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和观点，五四时期张东荪的文化观，可用“彻底输入西方文化”来概括。他在阐发自己的文化观时，曾用过“彻底输入西方文化”、“彻底输入西洋思想”、“彻底采用西洋文明”、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等说法，似乎与全盘“西化”论相似或相同。实际上，张东荪是一个西化论者，但决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他所谓的“彻底”包含两方面意义：一是从时间上看，新思想成熟到足以促成社会“突变”之时，便是输入西方文化“彻底”之日；二是从内容上看，必须把西洋文明的基础棗西方哲学输入进来并使之扎根后，方算是“彻底”。他认为，输入西方文化不仅应是西方自然科学，而且尤应指西方哲学。他“主张以科学与哲学调和而一并输入，排斥现行流行之浅薄科学论。”后来，他又作了进一步阐发：“要起中国的沉疴非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不可。所谓输入西方文化自然是指科学而言，然而输入科学却非先改变做人的态度不为功。所以输入科学而求其彻底，则非把科学的祖宗充分输入不可。科学的祖宗非他，西洋哲学便是。……我们介绍科学不求彻底则已，如其要彻底，则非充分介绍哲学不可。”这就是张东荪所谓“彻底”的内涵。
应该看到，五四时期张东荪的文化观，主要是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他实际上是想回避另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他承认固有文化的价值，反对一味乱骂、全盘否定，表明他对传统文化持一种十分温和的态度。这种态度与陈独秀的激进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是何等的勇猛！而张东荪却根本没有这样的勇气。他所谓“瓶子与空气”的比喻，正形象地刻画出他的温和渐进态度。后来，他又用“盐水冲淡水”来比喻输入西方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这好象以盐水来冲淡水，盐水的成分愈多则淡水中必愈咸了。”西方文化似盐水而中国文化如淡水，输入西方文化愈多，中国文化便愈少，中国由此渐次走上西方文明之路。这充分说明，张东荪对传统文化抱温和态度：不愿触动旧的文化，不愿向旧势力挑战，担心会激起旧文化势力更大的反扑，阻碍西方文化的输入，使方兴未艾之输入西方文化运动夭折。这固然暴露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但更重要的是：为此后张东荪的文化观向“传统”复归，留下了余地、埋下了伏笔。此后不久，他在阐发补救论时公开为“礼教”辩护，30年代进一步主张恢复“固有的文化”，不能说与他在五四时期所持的这种态度无关。
提倡“理智主义”，补救社会“畸形状态”
张东荪在《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正面阐发“输入”论的文化观后不久，他的思想便起了变化。1922年，他在《思想问题》中表示：“我们固可以大吹大擂地提倡西方化，但我们却须明白，西方化决不是整个儿地搬到中国。”对五四时期全盘“西化的偏向公开提出了批评；在回答“中国是否应当走西洋道路”时，他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很有些意见，可惜不是这个短篇所能容，只好下次再说罢。”此后数年，或许由于他关注于哲学问题并忙于参加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并未公开发表“下次再说罢”的文章。
1926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先后发表了《由自利的我到自制的我》、《兽性问题》和《西方文明与中国》，终于吐出了在《思想问题》中想说而未说的“意见”。他说：“在十余年以前，我早就主张中国应当彻底采用西洋文明，不过后来我实地察看中国社会情形，知道纯粹走西洋这条路不是决无问题，换言之，即是不如设想的那样简单。”此处所谓“后来实地察看中国情形”，当在1922年发表《思想问题》时或稍后。他公开宣布：“输入西方文明不是决无问题。这是我愿促起讨论文明问题的人们注意的。至于我个人的意见，虽则仍主张彻底输入西洋思想，然对于畸形状态却以为亦非有一种补救之法不可。”
这便是20年代中后期张东荪所谓“补救”论的文化观。
按张东荪的解释，补救论是“实地察看中国情形”后提出的，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后，中国社会出现的畸形状态，就是其现实依据。
