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认为，包罗万象的宇宙万物大致可以归并为五项：物质、心灵、生命、时间和空间。他对这五项逐一进行了分析，认为“所谓物并不是一个实质，生亦不是一个实质，心更不是一个实质。我们必须把‘实质’这个观念完全抛弃，完全打破。须知所谓物，所谓心，只是一个概念”。只有物理而无物质，有生理而无生物命，有心理而无心灵，一切都是架构而无实质。宇宙无一具有实质，都只是由各种关系组成的空架的结构，整个宇宙在总体上是“无数结构的总称”。由此，他概括了“架构论”的宇宙观：“我们的这个宇宙乃是无数架构互相套合互相交织而成的一个总架构；其中无数的架构间又时常由缔结的样式不同而突然创生出新种类来，这个新种类架构的创出，我们名之曰进化。……所谓总架构只是许多架构的互相重叠的总和而言，至于是否形成一个固定的总体，现在尚不敢速断。……我觉得若空间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架构，则时间便为这个架构中的一个柱子。”
第二，宇宙架构的层创进化。张东荪认为，“进化”必须同时具有两种规定性：一是要有新种类从原有架构中突然创生出来，二是这些先后创生出来的新种类必须表现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新种类的创生是指一个架构复杂至某种程度会突然添上一些新的成分，使原有的架构突然变成一个新的架构。宇宙从物质到生命再到心灵的突创，就是如此。他说：“我们从‘物’的结构而进化到‘生’的结构，从‘生’的结构而进化到‘心’的结构来看，其间显然有些特点。就是物的互相依靠不及生的互相依靠来得紧；物的互相交感不及生的互相交感来得切；物的通力合作不及生的通力合作来得大；至于‘生’之与‘心’亦是如此。换言之，即由物到生，由生到心，这显然的三级，其所以为增进的缘故即在通体合作的性质增加一级，其综合统御的范围增大一层，其活络自主的程度增进一步。”他强调说：“关于宇宙的构造我们以为既不是呆板的机械论，亦不是先定的目的论，乃是于呆板中逐渐创出来活动，就是于不自由中逐渐创增自由。”可见，张东荪所谓的“层创进化”，不仅指原有架构时常因缔结样式不同而突创出新种类，而且还必须是一个从简单疏散到复杂紧密，由机械呆板到通力合作并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
张东荪的“架构”论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其合理之处在于承认宇宙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其关于一个架构复杂至某种程度便会突然创生出新种类的观点，包含有量变引起质变的合理倾向；但其否认宇宙的客观实在性，则带有明显的唯心论色彩。
第三，“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依据架构论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张东荪又提出了所谓“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是“把自己弄得圆满完成”，即“人格的自己构成”。人格就是理智，它的构成不仅是“理智的有机化”，而且是“当下的理智”。由此，他提出了“主智的”人生观：“著者相信把人生完全托付与理智乃是最相宜的人生观。所谓完全托付理智就是凡事必以理智为指导。理智以为可则可之，以为不可则不做。”理智可以改造理智，我们理想的生活便是开发理智，不断改造人性。
张东荪的这一观点是在其层创进化的宇宙观基础上形成的。他认为理智是宇宙进化过程中较晚的突创品，是人生的精华。“人在宇宙中之所以为人即在其有理智，换言之，有人格，因为道德观念本在理智的范围内，所以人之一生只是一个理智的实现而已。”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发挥理智、构成人格。
“主智的”人生观同时又是“创造的”人生观。根据层创的原理，人生是奋发向上的，是“由素朴人而自己改造以成文化人，而对于文化又不断地在那里改造，去其渣滓，……其人是智明更切一层，主宰更强一层，圆活更大一层，自由更甚一层，所以这种人生观又是创造的人生观。”人生的目的是“把自己弄得文化些。换言之，即在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愈变为文化人，其文化愈高，其人格愈圆。”
“主智的”人生观同时又是“化欲的”人生观。他认为绝欲主义、纵欲主义和节欲主义都是不妥当的，只有“化欲主义”或“移欲主义”是合理的。人类的欲望是无法禁绝的，但也是不能放纵的，只能化解和转移。他主张“对于人欲从积极方面是必须把它移到高尚地方去发泄，从消极方面是必须得最小限度的满足。”这便是张所谓积极方面的“化欲”论和消极方面的“最小限度的满足”论。
