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用初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否定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前途，认为中国已经有了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具备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驳斥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对中国阶级状况的分析，从原则上也是正确的。在论述中国为什么要采取社会主义时，提出了中国民族为无产阶级民族的观点，成为在当时批驳张东荪等人观点的最有力的论据，“无产阶级民族”的概念，便是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思想的来源。这也是应该给以充分肯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打倒军阀、根本改造社会的观点，显然也是正确的。
然而，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也暴露了自己的一些弱点和不足：
一是他们对中国国情问题认识的普遍忽视。当时，刚刚接受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总体上对中国的国情是忽视的，认识也是肤浅的。坚持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论证上显然是不充分的；由于对中国的社会实际缺乏必要的了解和透彻的分析，他们面对张东荪所指出的中国缺乏实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社会和经济基础问题，无法给予有力的回答；他们坚持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究竟中国应该如何实行社会主义？他们的主张显然是简单的、不成熟的，其提出在目前就要实行社会主义、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显然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二是对于张东荪提出的“中国能否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给以肯定的回答，但论证显然是不足的。在这个问题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避免中国的资本主义前途是充满信心的，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中国也必然要实行社会主义，不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但问题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封建主义严重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是异常困难的。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中国却无法越过开发实业、发展经济这样的阶段，否则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即使勉强实行了社会主义，也会因缺乏必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而遭失败。
第二，张东荪等人在世界已经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时代，仍然要走资本主义，仍坚持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实业，拒绝接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从总体上说是错误的，背向于当时世界思想发展的大趋势。大概张东荪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时，并不很理直气壮，而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并且仍然标榜自己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张东荪提出了“四病说”，认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必须用渐进的和平方式，并将希望寄托于“绅商阶级”，这显然又背向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趋向，是其一贯坚持的社会改良思想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近代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是十分强大的，也是十分反动和愚昧的，他们顽固地拒绝进行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改革，并且极力阻挠和破坏这些改革，斩断了进步人们用和平渐进手段改造中国社会的希望，所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张东荪暴露了其社会改良主义的本质。
然而，应该看到，张东荪等人的见解虽然从总体上是错误的，但其中包含着许多合理和精辟的见解；他所提出的问题，对后人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是发展实业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张东荪看到了中国社会贫弱的现实，强烈要求发展经济，实现国富民强，这集中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经济的要求，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应该肯定的。这一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而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发展实业。张东荪虽在五四时期积极宣传社会主义，但却不主张采用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因为在他看来，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生产更有效率，更能发挥人们的积极性，虽然资本主义方式在世界上受到了动摇，但中国却非常需要。张东荪这个观点，从总体上看，不一定正确，但当时要发展实业，却的确舍此并无第二方法，因为当时人们对于用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生产，还缺乏起码的了解，况且在当时根本也是办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