张东荪经过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实地察看”，张东荪断定：西方文明输入中国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畸形状态”。对此，他从政治、社会及人们的行为方式等方面作了考察。他说：“自欧风东被以来，不消说，论政治，只见纷乱不见安靖；论社会，只见摇动不见向荣。……这些还不去说他。最有影响的就是那些经过西洋化的人们，所谓新人也者的做人方法与生活态度。……所以现代的中国是一个laisse aire 旧道德之不便于本能的弃之唯恐不过，新道德之不便于本能的不愿迎来。”中国社会呈现出“人欲横流”、私欲膨胀的“畸形状态”。“这个社会中只有自私、利用、阴谋、宣传、植党、卖国等，总之，凡生在这个社会的人总是把相与的人们不当‘人’而当作东西，供他的利用。”西方文明输入中国后导致如此严重的畸形状态，当然不像张东荪原来“设想的那样简单”，也难怪他会发出“纯粹走西洋这条路不是决无问题”的感慨。由此，他力图探求输入西方文化后中国社会形成畸形状态的原因。
第一，从分析西洋文明构成入手，揭示中国社会畸形状态形成的现实原因。
张东荪认为，近代西洋文明是由希腊文明和希伯来宗教文明构成，希腊文明是主知主义，以为人生缺憾可由知识补足，于是，便有利用厚生的一切设施；希伯来宗教文明对西方社会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西方许多科学家，“虽则常本其不知足的心而猛进，却同时又象中国的理学家或道学先生那样乐天而知命地活着。”由此他认为，抑止欲望固然不行，单纯的不知足也是不行的。必须“把增进人生的福利使其在个人方面的与在群体方面的相调和，”才能既达到促进厚生之目的，又不至于陷入“率欲望而前进不已”的“求个人的私利”的窘境。所以，在他看来，社会要进步必须利用厚生，要利用厚生又必须“率欲望而前进”，即“利用厚生却又非以个人思想为推动力不可”，这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但单靠“推动力”也不行，必须设法抑制个人欲望的膨胀，使人们获得“灵魂”上的安慰。所以，必须妥善处理好“推”与“挽”的关系，解决“增进人生的福利使其在个人方面的与在群体方面的相调和”这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才能使一个文明稳步前进，不至于陷入“畸形状态”。近代西洋文明之所以得到平稳发展，其秘密就在于处理好了推与挽的关系。“所以西洋有希腊文明以推之，又有宗教文明以挽之。在这一推一挽之间，他们得了进步又得了安慰。”这是张东荪研究西方文明发展史而得出的十分精辟、带有规律性结论。
文明的发展需要“推”也需要“挽”，而西洋文明输入中国后却出现了“推”、“挽”失调的情况，这是造成中国社会“畸形状态”的根本原因。从晚清以来，中国输入的西方文化，主要是“奋进主义”的近代西方文化，尤其是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致力于“促进厚生”、确立“个人思想”为本位，趋向于“沿着生活本来的趋势以奋进”的道路。数十年输入西方文化的努力，使中国已具有一定的“促进厚生”的推动力。然而，在“挽”之方面，中国却发生了大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中国固有文化“已不能担负这个‘挽’的责任了；于是只有‘推’，这势必至于推车撞壁。”为什么固有文化不能为中国人“促进厚生”提供精神上的安慰？张东荪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固有文明大部分于无形中“腾化”了。
中国固有文明是受西方文明冲击而无力承担“挽”之责任呢？还是它本身已丧失“挽”的功能？经过切实观察，张东荪断定：“其不始于与外国物质文明接触的时候，而始于与西洋物质文明接触以前。”他分析说：“中国的传统道德传说已早成为具文，只是一个空壳，没有实际的力量。并且社会上所流行的风俗渐渐变得与传统的道德观念不甚相干了。降至今日，所谓礼教除名称外，其实质与现代社会几乎完全无关。……原来礼教是表示道德的含义，后来变为空的仪式，其内容的真义好象水蒸汽一样早已腾化出去了。我因名此为‘礼教的蒸腾’。我相信礼教的蒸腾在西方物质文明输入以前。所以物质文明一来便好象飞入干柴，立即烧起来了。”
由此可见，张东荪所理解的“中国固有文明”，特指维系中国社会存在、规范人们言行的道德、风俗和习惯，即传统的礼教，而非中国文化的全部。礼教本是担负“挽”之责任的力量，其内容的蒸腾，标志着它早已丧失了“挽”的功能。这样，便自然造成西方文明进来后中国社会“推”“挽”失调并导致中国社会的“畸形状态”。由这种分析，张东荪找到了“补救”的途径：重建新的“礼教”棗新道德。
第二，从“理智初开”带来流弊的角度，探讨造成“畸形状态”的深层原因。
张东荪认为，中国社会的畸形状态是“理智初开”时的必然结果，“不必大惊小怪”。他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说，明了理智初开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他认为，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传说和礼俗基础上的，后来因“理智初开”，这些传说和礼俗渐渐“堕其尊严”，古代社会也因而向近代社会转变。理智初开的本性是“抨击的破坏的”，它一方面对于早有定价的东西，另行估定其价值；另一方面对于原无问题的事情，提出疑问。所以，理智初开总是谋求解放、促发自我思想的觉醒。他说：“自我思想是理智发达所附带而起的。理智的初醒与自我的发觉是紧接的。”自我思想的发觉又“很容易陷于利己的流弊。”