谓“化欲”论，就是以理智引导情感，使情感跟着理智走。“所谓化欲主义就是把下等本能升移到高尚方面去，使其亦得满足。”所谓“最小限度的满足”论是指最小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基本欲望。人生的基本欲望不外乎饮食男女。张东荪说：“岁则吃东西，但不必吃好东西；穿衣服但不必穿美衣服；住房子不必住大房子；要老婆但不必终日跳舞讲恋爱。这便是我的最小限度满足论。”
总之，张东荪提出的“主智的”人生观，不仅强调理智对人生的指导作用，而且强调人生应该奋发向上，有所创造，故又称为“创造的”人生观。同时，他主张对于人欲只能一方面移欲，一方面给予最小限度的满足，因此它又称为“化欲的”人生观。他尽管又将它称为“乐天的”、“自然的”、“无我的”人生观，但根本上是“主智的”和“创造的”人生观。张东荪抬高理性、贬抑人欲，与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有形似之处。但“主智的”人生观以层创进化论的宇宙观为哲学基础，将人生的目的归于“把自己弄得更文化些”，强调人生的价值在于“其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进化上所贡献的影响大小广狭”，因而主张人生应该是向上奋进的、创造的，这些都是合理的、进步的，充满了近代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创造主义精神，是其人生观中的积极部分。但同时，也带有明显的“自我实现论”的倾向。过分强调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忽视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则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及价值实现的程度便不能不受到限制。
修正康德认识论学说，创立并完善“多元认识论”
张东荪是一个极具探索精神的哲学家，他并满足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不断地进行思考和研究，在哲学领域中不断开拓，从而使自己的哲学观点更加深刻。敢于自己否定自己，是他的一大长处；敢于选择艰难的研究方向，是他的特点。在《新哲学论丛》序言中，他说：“近来中国学者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不肯向难处去进攻。他们总是想向容易的地方去尝试。所以他们易于成功。至于我则最喜欢向难处研求。愈难愈要追求。”他在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后，并未停止，而是进一步向难处研求。
在《新哲学论丛》中，张东荪开始从认识论的角度立论，提出“主客交互作用说”，作为哲学体系的基础。这个“主客交互作用”的认识论，是张东荪在综合康德主义和实用主义基础上，本着认识论与本体论一致的基点上讨论了物、生、心的关系而提出的。他说：“因此我主张我们对于外界的认识，不是摄影乃是先以自己的格式吸取外界的材料，然后再变化自己的格式以应付客观的实际，于是格式愈变化而愈复杂，其与客观的对象相交织乃亦愈密”。概括而言，就是认识一方面是“以先天的格式左右后天的经验”，另一方面是“以后天的经验改良先天的格式”，从而形成主观（格式）与客观（经验）交互作用的逐层展开的过程。
不久，张东荪对认识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讨，感到认识现象非常复杂，决不是“主客交互作用”说所能解决的，因为认识中的各种因素既不互相隶属，也非层次递进，而是并列的。因此，他“依然是十分的苦闷，觉得在‘认识论’上，对于秩序（即条理）在内或在外的问题，还未曾寻出一条出路。”于是，他便对康德、休谟和新实在论等派哲学家的认识论学说进行了研究，“我总觉得休谟的主张太偏于无条理了，康德的主张太偏于条理在内界了，‘新实在论’的主张太偏于条理在外界了。这些学说都有些使人觉得不自然”，他决意综合各家学说，据此，他既反对把能知吸收于所知内或把所知归并于能知中的“一元论”观点，又反对把两者简单对立起来的“二元论”观点，也反对康德的感性、知性、理性层层递进主张，创立新的认识论观点，提出了“多元认识论”思想。
1931年12月，张东荪在《哲学评论》4卷2、3、4期上发表《条理范畴与设准》一文，初步提出了“多元认识论”观点。他后来自述说：“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一个认识论上的主张。我自信这个主张是前人所未言。因为中国哲学向来不注重知识问题。在中国以前自是没有像我这样的主张本不待言。然即在外国，以我所知，亦没有和我一样的议论。我虽不敢说是创见，然至少我可以自白确有些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不过我所创造的地方不在于其中那一点是由我作古，而在于把那些相关的各点综合在一起便成了一个从前未有过的整个儿东西。换言之，即我此说之所以为新不在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而只在于各部分间的配置与综合。因为综合是新的，所以其所得的结果亦可说是新的。”
1932年9月，张东荪将这篇文章又以《认识论的多元论》为名，在《大陆杂志》1卷3、4、5期上发表，公开提出了“认识论的多元主义”。1934年9月，张东荪出版《认识论》一书，在占全书2/3篇幅的第5章“认识的多元论”中，他进一步发挥此前两文中的观点，正式形成了“多元认识论”的新认识论思想。此后，张东荪通过思考与研究，对这一主张进行了修改，1936年10月1日在《东方杂志》33卷19号上发表《多元认识论重述》；不久，他又对该文加以修改和充实，将其收入1937年1月出版的《张菊生先生纪念论文集》中，从而使“多元认识论”思想臻于完善。他在该文中的主张，与前文并无不同，只是论证更为严密而已，用张东荪本人的话说就是：“我的主张大体上并无变更。不过因为西方学者著论往往有‘重述’（restated）之例，现在即仿效之，以成此篇。但亦有些地方是比以前稍加补充。”
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基本上沿着康德认识论的思路而来的，同时用受路易士认识论影响的结果。张东荪曾说：“我此说在大体上可以说是‘修正的康德主义’（revised antianism）。所以大部分与康德相同，尤其是在趋势上是采同一的方向。”所谓趋向上相同，就是张东荪也如康德一样，将认识论置于首位，先从认识论入手，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即由认识论到出宇宙论，再由宇宙论导出人生观。此即张东荪所谓的“方法论上的认识论主义”。他认为，“我们来今天研究经验的全体，正如对于一个球体，无论那一点都可任意择为起点，无论从那一点起亦都可以走一循环而回原处。”那么，究竟应从以何处为起点呢？他以为应以“便利的程度为宜”，因为“认知”是最根本的、最直接的、最显明的事实，“我们为研究的便利计，应当以这种最直接的、最基本的、最自明的事实为起点，这就是所谓‘方法论上的认识论主义’。详言之，即研究哲学我们于方法上主张应以‘认识论’为出发点”。
所以，张东荪一反那种从本体论或宇宙观出发建构哲学体系的传统，而循着康德的方向以认识论为哲学体系的起点，并由认识论导出宇宙论，再由宇宙论引出人生观。他于1928年编定、1929年出版的《新哲学论丛》的第一篇论文《一个雏形的哲学》及《一个雏形的人生观》，就是按照这一逻辑路径构造的，但还显得有点模糊，到此时，这种沿着康德的路向建立哲学体系的意图便很显明了。不仅如此，张东荪哲学研究的重心和核心，在较长时间内也集中在认识论方面。对于他的“方法论上的认识论主义”，他后来解释说：“于此所谓方法亦就是指居首而言，以认识论居首为方法。但这样的方法却发生很重大的结果。就是势必致于以认识论代替了形而上学。这一点在哲学史上可以说是康德的最大功绩。”
张东荪的认识论趋向虽与康德相同，但又有区别。他认为康德并不完全是把认识论来代替形而上学，乃只是把认识论作为形而上学的“绪论”或“前奏曲”。对此，张东荪解释说：“所以我以为康德对于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依然取传统的见解：即形而上学是在认识论以外。我于此处却不然。我把形而上学中的本体论根本上完全取消。而仅留有宇宙论。不过这个宇宙论却就隐隐约约宿于认识论中。这就是说，我们研究人类的知识即大致上可以窥探宇宙的结构。因为宇宙的结构虽非完全呈现于知识中，然至少二者有若干的相应。所以我们即根据在知识中所呈现的宇宙结构可加以推论而扩大之，便成为一个宇宙论。因此我的认识论同时乃就是一部分的宇宙论。换言之，即同时就是一部分的哲学。再详言之，即依我此说，认识论不是替哲学开先路，乃是认识论中即含有哲学（形而上学）。这是我与康德不同的所在。”
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虽来源于康德，但却不限于康德，同时吸收了唯用论、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流派的观点。他自己曾宣称：“我的思想来源总括言之是怀特海一流的实在论，与康德的先验哲学，以及路易斯与希勒一流的唯用主义。”
应该指出的是，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主张，是对“主客交互作用”说的进一步发展。当“多元认识论”主张逐步成熟时，他实际上已经抛弃了“主客交互作用”说。对此，他后来在给郭湛波的信中说：“尚有《新哲学论丛》（商务）系汇集旧作，但其中意见已有变化，不足为据（其中一个雏形的哲学一篇即与近作认识论不相同，故为已抛弃之见解）。”
张东荪自认为《认识论》中“认识的多元论”一章阐述的最详明，“此为鄙人最成熟棗见解迄今未有变化。”现主要依据《认识论》和《多元认识论重述》，对其“多元认识论”作一简单评述。张东荪对“多元认识论”的阐述主要包括对“感相”、“外界条理”、“认识上的先验格式”、“名理上的先验格式”以及“经验上的概念”等环节的分别论述和对“结论”的综合论述。
第一，感想（即感觉）。