理智初开时的流弊，实际上是由利己思想造成的。利己思想由何而来？他说：“利己思想是小我的发觉，以小我为暂时的标准，这便是推翻礼俗的道德所必然附带而生的一种现象。推翻礼俗乃是理智的初醒。这便是由不自觉经半自觉而进于自觉。利己主义乃是半自觉时所起的一种病症。换言之，即这个过渡期间所必现的畸形。”五四以后，随着理智的初醒和小我的发觉，自然会出现利己主义的病症，中国社会的“畸形状态”，实际上就是由小我发觉到大我发现、由理智初开到理智成熟这一过渡时期必然出现的病症。这就是造成中国社会畸形状态的深层原因。由这种分析，张东荪又找到了一条“补救”途径：进一步开发理智。
总之，西方文明输入到中国后，中国社会的确呈现出“畸形状态”，它的出现，并非输入西方文化之咎，而是中国固有文明因早已蒸腾丧失“挽”之功能的结果；是输入西方文化后，中国处于“理智初开”的过渡时期必然产生的“个人利己主义”病症。正因如此，张东荪认识到，在输入西方文化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社会的畸形状态加以“补救”。这是张东荪提出补救论的现实和理论依据。
张东荪认为，补救之法应从这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固有文明已失精神，需要再建新的“挽”力；另一方面理智初开时的流弊，需要进一步开发理智来消除。而这两方面实际上一致的：必须建立一种以理智为核心的新道德和新人生观，以作为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所。
在《由自利的我到自制的我》中，他公开声明：“我以为救中国只有提倡理智主义，充分开发知识。”这是张东荪所谓“补救之法”的主要内容。此处的“救”，当指“补救”——用“理智主义”补救中国社会的畸形状态。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造成畸形状态的深层原因是理智初开时出现的“利己主义”，而利己主义又是理智半自觉时的一种病症。认清了这一点，张东荪自信地说：我们“不但可以对于目前中国这种人欲横流的社会不有何种悲观，并且可以对于中国的前途或许认为有可乐观的地方。”他效仿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补救当时道德堕落所用的方法，主张“因理智而生的弊病只有再由理智来救之。”
他分析道，利己主义之所以能取巧，是由于多数人浑浑噩噩；如果人人都有充分的知识，断不会有人受愚，有人取巧。而人类的知识总是向“开化”前进，绝不会后退。所以，他断言：“凡是因知识开化而产生的恶果只有由知识更开化一层始足以疗之。断不能因噎废食，将知识淹灭而倒退到无知识。所以凡是因理智开发而产生的恶劣影响，只有把理智再进一步开发方能为之救济。”这就是说，输入西方文化后中国社会出现的畸形状态，只有进一步输入西方文化才能解决。“我们只有把理智促发一步，使其发见大我的存在，便足以纠正之。”他明确表示：“我承认现在中国社会破坏了传统的道德，诚然是比昔日不如，但要医此病却不能使其返古，惟有再推进一层。”于是，张东荪便顺理成章地得出了结论：补救中国社会畸形状态，只有继续输入西方文化棗提倡理智主义。
提倡理智主义，其最后归宿是倡导一种“理智的生活”，即以理智为核心的新人生观。他认为，传统的“节欲主义”生活早已随着礼教的蒸腾而破产，代之而来的是纵欲主义。这种纵欲的生活是中国社会畸形状态的表现之一，也是张东荪所关注的。如何对付“纵欲主义”？他的答案是∶“我以为唯有提倡理智，鼓吹养成理智的生活。”何谓理智的生活？他阐释说：它“乃是遇事必自问其是否应做。理智的作用重在辨别是非，不在计较利害。设著一个人能把理智来控压情感则必不仅有计较利害心。因为计较利害仍是暗中情感奴御理智，换言之，于不知不觉中理智为情感所利用。若真使理智抬起头，不为情感暗中所左右，则决不会仅计较利害而不问是非。”所以，理智的生活不同于节欲的生活，并不抹杀情感，但与纵欲主义的生活也迥然相异。
理智主义生活，所对付的实际上是“人欲”问题，所以，要实现此“理智的生活”，必须解决“人欲”问题。据此，张东荪提出了“化欲主义”的人生观。他说：“我主张以理智利导情感，就是使情感跟着理智走。情感而能为理智所导引，则情感同时亦得满足。所以我这种主张既不是纵欲主义，又不是绝欲主义，亦不是节欲主义，乃是化欲主义。”何谓化欲主义？他解释说：“所谓化欲主义就是把下等本能升移到高尚方面去，使其亦得满足。”这里，他显然是用弗罗依德的本能“升华”论作为理论依据的。如何升移人的下等本能？当然有赖于人的文化修养：“升高本能仍以本人的努力为原则，而教育的劝掖亦有力。”这样，理智的生活与化欲的生活密切相关。正因如此，张东荪把它称为“主智的”、“创造的”、“化欲的”（当然也是“自然的”、“乐天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的哲学基础固然是他所谓“层创进化”论的宇宙观；但其现实依据，却是解决中国社会畸形状态的迫切需要。在他看来，这种新人生观足可担负“挽”之责任，足可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之精神支柱，也无疑是避免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后出现“推车撞壁”灾难的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